吴山越水孕育下的浙西词派（二）

朱彝尊开浙西词派之宗风，在词论方面，也数他最有建树。他论词的基本观点首先是标榜南宋，推崇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张炎（字叔夏，号玉田）。

　　在《词综·发凡》中，他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

　　他在自己词作《解佩令·自题词集》中直接声明：“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

　　此外还在《静志居诗话》中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

　　他认为南宋姜夔、张炎的词最工，是词的最高楷模。

　　基于这一基本观点，所以他对“学姜氏而得其神明者”（《黑蝶斋词序》）的沈岸登的词，最为推许。

　　浙西词派的继承者厉鹗说：“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姜夔)诸人，词之南宗也。”(《张今涪红螺词序》)

　　朱彝尊的友人汪森也把西蜀、南唐以来词的衰颓到复兴，完全归功于姜夔。他说：“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

　　由此可见，格律词派的姜夔，张炎等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浙西词派之所以标举姜、张，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姜、张词风醇雅，风格清空。因此，尚醇雅、主清空，乃是浙西词派理论的核心。

　　朱彝尊在《乐府雅词跋》中明确主张：“作长短句必曰雅词，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

　　他认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姜夔)”(《词综发凡》)，主张“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鱼计庄词序》)。

　　认为“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静志居诗话》），“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

　　因此，浙西词派用雅俗来作为论词标准。

　　汪森在其《词综序》里认为柳永一派词“言情者失之俚”，苏、辛一派词“使事者失之伉”。

　　汪积山《尊闻录》也说厉鹗“尝病倚声家冶荡者失之靡，豪健者失之肆”。

　　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认为词不同于诗，诗庄词媚，诗刚词柔，词中的正道(即“风雅”)在于婉约，不在于豪放。

　　因此，他认为南宋姜、张的慢词最雅，说姜夔的《暗香》、《疏影》 二词最清妍，说张炎“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

　　他们与传统的词人一样，以艺术形式作为衡量作品高下的唯一标准，把苏辛一派词看成是旁门左道的“别格”、“变调”，非词的正宗。

　　他们认为作词的最高境界应是张炎在《词源》中所说的“清空”境界，清疏、空灵、醇雅是浙派论词的最高标准。

　　他们推崇姜、张，意在树立一个醇正古雅的风格来救“俚”、“靡”、“伉”、“肆”之弊。

　　浙西词派的这一主张，获得一大批追随者，加之后继者厉鹗扬其波，故盛极一时，形成“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

　　因此，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说：“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

　　为了在理论上配合宣传张扬，朱彝尊还以自己的论词观点为标准，选编了唐、五代、宋、金、元五百余家词为《词综》（朱原编为二十六卷，后来汪森又增补了十卷，共收六百余家，二千二百多首词），借以推衍其理论主张。

　　《词综》是一部重要词选，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此书一出，浙派宗风愈炽。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在百余年中也有所发展变化。

　　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过理论阐述。后期，主要的词论著作有海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以评点《词综》所选词为主，阐述主张)、吴江郭麐的《灵芬馆词话》、海宁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理论阐述较多。

　　综括起来，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批评元、明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适合清初时代需要。

　　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圭皋，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适宜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

　　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夔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

　　第二，为词尊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为诗余。浙西派词人将它当作寄托家国之恨的工具。

　　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

　　第三，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词体。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

　　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

　　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

　　浙西词派的词论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现实意义。它是企图匡正明代词坛俚俗粗陋之流弊，以醇雅清空来洗除纤靡淫哇之颓风。

　　出发点有积极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不但在当时有号召力，而且对于整个清代词坛影响甚大。

　　但他们标榜醇雅清空，仅在词的格律、技巧上下功夫，而没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对作品的内容方面重视不够，题材不广，开掘不深，寄兴不高，走的仍是一条格律词派的老路。

　　这是一条愈走愈窄的通幽曲径，没有宽广光明的前途。这正是浙西词派的局限所在，也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

　　朱彝尊有时为了强调词之体色，又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尖锐，逐渐发展壮大，又随着清王朝的巩固繁荣而衰落。

　　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中出现了“三蔽”（淫词、游词、鄙词)，于是常州词派出而代之。

　　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而且，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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