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富到共富 中国如何闯过财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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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富到共富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40年是“允许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那么2021年将是中国开始探索“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新起点。

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公布，翻看这份长达9300多个字的文件，其中，“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过高的收入要进行合理的调节，尤其是非正当收入”格外醒目。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其实，早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中，就首次出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

可听到“共同富裕”的号角却让一大波首富、商业巨子们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到底在释放什么信号？毕竟，从去杠杆到反垄断，从“房住不炒”到“双减”政策，一连串雷霆手段，已让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行将发生剧烈的政策调整和战略转向。

只不过，回头看看这一切似乎又有迹可循，中国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心，财富正加速涌入中国：

一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富市场，财富增长太快。

互联网企业创下一个又一个估值神话，拼多多市值突破千亿美元，美团市值突破两千亿美元，字节跳动估值四千亿美元……一家家互联网企业动辄千亿美元的身价，映现出当下互联网行业的强大能量和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力。

根据BCG（波士顿咨询集团）报告，单是2020年，中国超级富豪人数就上升了近24%，达到7800人。

与此同时，中国超级富豪的绝对增长水平将更高。若中国富豪资产保持目前13%的年增长率，那么到2029年，中国超级富豪的资产将达到10.4万亿美元，8年内将超美国（美国超级富豪的资产估计为9.9万亿美元）。

二是资本市场的造富效应太强。

2020年上半年，光是在A股上市的就有119家企业，一共募资1392.7亿元，IPO规模翻了一番，创下5年新高。

当时上海还击败了正在疫情中的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第一的上市地，这个过程一共创造了24位亿万富豪，相当于国内两周就诞生一位亿万富豪，而且是以美元计，还没算上在港股、美股上市的。

今年上半年更夸张，光是在A股成功上市的企业就有245家，超过去年同期的两倍，募集资金总额达2093亿元……不知道今年又诞生了多少亿万富翁？

三是靠红利、摘取低垂果实暴富的人群太投机。

在股市，他们把用来给实体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变成了全球散户最多、换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在楼市，他们跟央行对赌货币政策，在一轮轮调控中把抢房战火从北上广烧到全国；在币圈，他们创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种山寨币空气币传销币数不胜数。

政策风吹向哪里，哪里有风口，资本家、投资客就追向哪里，“底层赌命，中产赌财，富豪赌国”，中国投机史里所有的崛起与毁灭，都汇聚在了这十二个字里。

暴富后的人又太嚣张。

前有地产大亨先挣1个亿的小目标，戳中了国人的痛点和泪点；后有口无遮拦的互联网大佬在2020年的外滩金融峰会上，炮轰银行是落后的“当铺思想”，嘲讽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就连徽州宴老板娘都口出狂言“人命不如狗命”……暴富人群高调炫富，资本太过嚣张，在互联网社会极易遭修理。

02

中美社会财富分配新文章

仔细观察最近几年，其实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层面已经开始不约而同地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做起了文章。

中国方面，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清查地方影子金融机构和政府债的情况，并对金融机构针对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融资日益收紧，很多逆周期而行的企业家倒在了路上；

2020年不论是政策端还是实操端，对包括阿里、腾讯、滴滴在内的互联网巨头都在强化反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的监督；

今年则以打击学区房、精准爆破校外培训机构为主要手段，逐步削减房产金融属性、指向教育机会的平等；

此外，“房住不炒”、重启保障性住房供应计划，对6亿月入1000元以下人群重点关注的节奏也在加快，而矛头直指“共产”、“公平”这些关键词。

美国方面，作为主张市场自由竞争、贫富差距最典型的国家，在“均贫富”气势上也不遑多让。

尤其是拜登上台这半年，针对财富分配的政策层出不穷：疫情后的全民大撒币；对富人加税，对科技反垄断，实施全球最低税率，打击跨国公司避税；乃至放水方式由过去的货币刺激转向财政刺激等，无一不指向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

中美两国为何同时开始关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其中固然有疫情、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风险、经济结构极度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等短期因素，更关键的还是对未来世界经济形势的一种提前预设和反应。

美国面临政府债务高企、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内部秩序失控甚至暴乱的风险，既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易向外转嫁矛盾，又无法通过科技革命来化解（反而在加剧贫富分化），只好在内部财富分配上做文章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前30年追求效率，后30年也来到了兼顾公平、公正、协调的阶段。

但问题是，中国靠着经济高速发展、财富增量的支撑来到了世界舞台中央，伴随亿万农民的大规模工商业转移、市民化转型，以及城镇居民商品房高度商品化和货币股票等金融资产的形成，还有新经济、新科技风口造富，中国早已从“个人无产者社会”进入“个人有产者社会”，建立起中国最广泛的“有产者”社会，晋级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招行发布的《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已达到241万亿元，2008—202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

此外，2020年，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2008—202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亦为20%。

此时若一味强调“共富”、“公平”，势必会加剧富人、有产者对“共产”的恐惧。一旦造成中国企业家乃至全社会有产者紧张过敏，企业家哪还有兴趣去搞创新？资本哪还有兴趣去搞投资？中国还如何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有这些又将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

诚如周其仁所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做对的一件事，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时，邓小平特意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五位解放前的民族资本家吃“火锅宴”，动员他们创办企业。

不过，最近的一些变化难免让人心生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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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闯过财富关？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特殊国情，行政化程度过高，“说放就放，说收就收”，富人很难保持自己财富的稳定性，有产者缺乏财富安全感。

但是，如今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心，财富爆炸式涌入、财富结构复杂化等都将“如何处理财富？”这个问题顶在了杠头上，必须过财富关。

那么，如何过财富关呢？

对于国家而言，往大了说，要实现社会经济有效勾兑。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确保全社会的财富，只有切实保护财产权，才能稳固信心，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从而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更多类似《物权法》、《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并落到实处，给企业家、有产者吃下定心丸。

往小了说，要实现社会、公正、协调，建立与新的社会经济、财富形态相适应的科学的财富制度，通过开征财产税等，以平滑的方式保持流动性，缩小财富代际差距。

对于富人、企业家而言，一是“戴着镣铐起舞”将成为新常态。

过往40年的中国充满了机会，无数的机会家和冒险家应运而生，如今中国正走向制度化时代，制度切换红利以及“牌照经济”都将成为过去式。

这个大背景命定了今天的资本家、企业家们必须要对财富增长路径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收敛。

二是财富“隐形化”。

蔡康永说过:我们发迹的时间太短，财富来得太快，还来不及累积富贵的品位。伴随一夜暴富年代的远去，“新钱”沉淀为“老钱”，“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的财富观将转向低调、谦逊、成熟的“贵族气质”。

正如从1代机、2代机到隐形战机，战斗机不断更新迭代，躲避敌人的雷达侦测系统。

总之，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心，能否闯过财富关，将直接事关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