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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每人每年平均会看 4 部电影，爱看电影的程度是世界第一！韩国电影无论内销、外销成绩都非常亮眼，背后是几十年来产业界带头与国际接轨、政府为基础建设打底，以及韩民族的集体与从众性交织而成。

韩国导演奉俊昊

「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事情，竟然成真了。」去年，韩国导演奉俊昊以《寄生上流》横扫国际影坛，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终于写出了「代表韩国的故事」。

「《寄生上流》获得成功，其实我们都不会觉得很意外。」韩国每年有计划地推动有潜力得奖的电影，在颁奖之前，包括政府与片商在内的背后团队在美国住了好几个月，努力让参与投票的评审注意到这部电影。

从政府到业界，韩国是把电影当作产业来看，而不是当艺术来看。这个「产业」的逻辑遍及每一个细节，包括政府补助、民间投资、电影基础建设。

很多国家的电影票房排行榜长年由好莱坞电影把持，近年榜单上却出现了韩国电影这个新面孔。

韩国电视剧剧、音乐与综艺节目等文创内容，已成很多国家观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如果只把目光放在政府的角色，反而会模糊大众探究韩流的视线。实际上，韩片发展过程，有韩民族的集体与从众性，扮演市场关键，政府则是默默铺好发展基础，加上大企业果敢又具冒险尝试等多元因素，交织而成。

韩国人爱看电影程度是世界第一‍

鸣梁海战

韩国拥有世界各国中最大的电影观看人群，每人年均观看超过 4 部片。目前史上观看人数最高的国片，是 2014 年的《鸣梁海战》（1761 万），等于 10 位韩国人就至少有 3 人看过这部电影。即便电视收视逐渐式微，电影仍维持极大市场，观众人数破千万，已成近年常态。

「当今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很多样，却还有这么多人看电影，就是很特别的现象。」韩国最负盛名的影评——江南大学韩英文化内容学系教授姜由桢，对韩国「千万观影现象」如是评价道。

姜由桢进一步解释：「从根本的国民情绪来看，韩国人认为电影是重要生活消遣方式，因此成为社会间对话的重要素材。韩国人是具同构型、且对流行事物相当敏感的民族，所以若最近有话题的电影，比起『你看就好，我不看』，会更强烈倾向于『那我也要亲眼确认后，表达意见』。」

强烈的集体与从众心态，使人们若不追随，就无法跟上话题，导致自己与社群疏离。而韩国领先世界的网络建设与普及率，孕育出开放的网络社群留言互动文化，姜由桢认为，这让人们很早就享有陈述意见的多样管道，加上韩国电影本身具浓厚社会议题取向，更容易成为交流话题。

韩国人这番社会性格，成为撑起电影市场的重要力量，但电影史上首次「千万观客」现象，至 2003 年上映的《实尾岛风云》（康佑硕导演）才首次出现。实际上，为数众多的观影规模，是 20 多年来打造电影产销环境后，慢慢「养」出来的。

「电影的成果，是和社会发展同步的」‍

军政时代，韩国历经电影发展的「撞墙期」。朴正熙总统任内，成立制作公司，严格管制电影产业，让电影情节显得别扭，导致趣味降低，是当时人们逐渐远离国片的主因；全斗焕总统执政后，为转移民众对政治的注意，开放让情色元素出现在电影中，更导致韩片质量低落，导致外片成为市场主流。

「韩片的成果，是和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发展了，观念改变了，电影才能被自由地制作出来，不再是扭曲的电影，而是描绘时代感性的作品，这事实上，正是当今韩国电影的特色。」姜由桢评论道。

1988年，韩国成功举行汉城奥运会，举国首次尝到在国际舞台上当主角的风光滋味，众人领受到了「国际传播」的影响力。而随着经济起飞，在朴正熙时期被扶植起的财阀，也累积起了更多资本，开始扩展本业之外的新经营项目。

意识到社会对影音内容的需求增加，但电视已处于式微局面，加上录像带兴起，松散且待开发的电影业，成为各大财阀纷纷跨足投资的新蓝海。

企业带头与国际接轨‍

1990 年代初期，靠《侏罗纪公园》席卷全球票房的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与友人筹划成立新的电影品牌「梦工厂」，正在物色投资人。

当时，热衷电影的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显露出极大野心，提议单独出资 10 亿美元入股，「三星或将入主梦工厂」的消息，一时甚嚣尘上。

但这份提议并未被接受。实际上，斯皮尔伯格等人并不缺金主，比起要由一家企业独霸，他们更欢迎多人合作，发挥创造力，来发展梦工厂。

「当时李健熙心想：『我是世界第一企业三星的会长，跟你们携手，你们得感谢我们才是。』结果被拒绝后，他几乎就打算收掉电影事业。」影评出身、曾担任各项影展评审的西京大学韩日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郑智旭说道。

李孟熙

没想到，在梦工厂拒绝李健熙后，又有另一家韩企姐弟找上来，他们是第一制糖公司（CJ）会长李孟熙的长女李美敬（现任副会长）与长男李在贤（现任会长）。其实 CJ 和被拒绝的三星系出同源，李孟熙正是三星会长李健熙的亲哥哥，但两家公司向梦工厂的提案却完全不同。

CJ 姐弟投资的目的，「是希望能自己在韩国展开电影事业、获得有系统的协助，所以想构筑真诚且具创造性的伙伴关系。」财经记者出身的作家高成妍在《CJ 的想法》一书中如此强调。这本书也是目前为止，韩国少数追踪探讨 CJ 进军影视业的书籍。

姐弟俩意识到好莱坞的成功，在于「产业化」。从规划、投资、制片、营销到上映，皆建立起专业分工及标准化流程，使电影规格化成为大众娱乐的资本商品。同期的韩国，制作公司寻资困难，负责营销并将电影推广至影院的发行商，角色不受重视，专业分工未有效建立，就像手工业，亟待系统化整合。

因此，CJ 姐弟投资梦工厂 3 亿美元、成为第 2 大股东，但条件是，梦工厂得将电影事业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传授给 CJ。

相较李健熙的财大气粗，CJ 姐弟提案「携手共创事业」的构想，打动人， CJ 于1995年，破天荒拿下梦工厂除日本外的所有亚洲地区版权。

CJ 设立了「代理发行梦工厂电影」与「投资韩片」的双头并进策略。事实上，光是前者就能让 CJ 财源滚滚，CJ 却愿意投资当时国片普遍被视为无法赚钱的国片，借由代理发行的获益来培育韩国电影。高成妍透露，这番决策存在「民族危机意识」。她写道：「若不这样做，结果将使韩国市场往后受外资和好莱坞片厂摆布，届时连『让韩片成为企业维生方法』的想象，都将如泡沫般四散。」

自 1995 年取得梦工厂代理发行权后， CJ 设立多媒体事业部（即现在娱乐媒体公司 CJ E&M 的前身），至 2004 年为止，撒下共 5 千亿韩元的巨资，投资与研究各种影视内容产制，并成立电影发行商与连锁复合型戏院 CGV，从制片投资到电影上映，全盘经手，垂直体系正式成形。

而从投资电影事业开始， CJ 就派员至梦工厂现场，考察学习电影技术与管理模式，做了 2 个对产业重要来说非常重要的改变：财务透明、专业分工。

早年入手工业的韩国电影业，通常制片与营销都是制片商全包，更不时得向戏院「塞钱」，央求让自家电影上映。为此，CJ 推出制片预算的执行准则，要求制片商力行财务透明，并同意遵循准则，才予以投资合作；同时让发行商独立，由发行商规划营销，交给戏院上映。

不但财务透明降低投资风险，也能透过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由洞析市场喜好的发行商，做出对片子最有力的宣传策略，减少制片商作业负担，并提高电影能见度。

政府支持金扶植出《釜山行》延尚昊等多名导演‍

釜山行

在 CJ 投资韩片并逐渐确立分工生产体系的同时，韩国政府也开始调整电影政策走向。于 1995 年韩国出台了《电影振兴法》（至今则整合为《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

法律的变革，象征电影业转变为政府应给予辅导支持的对象，并于 1999 年交由「电影振兴委员会」（下称「影振委」）执行，负责给予韩片补助支持、兴建电影拍摄场地、统计票房与从事市场调研等工作。

「比起商业电影，其实影振委对（非主流）艺术电影支持更多。」郑智旭说道。「政府的间接支持项目林林总总，比如由国家兴建拍片场地，并以更便宜的价格提供拍摄，让制作团队能节省制作费；另外，电影后制作业的相关设施，影振委也会提供。」

包括《共同警备区 JSA》与《老男孩》等知名韩片，都是在影振委所兴建、占地 3600 坪的南杨州综合摄影所拍摄。此外，影振委旗下还有韩国电影学院，提供电影基础认知与制作共两年学程，培育非科班出身者的制片能力，协助进军业界。《寄生上流》的奉俊昊导演，就是此地出身。

「影振委的机能，与其说是『去培养电影业』，其实更扮演着巩固产业基础人力的角色。」姜由桢评价。她更一步提到：「《釜山行》的延尚昊导演，早先就是接受影振委支持金，制作动画起家，慢慢累积实力而出线。所以我认为，最初若没去支持人才，电影产业是无法扩大走出去的。」

江南大学教授姜由桢认为，韩国电影议题导向性太强烈，让海外观众难以接近。西京大学韩日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郑智旭则分析，韩片从 1980 年代起就在国际影展上获得佳绩，但早年电影艺术性较强，艺术作品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并不容易，是随着韩流为大众所知而渐渐兴起的。而相较于音乐、电视剧，电影输出的成本又比较昂贵，还得付钱进入电影院才看得到，一般人要接触都会有些距离，这都是韩国电影输出商业成功较晚的原因。

找到普世创作题材 韩国积极抢滩海外市场‍

「养大」本土市场后，韩片也透过发行商积极外销与在世界布局设点，顺利进军国际。郑智旭认为，主因在韩片「活力过剩」而吸引人，「从脚本安排与演员演技都是这样，所以能演出激情戏码。」

相较「活力旺盛论」，同为影评出身的姜由桢则认为，韩片能进出海外，是因为已找出自身独树一格的特性，尤其是透过众人可接受的题材下，带出对社会的关怀或反思。

「包括朴赞郁导演在内的大牌导演们，他们共通处在于，有能力制作具社会意识的大众电影。像美国电影太过大众性，韩国则能把美国片中被拿掉的社会意识或讯息，包含在电影中呈现，而受到青睐。」姜由桢评价道。

姜由桢认为，早先的韩片，就是议题导向太强烈，反而会让海外观众难以接近，成为韩片较其他韩流形式更晚取得商业成功的主因；但当今年年轻一代的导演，会更重视「题材」的普遍性，让海外观众观看也能无负担享受。

而早年韩国无稽核机制，各影院靠撕电影票根来计算票房及收益，但缺乏监督机制，导致票房统计存在极大的操纵空间。影振委便导入整合型电算系统网络，稽核各地戏院票房与观客数，汇集成全国排行榜，发布日、周、月、年等统计数据，更能精确掌握市场动态。郑智旭认为，国税厅不但能确保税收，也能透过数据来随时检视市场动态，是奠定韩片起飞的基础。

原先影振委营运与补助电影发展的资金由国家拨款，2007 年起，政府推动新制度让每张电影票价格的 3%，纳入「电影发展基金」，成为影振委的财源，确保政府能安定扶植国家电影产业。2020 年的电影发展资金（来自 2019 的电影票）规模就达到 1015 亿元。

而政府历来对电影的支持，除提供拍摄与制作便利外，也对申请并经过审核通过补助案的作品，提供数千到数亿韩元不等的支援金。

缔造电影商业成功 却难有下个奉俊昊？‍

但 CJ 的电影事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如一开始对新锐电影制作团队也不吝投资，每部片可提供 200 至 300 亿韩元的巨额资金。起初成绩斐然，但至 2000 年代中期为止，CJ 巨额投资与发行的电影，票房皆告惨败，反倒是 CJ 的对手们，抢走更多光环。

高成妍在《CJ 的想法》中提到， CJ 靠着审视投资方向、投资不再寡断并广纳全体员工意见、更投资包括计算机图形（CG）、3D 特效等各种虚拟技术，尝试以创新技术度过难关，更见证了韩国电影起伏的 20 年。

CJ E&M 电影部门强调「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多个电影制作企业放弃投资之后，我们的最高经营层，仍坚持持续投资」。CJ 自评，尽管投资韩片历经长期赤字，但视文化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价值下，超过 20 年未予放弃，才能于当今韩流产业中独当一面。

当年那个向好莱坞梦工厂提案的姐弟，许下了打造韩片基地的梦想，已经逐步实现。

「影音事业可视为 CJ 集团营造自己形象的一环。电影本身占 CJ 收益比例相当小，但这对 CJ 都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他们累积持有的文化力量。就算一般人去买 CJ 其他非电影类商品服务，都会知道， CJ 电影做得很好，是投资文化产业的公司。」郑智旭解释。 CJ 也响应，「我们认为文化事业与内容产业，无法单凭眼前的短期收益，来判断是否具商业价值。」

只是高度商业化、又以财阀独占的事业的韩国，仍存在着发展的隐忧。张心望就直言，韩国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就比较少，「除非你能证明自己的风格能得国际大奖，不然在韩国很难出头，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会牺牲掉这些。」

2019年的时候，CJ E&M 发行的电影，总体市场占有率为 44.6%，是其他竞争对手乐天、NEW 娱乐与 SHOWBOX 的 3 至 4 倍。同时拥有「一条龙」事业（制片、发行、到影院放映）的财阀，制片公司能更无经济担忧地拍片，发行商和影院也都能不断获得高水平的作品，维持收益。但只要不是大公司投资的电影，在市场上的能见度就会遭排挤。

「这就是韩国电影的明与暗。」姜由桢感叹道：「现在几乎所有商业片的资本、导演、人力，都会跟 CJ 沾上边。每当电影评选季，各项准备工作都由 CJ 副会长李美敬亲自安排；但不知名的导演，要和 CJ 携手，就非常困难。韩国电影能急速成长，得归功于 CJ ，却也因此导致韩片太过依附在 CJ 身上。」

郑智旭和姜由桢两位影评出身的文创学者，一致认为垂直流通系统，只会独善其身，加上财阀为获利最大化，在电影投资与营销上，都尽可能迎合大众口味，可能压缩到导演的个人风格。

姜由桢提到，「影振委支持规模还算小，而要通过 CJ 的『商业审查』也不容易。现在，新锐导演要像奉俊昊一样，执导出优秀稀有又富个性的作品，越来越困难。」郑智旭也担心地表示：「现在韩片看起来发展得很好，若持续下去，就会变成固定模式；只要有『更有趣』、『更独特』的外国片进来，韩片市场就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