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之忧：中国放流50多年，全是在为俄罗斯“交罚款”？

黑龙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流域内水系发达，共包含1918条河流以及6000多个湖泊，冷水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

和长江、黄河不同的是，黑龙江位于中俄边境的交界处，中游和上游的左岸在我国境内，下游则位于俄罗斯境内。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俄两国在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有不少相矛盾的地方，渔民越境捕鱼的现象偶有发生，渔业管理略显混乱。

黑龙江传统渔民

在上世纪50年代，黑龙江地区由于位置偏远，来到这里定居的人口并不多，生物资源的储量相当喜人。当时的北大荒地区（包括黑龙江沿岸平原）有一句非常流行的俗语，叫“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用“瓢舀鱼”来形容游鱼之多，可以想象当时的鱼类资源是多么丰富。

据资料记载，黑龙江的鱼类共有106种，比较出名的有大马哈鱼、鲟鳇鱼、狗鱼、黑龙江茴鱼、细鳞鱼、哲罗鲑等等。在这100多种鱼类中，有88种都是黑龙江的土著鱼（也有资料称是92种），占物种总量的83.8%。这些土著鱼构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群系，是水生生物基因库的重要财富，具有重要的生态保育价值。

从科学研究和商业开发的角度来看，这些土著鱼资源都堪称是黑龙江的珍贵“财产”，具有高度的不可替代性。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黑龙江中游和上游的天然捕捞量却越来越少，渔获物的体型也在向小型化、幼龄化的方向发展。

据文献记载，1949年时黑龙江流域的渔业总产量仅有1.8万吨，2007年就飙升到了48.7万吨，产量增加了26倍。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份了不起的成绩单，但是渔获物的来源与构成却暗藏“玄机”。

当地的渔业产量之所以能飙升几十倍，还是要归功于水产养殖业的蓬勃发展，和野生鱼的种群资源并没有直接关系。在1949年前后，当时的人工渔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商品鱼都是野生的。到了2007年，野生鱼在总渔获量中的占比就下降到了11.3%，人工养殖逐渐成为了当地渔业生产的主流方式。

野生鱼小型化

业内普遍认为，水产养殖能够缓解人们对野生鱼的捕捞压力，对土著鱼的保护来说大有裨益。但奇怪的是，黑龙江流域的土著鱼并没有因为养殖规模的增加而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

黑龙江抚远江段的老渔民反映，50年代经常能捕到的鱼类有四大家鱼、狗鱼、翘嘴鲌、黑鱼、哲罗鱼等20多种，而且个头儿都比较大。到了90年代末期，这些常见的经济鱼类明显减少了，尤其是哲罗鱼、细鳞鱼、青鱼以及鳊鱼，在70年代之后就没有再捕到过。

抚远鱼市场上的大马哈鱼

老话说得好，“窥一斑而知全豹”。在黑龙江众多的特有鱼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是一种洄游性鱼类，平均每隔4年完成一个世代的生长周期。性腺发育成熟后，繁殖群体在每年秋季从西北太平洋溯河而上，最终到中国境内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产卵。

每年的洄游季是捕捞大马哈鱼的最佳时机，下游的俄罗斯渔民早已算准了时间，在近海和内陆河流的洄游通道上布下了天罗地网，轻轻松松就能收割大部分资源。

俄罗斯渔民用流刺网捕捞的大马哈鱼

北太平洋的鲑鱼渔场，洄游到中国的大马哈鱼是西北太平洋鲑鱼的一个分支

尤其是近几年，俄罗斯海产部门又加大了对远东地区的渔业建设力度，意图将远东打造为俄罗斯的海产重地。在这背后，西北太平洋和内陆的鲑鱼资源（包括大马哈鱼）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如此一来，黑龙江流域的大马哈鱼还将面临更大的繁殖压力。

大马哈鱼的资源利用究竟有多不均衡？不妨先看一下中国的捕捞量。

在五六十年代，黑龙江渔民能够捕捞到的大马哈鱼在100万尾左右，七八十年代下降到56～60万尾，2006年仅有6万尾。大马哈鱼产业在黑龙江流域陷入颓境，这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过去常见的马苏大马哈鱼、驼背大马哈鱼等物种目前已经基本绝迹。

1949-2007年大马哈鱼的捕捞产量

再看看俄罗斯。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是北太平洋最主要的大马哈鱼捕捞国，当年登记的总渔获量为31.1万吨，大约9100万尾。其中，日本的渔获量独占一半，俄罗斯和美国各占四分之一，按照这一比例来计算，俄罗斯当年捕捞了2275万尾大马哈鱼。

在黑龙江，分布区域减少、野外种群数量下降是很多土著鱼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在大马哈鱼减少的同时，黑龙江茴鱼、江鳕、滩头雅罗鱼、乌苏里白鲑的种群数量也在急剧减少，野生鲟鳇鱼、花羔红点鲑、细鳞斜颌鲴等物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黑龙江土著鱼集体陷入“难产”，和不恰当的捕捞方式有很大关系，水利工程和水质污染也难辞其咎。

大马哈鱼幼鱼

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黑龙江流域还能勉强维持一定的天然捕捞产量，但主要的生力军已经不是自然繁殖的野生鱼，而是人工增殖的放流鱼。通过人工孵化并放流鱼苗，能够使部分珍稀鱼种的种群生存得以延续，还能够增加常规经济鱼种的产量（主要是鲢鱼、鲤鱼），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在2020年，黑龙江省各地渔业部门的增殖放流资金达到了1074万元，放流的鱼苗数量为1.05亿尾，其中就包括234.5万尾的珍稀濒危鱼种，比2019年增长30%。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6月，黑龙江省渔业渔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成功救助了一条300斤重的雌性达氏鳇，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危”物种，同时也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利用人工繁殖技术，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了32万尾达氏鳇幼鱼，最终也放流到了黑龙江干流。

300斤重的雌性达氏鳇在渔政人员的护送下重回黑龙江

遗憾的是，增殖放流并不是万能的，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黑龙江中、上游渔业“难产”的问题。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现象是：各地的增殖放流站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大量放流大马哈鱼，但到目前为止，每年洄游的大马哈鱼种群依然未见明显增加。

在相对封闭的水域内，增殖放流被视为一项具有高回报率的渔业“投资”，但在开放水系，“投资”的回报率并不能得到保证。更何况，黑龙江是中俄的界河，国内科研机构为放流所做出的努力，需要俄罗斯渔民的积极“配合”，否则放流的成果就可能“胎死腹中”。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马哈鱼捕捞业

因此，更有效的措施是加强与俄罗斯远东渔业部门的沟通与交流，由中俄双方共同保护珍稀的土著鱼种，在必要时可以达成渔业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资源养护和渔业开发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