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还谈感情，

你不觉得是一件危险的事吗？——《独立时代》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是杨德昌创作生涯中的经典之作，电影藉一桩1961年的真实少年杀人案（茅武杀人案）为底本，以中学生小四的故事开展，牵出整个60年代的台湾社会图景，慢慢导引至结尾具毁灭性的一刀。

时代杀人

在“杀人”这叙事母题下，杨德昌要处理的是“时代杀人”。

他选择检视复杂的共犯结构（而不是直接描写心理），架构出当时苍白压抑的大环境，从而批判时代杀人。

军事戒严（坦克、军人、墙上的革命标语）、白色恐怖、在闭锁的氛围下，社会遍布腐化：

学校成了国家暴力的缩影，是小公园与217两个帮派的角力场地，上课像被逼供／规训；司法系统是统治阶级的爪牙；即使医疗系统亦显得冷漠。

片中有几场二人谈话刻意听不到内容，以突显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整个大环境。整群60年代青年进退失据，呈现出一种集体焦虑。个体则被“溶蚀”在各种权力网络中，他们茫然如扯线木偶，根本无法超越大环境的宿命，唯有靠组织帮派壮大自己。

反成长

纵观杨德昌的电影，“成长”是他一直关心的主题。由大环境到家庭，成长中的小四如处在十字路口，被“变与不变”的张力拉扯。当中的暧昧复杂，令那一刀不能被简化成“因为…所以…”的逻辑。

小四是“反成长”的。当他第一次被记过，父亲怒斥老师不公，并告诉儿子“要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相信”、“你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决定”；父亲甚至被妻揶揄：“人家去学校是大事化小，你去学校是被记过”。但经历政治压迫后，他的教育方式变了。第二次记过，他没有再替儿子伸张正义。

上一辈的信念动摇，小四的信念刚萌芽一下子被推翻，加上一次又一次目睹帮派杀人；山东伪造车祸害死Honey；被退学；小马夺爱等等，这都向他展示了“世界是不公平的”。

小四处于反抗和寻找的痛苦状态，但在“变与不变”中仍有挣扎。其中一幕，他本想用砖头向杂货店老板报仇，但见他喝醉掉进坑里，心有不忍又把他救起，可见其单纯正义始终“不变”。

反成长，意味下降／堕落。小四在焦虑中找不到出口，看不到希望，于是把其对学校的不满，对父亲变得妥协作出痛击──拿起球棒击碎灯泡，同时击碎光明。

现实坍塌

当寻找变成徒劳幻象，小四更感迷茫，他蜷缩在黑盒般的狭小衣橱，一如自身无路可出的处境。最后他把希望寄予小明，说：“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只有我能帮你”。

话的重点在于一切“不变”，因为父亲、Honey、小马变了，他希望一切不变。可是一直被认定是纯洁的小明却说：“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二人也希望“不变”，但小明指的是世界的残酷本质不变。说话击穿了小四的心理底线，世界崩塌了，压在他手上的刀。除了刀，他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抵抗。于是，小四循着青春的迷惘，被时代推向刀柄，刺向小明。但他挥的不是刀，是理想，刺死的不是小明，而是崩塌的现实。

多刀捅进身体后，他还说“站起来啊，你不会死的，相信我。”

画面后景是人来人往的诡谲空间，甚至比杀人的前景更明亮。

人们继续看书或走动，残暴被日常收编，谁都没有踏前一步，弥漫诡异的荒凉。或许这就是牯岭街（世界）的生存法则，亦即是“时代杀人”。

A Brighter Summer Day

片中以明灭不定的灯光贯穿 A Brighter Summer Day （英文片名）的题旨：

电筒的灯光、突然停电、被击碎的灯泡……

杨德昌以小四的眼光审视社会，本身已有残酷青春的意味，他甚至将成长的黑暗推至极致──凭吊青春。

在片场拾获电筒后，视力不佳的小四与它一直形影不离，因为有光才能在漆黑中寻找出路。

其实不只小四，而是一整代人都在黑暗中寻找A Brighter Summer Day：包括被杀的Honey、小明、杀人的小四、向现实低头的滑头……他们的命运如小猫王的录音带／给二姐信上的「小四」署名，被人随手丢进垃圾桶或被嘲笑。

年轻的生命从未被认真对待。

电影结尾，阳光普照，母亲怅然拿着儿子的校服准备晾晒。一年过去，收音机如开场时读出的大学发榜名单。但小四在囚。世界继续运转，一个一个名字下的生命尤如空壳。

A Brighter Summer Day，are you one lonesome tonight？

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在《娱乐至死》中，赫胥黎警告世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奥威尔担心“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赫胥黎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因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而是“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观众的笑声何等讽刺，又何等苦涩，好像戏内戏外上演着“人人都是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