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武的电视、电影好像带了点儿命运的意味，越严肃地思考人生，人生就越发荒诞。

北野武的自述，讲述了北野武鲜活而异常真实的生活。

兄弟，女人，酒，还有两场车祸，他肆意妄为，却也勇于担当，有时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双重人格。

自述总是迷人的，带着点儿狂妄中的小忏悔，带着点儿后怕中的小庆幸，又带着点儿满意中的小害羞，讲述着如何活的不再害怕无聊和厌烦。

北野武自述：

我（北野武）是在东京北边一个属于工人、工匠、木匠的区域里长大的。在足立区的千住，更确切来说是梅田。那是非常贫穷的住宅区，可以拿最黑暗时期的纽约莱姆区来比喻。1945年的梅田，有些地方还是一堆铁皮屋，比《血与骨》这部电影里大阪郊区那种不卫生的破房子还要糟。当时的生活条件很惨，而我的童年呢，就说……很艰苦吧。进入中学以前，我都不明白这一区的状况究竟有多糟，直到稍后才注意到这件事。以前我甚至为自己住过这里而觉得羞耻。

将近10、11岁的时候，我在街头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梦想着搭电车，喜欢玩陀螺、放风筝，跟朋友一起打棒球。这一带的街坊邻居就像一家人似的，经常互相帮助。

我记得，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屋子前后小不拉叽的院子里种菜。母亲们会在河边洗衣服，有时候隔着几米就有人在河里洗澡。男男女女会花不少时间在钱汤里闲聊，那是大家齐聚一堂、碰面的地方。晚上稍晚一点，男人则会在当地的酒吧里碰头。

在街头，我还发现了“香具师”和“的屋”的神奇把戏。

坚强正直的母亲

北野武与母亲

我的母亲，名字叫佐纪，是个聪明、自信、要求严格的女性，绝不让自己任人摆布。她读过书，而且以自己的学历为傲。我母亲能力很强，但我父亲让她过得很苦。我不认识那个她先前一起共同生活过的男人。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战争期间被海军征召入伍，而她选择离开他，跟另一个男人展开新生活，也就是我的父亲北野菊次郎。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决定。所以说，我父亲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的家庭背景清寒，家里是以最低生活限度在过日子。我们家由两间狭窄的房间构成，其中只有一间有颗亮度不足的电灯泡提供照明，所有人都尽可能挤在这间房里。这个家里住着我的父母亲、两个哥哥、我的姐姐，以及我的祖母，生活过得很拮据。我的胃永远饿到抽痛。

我的父母，尤其是我母亲，坚持要我们好好受教育。她鼓励我们用功读书，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她本人也经历过一段艰苦的童年。她在年幼时，就失去母亲。她的父亲再也没办法养家时，她才13岁，却不得不开始工作，先是在东京有钱人家里帮佣，接着又干了很多零工。总之，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情况。

我母亲秉持着自律和绝对尊重他人的观念，把我们——我哥、我姐和我——抚养长大。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简朴，但是我的母亲非常努力，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想摆脱贫困。

最重要的是，她希望哥哥、姐姐和我养成某些规矩与价值观，一心要把我们教育成堂堂正正的孩子。她教我们规矩，教会我们良好的餐桌礼节，所以我们全家人一起吃的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名符其实的仪式。我们家每个人都必须懂得正确的礼仪。这一点对我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在她的要求下，大家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使用筷子。筷子必须摆好，要正确地夹住食物，绝对不可以插在饭里、不能拿来戳刺任何食物（因为这些动作会让人联想到葬礼仪式），也不可以用来夹东西给别人看。在我们家，晚餐不只是令人期待、可以吞下好吃的东西，还有补充体力的时候，也是我们全家团聚的特殊时刻。它在我母亲眼里就是那么重要。

我母亲是很有原则的女人。她想给我们最好的。她也可以非常温柔，对我展现柔情。有时候她也会动手打我，我的父亲则从来不曾给过我一拳或一记耳光。不过，尽管有她的抚慰与温柔，我还是经常逃跑。我是很野的孩子。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读书。她最操心的事，是要不计代价送我们进小学、中学、高中，以及大学。为此她尽了一切努力。要不是她，我一定老早就放弃学业了。她坚持要我们上暑期辅导，让我们学英文与书法。要是我们不认真读书，她就会处罚我们。我的母亲非常勤俭，连最小的钱都要省，好给我们买学校用品和教科书。

她经常说文学在生活中没半点用处。有一天，她把我痛打了一顿，因为我在看漫画。她也不喜欢看到我画画。但很奇特的是，有些夜晚，她会站在我们后面好几个小时，手里拿着一盏灯，好让我们有足够的光线看书。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我11岁的时候，她几乎是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拖到一家位于神田的书店，帮我的每一门主科都买了用来准备学校考试、内容满是习题的参考书，包括文法、地理、算术、汉字等。

至于我父亲，不提也罢！书本和汉字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在文学方面才会那么差劲，有一大堆汉字不是很会念，跟我的大哥完全相反。他比我聪明多了，早早就考上很厉害的东京大学，却花了更多时间兼差打零工，好养活我们一家人。尽管如此，这一切也没能阻止他努力念书，甚至以后还继续深造。

小时候，我上的是足立区公立小学。这是一间有钱人家子弟就读的学校，到今天仍然极负盛名，学生会带着价值三万日元的手机去上学。它当时的校名是梅岛第一小学校。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位藤崎老师，当了我五年的导师。他让我印象很深刻。以前他在一所专门学校教过书，后来才来到东京定居，在我们学校当老师。他让我学会所有的东西：音乐、运动的重要性、数学、风琴……偶尔，当我没有好好写作业，他会出手打我的头几下。这时候，我就会想象自己是班上的另一个小男孩，看着小武挨打。我不再存在自己的身体内，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我的方法，让自己不去感受任何痛苦。

回忆这段岁月、这些苦乐参半的日子时，我就会想起一件我忍不住犯下的丑事。它发生在我姐姐刚结婚的时候，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母亲把姐姐的嫁妆藏在一个袋子里，放在家里的衣柜里。我干了什么？我把钱偷走了。60万日元。一大笔钱。当母亲发现钱不见时，发了一顿令人难忘的火。她开始祈祷，然后叫了警察。等警察来到了家里，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我是这起窃案的始作俑者，我母亲开始大喊：“他偷了他姐姐的嫁妆！他偷了他姐姐的嫁妆……”

之后我有一个月时间没回家，用这60万日元吃喝玩乐。等到我终于回家时，我母亲快气疯了。全家都气疯了。我母亲抓起一把刀，开始尖叫：“我要杀了他，然后我再自杀！”这时我祖母抓住那把刀，也喊道：“不，要杀了他的人是我！”两人最后大吵了一顿才冷静下来。我父亲呢，他在一旁倒是看得很乐，还边看边喝着清酒。

我的暴君父亲

我父亲菊次郎最早是个工匠。他本来在制作漆器，后来在我母亲的协助下，改投入日本弓的制作，但时间不久，因为这个工作赚得太少了。我记得当时邻居都叫他“弓箭师傅”。

当时，在日本战后的住宅区，只有最幸运的人才有固定的工作与薪水，结果我老爸成了建筑工地的油漆工人，只是这样赚的钱还是不够。他赚钱赚得很辛苦，甚至还兼差打零工。另外，有件事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秘密：我们都知道，尽管他不是专业的黑道，地方上的小混混、帮派分子却要求他为他们工作。他接受了，也许是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家跟其他人家一样，周遭都是帮派分子。这些地方上的黑道分子还蛮宽厚的。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因为他们会带头告诫穷人家的孩子和青少年：“喂，我说你们啊，别在街上鬼混，不然你们最后一定会变得跟我一样！”这种话可是有它的效果……

总之，在当年，建筑油漆工的工会跟黑道是有牵扯的。天晓得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身上都有刺青？我父亲他确实浑身都是刺青，只是比较像昔日工匠的那种风格。就说我老爸是不得不或多或少去接近他们的吧。不过，别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家就得救了……我老爸一直都没办法改善家里贫困的境况，好好地养活我们。有时候我跟我哥会去帮他的忙，穿着破烂的衣服，跟他一起去粉刷商店的墙壁、房屋的楼面。这种差事真的很苦……

一大早，我老爸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离开家，把油漆罐固定在脚踏车的置物架上，展开崭新、与其说令人疲惫，更像是无聊至极的一天。他总是给人努力工作的印象，但那只是假象。他最爱的消遣还是喝酒玩乐。他把时间花在酗酒上，从早上就开始喝。他也很爱玩，特别喜欢赌博。他玩得很凶，而这也没办法改善家境。他把他微薄的收入几乎全输在柏青哥上。

当他碰巧玩赢的时候，主要都是拿来换几包香烟，回到家后就把烟藏到橱柜里。我曾经在橱柜里翻出一些巧克力、口香糖和牛奶糖，可是我老爸连一颗糖也没赏给我过！

我老爸是个内向的男人，非常闷，冷漠到近乎粗暴的地步。在家里，不只我们怕他，我母亲更是怕他抓狂。我们一天到晚听到他们吵架。那时候，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叫做“小小”。当它在夜里很晚的时候吠叫，就表示父亲回来了，我们会马上跑到房间里躲起来，然后，听见母亲对他说：“孩子们都睡了。”通常这时候，他刚在柏青哥玩了好几个小时——白天赚到的微薄工资当然都输掉了——刚一回到家就开始喝酒，然后家里的状况就会立刻变糟。他会变得非常粗暴，殴打我母亲、对她饱以老拳——如果不是打他自己老母的话！真的很悲哀。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听到母亲叫喊、抵抗、哭泣。我老爸是个恐怖的暴君。有时候，在闹得鸡飞狗跳后，不知悔改的他还会不见人影好几天，不让我们知道他人在哪里。我们这些孩子的事，他从来没放在心上。这男人，完全不能依靠。

我父亲讨厌美国人。那份憎恨，完全发自他内心。在我6 岁左右时，风和日丽的某一天，他决定带我去看海，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我们搭火车去江之岛，一座位于东京南方五十几公里处的小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不会游泳。海水很冰冷，波浪闪闪烁烁，涨潮落潮，海水的泡沫，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这个经验很吓人。至于我父亲，这天他想用泳技让我刮目相看，结果差点淹死！在最后一刻，才被人从海里救上来。

回程的火车上挤满了人，车上有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一个外国人。我想他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看到的外国人吧，就坐在我们面前。那是个美国军人，非常高大，穿着体面的制服，长得很帅。当他用日语跟我说话时，我感觉有点像看见上帝一样！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还站起身来，把座位让给我，然后又给我一条巧克力棒。这举动对我父亲来说太过分了，让他无法承受。老爸他激动得按捺不住，被这个外国人的态度搞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由自主要向他道谢，样子却几乎像是在道歉，有点做过头了。我看着他真的就像拜倒在那个外国人面前，不停对着他鞠躬哈腰。

当时我觉得这么做应该很正常，因为这个把我迷住的美国人，应该确实就是上帝没错。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当我景仰这个外国人的同时，我觉得我父亲做得太过火，缺乏自制力与自尊。

让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个美国人，得到他儿子的欢心——这一点对老爸来说实在太难承受……当时我年纪还小，不是很理解这当中牵涉到的状况：战争，战败，占领，美国人出现在日本领土上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倒是千真万确：打从我第一次在江之岛看到大海的这天起，也许是拜一条巧克力棒之赐，我对美国人没有特别的敌意。

我父亲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他酒喝得太多，从来不照顾我们，也不照顾他自己，所以后来病得颇严重。他中了风，大脑缺氧，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躺了八年。那是非常难熬的八年。我母亲和哥哥、姐姐会轮流去看他，几乎每天都去。有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在医院里打地铺，因为必须帮他张罗三餐。不过有时候，反而换我母亲病倒，或是其中一个哥哥感冒着了凉。这种时候，我就必须变能干坚强，尽可能担起责任，守在父亲床头协助他，因为他几乎无法动弹。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毕竟那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事要忙。

记得有一天，我母亲想帮他梳洗一番，他却老大不愿意。但母亲坚持，然后在试着清洗他上半身时，发现他拒绝抬起左臂，只能硬把他的手臂举起来。结果她看到了什么？一个刺青！还是一个人名：SACHIKO。那是母亲某个密友的名字。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我父亲在手臂下刺了情妇的名字，而她是我母亲的朋友！老爸他羞愧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母亲很想打他，难过到很想当场宰了他。

我从来没对我父亲说过话，他也几乎从来没对我说过什么。我记得自己只跟他一起玩过一次，就在他带我去看海的江之岛海滩上。那是我仅有的记忆，是我跟他在一起，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一直保留着对于大海的印象，而且经常出现在我的电影里……

童年时期，我父亲真正跟我说话的次数，了不起不会超过三次，顶多四次……但最惊人的一次，是他临终前在病床上告诉我：他很后悔自己没跟我说过几次话。不觉得这有点太迟了吗？1979年某一天，电话响起。我父亲在医院过世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理解我们错过了什么。

（《北野武自述：无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