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领读｜我要和你做春天和樱桃所做的事

平日里揶揄某位酸腐友人时，我们常说“你是诗人吧？”，对方也会反唇相讥：“你骂谁诗人?你才是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这样的打趣似乎说明了诗人某种意义上可能真的是异类。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其中有门课程叫“英美诗歌”。我完全想不起当年学了什么，甚至记不起这门课最终得了多少分，印象中全是一位何姓老师满教室踱步、摇头晃脑、自顾吟诵的样子。直到若干年后，我遇到了一本书，才蓦然明白了老师当时的沉醉不无道理，也才明白了好诗歌当然有鉴赏标准，而诗人这个群体也的的确确可以是自带不凡气质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我要和你做春天和樱桃所做的事》。书名很美，也是句诗，出自智利诗人聂鲁达。对于想要走近西方经典诗歌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再合适不过的入门级读物。它让你对看似高不可攀的格律或韵脚放下戒备，让你随着作者的指引缓步走入一个开满鲜花的、陌生却不生疏的世界。

全书介绍了九位诗人，马萨诸塞州的自闭症少女艾米丽•狄金森，被“疯狂的爱尔兰刺伤成诗”的叶芝，以诗歌之笔写出扶桑女子扬眉之气的新川和江，曾被“猪队友”毕加索坑害而卷入《蒙娜丽莎》盗窃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一生致力于惹是生非的美艳勋爵拜伦，被伍尔芙排在英国女诗人榜首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傲然屹立在自负之巅与萧伯纳齐名的英国才子王尔德，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是哲学家的英国刻板绅士马修•阿诺德，还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爱伦•坡。

这些诗坛宠儿中有男有女，有穷有富，有隽永有狂狷，有一鸣惊人也有死后盛誉……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我有我的偏爱。与其说我偏爱其中几位的样子，不如说作者把他们写成了我偏爱的样子。首先就是艾米丽。

我第一次接触“自闭症”这个词是上个世纪末，听起来很久远吧？彼时我是一档情感类谈话节目的主持人，那一期的谈话嘉宾是中国最早的自闭症康复中心的负责人，一个美丽又绝望的妈妈。她的儿子三岁时被诊断出自闭症。天，突然塌了，而且塌得莫名其妙，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病。我至今都记得眼含热泪的妈妈在节目里说，自闭症的孩子是上帝的宠儿，他们被偏爱成不被世俗打扰，并且常常身怀绝技。

我相信她的话，这些年来一直相信。看到这本书第一章的时候，这种相信令我的阅读更添共鸣。艾米丽，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小女孩，一个在今天看来笃定罹患自闭症的姑娘，她把自己整日关在阁楼里，用世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快乐写下了满满一匣子的诗篇。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我为美而死——

当我刚刚适应了坟墓的时候，

一个为真而死的人

躺进了我的隔壁

他轻声问着我为何来此？

“为了美。”我答道。

“而我，是为了真，真和美是一体。”

他说：“我们是兄弟。”

于是，我们像至亲在一个夜晚相遇——

我们隔着墙壁低语——

直到青苔爬上了我们的唇——

遮住了——我们的名字——

读到最后两句的时候，我不可遏制地想象艾米丽的颜容，一定如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苔丝》的女主人公一样，只有那样美丽的躯壳才配得上如此美丽的心灵嗟叹。本书作者这样评价艾米丽•狄金森：“她与惠特曼同时开辟了英语诗歌的两条新路：惠特曼汪洋纵恣，狄金森精巧内敛；惠特曼是奔流向海的大河，狄金森是波澜不兴的湖泊；惠特曼是远去的船，狄金森是退守的港。”

艾米丽因外表自闭而更加内心广袤，她写了两千多首诗，有的寥寥数言却喷薄而出辽阔欲望，《造一片草原》就是如此。

造一片草原需要一棵三叶草和一只蜜蜂，

一棵三叶草，一只蜜蜂，

和梦。

如果蜜蜂不够，

单单有梦也行。

读到这首，我对艾米丽既有心疼也有敬重。一个终日足不出户、被世人看作怪物的孩子，她的愿望何其简单又何其自信，有梦就行。本书作者在此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创作主张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所谓生活体验，强调一个作家、诗人总要有常人所不及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出好作品，殊不知只有缺乏想象力以及心灵广度的人，才必须仰赖那些实实在在的生活。”

1886年，五十六岁的艾米丽辞世。她的妹妹在收拾她的遗物时才第一次发现了那个盛满纸片的匣子，纸片上是艾米丽几十年来默默写下的诗歌，是艾米丽为自己的心灵拍下的生活照，是这个生前不曾激起任何微澜的女子真实生活过的痕迹。捧着艾米丽的字迹，妹妹拉维妮娅放声大哭……

新川和江是整本书中诗人大咖队伍里唯一健在的，她曾任日本现代诗人会理事长。我想，在日本这样的国度，能当领导的女性想必是不愿拘泥于和服包裹的大女子。果然，本书作者说：“在新川的笔下，女性的手不再是用来擦眼抹泪、洗衣做饭，最风雅不过摘摘红豆；在新川笔下，女性的手是用来打开门、推开窗，指向北极星，指向海洋，指向世界任意方向。”

樱花是日本文艺工作者绕不开的命题，新川和江写樱花的诗不止一首，她在《冬天的樱花》里流露出的情绪是小女儿态的，但遣词造句却是昂扬乐观的。我喜欢。

即使没有一处屋顶可以容纳我们两个，

也请你不必叹息不已，

瞧我们现在多像一对古装的人偶，

紧紧地并坐一起。

这里有光明而盘桓不落的夕阳，

外面的樱花却开始飘坠如雨。

当然，我不是只喜欢女诗人，只是因为占据诗歌江山的多为男性，所以才会觉得女诗人格外珍贵。爱尔兰瑰宝级诗人叶芝，他的《当你老了》借由流行歌曲的力量早已传遍大街小巷，本书作者不屑锦上添花，并未提及这首叶芝献给女演员茅德•冈的佳作，反而用很多的笔墨解读了诗人另一首鲜为人知的作品——《被偷走的孩子》。读这一章时，我明显感觉到作者对诗中的精灵主题比对诗人本身和诗作本身更感兴趣。精灵是什么？精灵为什么要偷走人间的孩子？这些答案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是诗歌带来的丰沛思考，是对莎翁戏剧了解一二的人方能咀嚼出来的甘甜。

毫无疑问，本书作者不仅是诗歌赏析的高手，也是西方戏剧史和美术史方面的专家。几乎每一首诗歌都配有相应的画作，这些精美的画作有的是诗歌的创作缘由，有的则是对诗歌的二度呈现。他对圣经故事和欧洲神话同样信手拈来，从而能够帮助读者在品读用典的诗歌作品时，亦能不辜负创作者的心意。

比如美国诗人爱伦•坡，他在《致海伦》一诗中写道：

啊，在那璀璨的窗龛，

我见你站立如雕像，

手持玛瑙的灯盏。

塞姬啊，你来自圣地，

而非凡间。

本书作者说爱伦绝非平庸之辈，他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在这首诗里意象并不是“塞姬”，而是“手持烛台的塞姬”。为什么？有什么区别？原来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塞姬是个美女公主，太美了，无人敢娶，只能在太阳神的帮助下默默嫁给了一个匿名的高富帅。其实，帅是塞姬自己想象的，因为她从未见过丈夫的脸。婚后的塞姬锦衣玉食，仆人无数财富滚滚，被丈夫宠爱着。可是，“试想你拥有了所有女人都梦寐以求的一切，却无法在任何人面前炫耀出来，而不能炫耀的富贵与贫贱何异？”

读到这段时哑然失笑，我在心里揣测，本书作者到底是男是女呀？只有女性才如此了解女性，只有男性才可以如此置身度外地嘲笑女性。塞姬终于说服丈夫，请姐姐们来家里做客。丈夫也提出了唯一的要求，那就是无论姐姐们如何挑唆，都不可以看他的长相。可是，像所有故事一样，禁忌总是为了打破才提出的。塞姬敌不过妒火中烧的姐姐们，“妹夫为何躲躲闪闪的？你们的婚姻有啥见不得人的？”一天夜里，塞姬终于举起了烛台，在烛光下细细端详起熟睡的爱人。爱伦•坡的诗句恰恰就把画面停驻在这个时刻，“我见你站立如雕像，手持玛瑙的灯盏”。

即将揭晓的是真相，也是不可承受的未来。塞姬终于看清楚了丈夫，的确帅极了，他是爱神丘比特。那一刻，丘比特也看到了塞姬最美的样子，手持红烛，两颊绯红。然而就在那一刻，他不得不失去她，正如她也必须失去他。

本书作者感慨说：“如果你像我一样，或像少年青涩的爱伦•坡一样，由衷地珍视过某段生活，珍视过某个人，你就会明白当塞姬拿起烛台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致海伦》是爱伦•坡写给斯丹娜夫人的情诗。很多年前，少年爱伦去中学同学家做客，斯丹娜夫人是同学的母亲，她的美震慑了爱伦。一段懵懂的初恋在心里书写并修改过无数次后，在诗人二十二岁时终于被发表了出来。

我读书有个习惯，看到那些引发我共鸣的语句，常常会画下波浪线，并在空白处标注出那一刻的心情。这本《我要和你做春天和樱桃所做的事》几乎被我画成了海洋，而那些标注也成了波浪中时不时浮现的岛屿。

我一直努力在网络上搜寻此书两位作者苏缨和毛晓雯的资料。但很遗憾，关于这两个人的讯息少之又少，仅有的只言片语还有待考证。他们做人的低调令我更加喜欢他们文字的高调。文如其人，字不撒谎，两位作者的很多人生观在字里行间一览无余。

在评论拜伦年仅23岁凭刚发表的作品就一夜成名时，本书作者写道：“从文学的特点而言，凡甫一问世便一炮而红的作品往往都是华丽的泡沫，只能证明作者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仍然可怜兮兮地停留在最大多数人的平均线上。”

在介绍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个章节里，本书作者叙述了多年前一位朋友的追星经历，追的是罗大佑，满怀热情地去，无比扫兴地归。于是作者说：“也许任何试图重演青春的努力都会这样不尴不尬地收场吧。”看到这句，我忍不住掩卷闭目想了一会儿，想想自己可曾做过尴尬的努力。正是这位追星的朋友让本书作者第一次知道了克里斯蒂娜，因为罗大佑唱过一首歌，名字就叫《歌》，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徐志摩——其实是徐志摩翻译了一首英国女诗人的诗，女诗人当然就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在这本书里你还能看到很多熟悉的伟大的名字，他们在作者的笔下“由于才能的血缘关系而结合在一起”。于是，你认识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不同国籍的诗人，而是那些走远却依旧熠熠生辉的时代，因为诗歌，重回到了你的面前。

其实，品读外国诗歌有一个读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就是译者的水平。大学里教我们翻译课的周老师曾一再叮嘱过，要努力做到“信达雅”。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建议，“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史哲总是一体的，若想深入任何一科，就必须同时深入三科。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诗人以及诗歌赖以生存的土壤”。本书两位年轻的作者正是因为拥有了史学和哲学的双重素养，才会在向读者用汉字呈现外国文学时做到了真正的“信达雅”。

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每次读居然都可以读出不同于前次的况味，就好像一个有趣的友人，久处不腻，常伴新鲜。这是苏缨和毛晓雯两位作者的文字魅力，也是西方经典诗歌本身的魅力。一本好书就像艾米丽笔下的那个梦，即使没有“三叶草和蜜蜂”，也足以在某个一卷在握的时刻，为你营造出那片你向往的草原。

“诗歌是自存并自足的一个世界，在人间以外，在人生以外。”《我要和你做春天和樱桃所做的事》序言里的这句话让人沉思，又令人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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