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领读｜明朝：纵乐中的崩溃

一三六八年，四十岁的朱元璋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后，把华夏大部分版图，再次组合成完整的一块，他在南京改元称帝，创建大明王朝。

从社会最底层的讨饭花子，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他的人生经历，在世界历史中都堪称奇迹。

穿上龙袍的朱元璋，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骨子里仍然是个农民。少年时挨饿受冻的经历，多年南征北战的经验，给了他很多思考：饥饿有时会爆发出比刀枪更可怕的能量——他就是因为挨饿，才起来造反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安定的社会，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吃饱后，人会变得温顺，不会起来闹革命。

创业者朱元璋很珍惜自己拼着性命打下的江山，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忽视每一个可能威胁帝国统治的细节。

和每个百废待兴的王朝一样，明朝首先开始的也是分田地修水利，颁布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劝农官认真执行皇帝的命令，起早贪黑，抓农业促生产。

朱元璋在新修的都城门楼上，郑重地题下四个大字：万世根本。他想通过这四个字表达“农业是帝国的基础”之意。朝廷每年发布的重要文件，也多和农业有关。

和前朝那些贵族出身的皇帝不同，朱元璋对农民的感情更深一些。他对农民的关心是真诚而愚蠢的：他制定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百姓圈养在固定的土地上，每个未经批准走出户口划定区域外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朱元璋理想中的国家是小国寡民衣食无忧的状态。他期望每个农民都辛苦认真地劳作，自给自足。为此，他重拾历代重农抑商的策略，把商人看成等同于游手好闲的宵小。

为了发展农业，朱元璋在他统治的版图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让那些因长年战乱而人烟荒芜的土地，重新升起了炊烟。短短十几年，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重现渔歌互答、仓实民富的繁荣景象。

朱元璋死后，历时四年的叔侄交手后，皇权到了他第四个儿子朱棣手中。史称明成祖的朱棣，从稳定政权和巩固边防的角度考虑，把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此后六百多年来，北京就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朱棣的迁都带来的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迁都也从此激活了商业的链条，让老皇帝制定的政策，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松动。

中国的南方气候温暖，雨水丰沛，非常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种子撒到地里，就有一个沉甸甸的收成。自唐宋开始，南方的大片土地不断得到开发，江南，渐渐成为帝国的粮仓与轻工产品的生产地。

南方丰厚的财富与资源，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垂涎的目标，他们从没有放弃入主中原的冲动。纵观历史，兵乱多起于北方，这也是王朝多建都于北方的原因。

和父亲朱元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有手腕也有能力的皇帝，在他统治的二十二年里，明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武功都有了很大提升，史称永乐盛世。

迁都北京后，京城人口剧增，最重要的是需要从江淮以南地区调运粮食。朱棣下令疏浚已经淤积多年的京杭大运河。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河流一直承担着的主要角色，除了灌溉，在火车到来之前，还有交通运输这个主要功能。

要想富，先修路。在历史长河里，这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路，当然也包括水路。除了自然河流，更多的时候是指运河。

统治者对运河的使用一直是务实而功利的。在南北政权对峙的时候，南北走向的运河常常是落寞而孤寂的，直到从土地上消失。

朱元璋制定的把老百姓圈养在土地上的政策，抵抗不了历史的潮流。农业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产品的剩余，激活了贸易的冲动，商业文明像巨石下的种子，抑制不住地生长，向着阳光。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商业大潮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开始瓦解了。

社会的市场行为日益增多，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展。

沿海，因为有利可图，便有人铤而走险。虽然因统治的需要，明朝实行了海禁制度，但是，沿海的交易屡禁不止。如果禁得住，在明朝末年，也就不会出现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组建的海上贸易集团了。

京杭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漕船，开始在北上时夹带一定的货物，南返时允许载客运输。禁而不止，政府转而实行务实的做法。漕船所带货物数额日益增长，漕船贸易日趋活跃，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少了的）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

有了钱，商人的目光开始变得高远，他们希望用手里的钱，去影响文化，影响社会政策，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自古至今，商业对政治的冲击是巨大的，所以，手握重权的官员，是商人们最想亲近的群体。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同在一个社会里，当官员们看到商人享用华屋美食，使用着装点有金银的奢侈品，他们的意志也可能发生了动摇。那些曾经壁垒森严的规矩，渐渐松懈。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朱元璋时代，规定农民可以穿绸、丝、绢、布衣料做成的衣服，而商人只能穿绢和布，在明朝的中后期，就很少有人遵守这个规矩了。

商业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礼乐带来冲击，导致腐败滋生。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他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文化》书中，以明朝地方官员张涛主编的《歙县志》为线，以“冬、春、夏、秋”四个篇章，考察了大明王朝的三百年商业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本真正的明朝商业史，而是从数本明朝人著述中多个小人物身上，提炼出明朝的生活面面观：从大的方面，有明朝的交通、经济和贸易，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外交有市场；从小的方面，有明朝人的旅行生活，有文化与时尚消费，也有官员与商人间的龃龉。

朱元璋设想的世界大同小国寡民的生活，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慢慢溃散，财富的累积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满人对中原觊觎已久，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他们不断南下。而此时在几任昏庸皇帝的治理下，明朝的内部已经散乱，加上几次大的灾荒之后，饥饿与死神相伴再次出现在华夏版图的上空，明朝迅速走向了灭亡。来自草原部落的民族，再次占领了中原，完成权力与皇位的交接。

在明朝由盛而衰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也在发生着激烈而血腥的变化。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出场，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开始抬头。市场与贸易的冲动，刺激着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也就从这一时期，中华帝国，仿佛被蒙上了双眼，扔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宅大院，错失了与世界同频前进的机会。为了补上这一课，中国人苦苦奋斗了一百年。

生存是残酷的，弱肉强食的生物世界里，老虎不会因为羔羊懦弱而闭上血盆大口。同样，被市场引诱着前行的欧洲列强，也从来没有同情那些被他们殖民的弱国。当枪炮对着血肉筑就的长城时，第一批醒来的人，开始陷入深深的痛苦。岂不知，这个魔咒，早在明朝建国之初发，就已经深埋于大地。

有人说，是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第一次与已经开始在中华大地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擦肩而过。事实上，几千年来，一直习惯于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汉民族，在踏进工业文明之前，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靠对外贸易获得财富的份额一直很少。这个安分守己的民族，每一次挫折之后，总能一次次完成断肢再生，并在苦难中保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生态度，产生怡然自得的幻觉。

当工业文明的巨轮辗轧过这片古老的土地时，人们才发现，世界已经变化了，商业文明的巨浪，毫无情面地扑向这个古老的帝国。

一切，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个幻想小国寡民、恢复汉制的老皇帝立下的魔咒，解封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