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引起社会关注的打工妹

199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0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连同这首带着理想带着梦幻带着天真带着纯洁的歌曲，一时间轰动全国。外来妹，作为一个集中在玩具、服装、电器等轻体力消耗企业的群体，而引起社会关注。

在中国2.3亿的农村流动大军中，女性约占1/3。也许没有多少人在意，话语阶层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的称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外来妹”到“打工妹”，从“打工妹”到“流动妇女”，从“流动妇女”到“女农民工”，甚至她们中的一部分被戴上“性工作者”、“卖淫女”、“失足女”的污名！

她们为什么进城？进城后做什么？今后的路如何走？

这是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的话题。那时候，她们的想法似乎很简单，为了挣钱，为了见世面，更多的好像什么也不为，就是随波逐流，你走我也走。

调查表明，农村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为贫穷，而女性打工除了贫穷之外，还因为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但最根本的是经济原因，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切向钱看”，“发展才是硬道理，使得无数乡村善良纯朴的少女，一路唱着“我不想说”投进了城市的怀抱。

但城市并没有能敞开它的怀抱，接纳这些感觉懵懂、一厢情愿的打工妹，梦幻般的大都市，反而成为了她们噩梦的开始。她们从当初的单纯、稚嫩，经过城市和工业化空气的污染后，大多数已伤痕累累。

在户籍制度限制下，打工妹虽然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而她们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有时工资还被拖欠，还经常受到火灾、化学品中毒等危害，身心遭受着无法想象的摧残。

打工妹的打工厄运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2000年7月15日，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住院近两年的中毒打工妹罗茶花出院了，向医生道别时，她不禁痛哭失声。

罗茶花，这位曾在深圳某公司打工的江西籍打工妹，因三氯乙烯中毒住院两年，出院时欠下了医院26万元的巨额医疗费。

1998年6月11日，22岁的罗茶花被招进深圳某电子公司，虽然月工资只有400多元，每天还要工作10多个小时，但是，罗茶花心里特高兴，因为丈夫也在深圳做保安，两人隔三差五都能见上一面。两口子在心里合计着：省吃俭用一年，也能省下一万多元，将来说什么也得让儿子受个好教育。

但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顷刻间粉碎了罗茶花所有美好的梦想。她在厂里担任的是电片工及电板清洗工，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用作清洗剂的三氯乙烯。厂方没有提供任何劳动保护措施，车间内的通风条件又极差。在入厂的第8天，她便出现中毒症状：畏寒和发热。起初，她以为是感冒，便去买感冒药吃。可是，第二天，罗茶花的上肢、面部、颈部、胸背部、双侧大腿及小腿均出现皮疹，全身肿胀。

罗茶花忍着巨大伤痛，像往常一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 可后来，她再也无法上班了，全身皮肤肿胀发红，口唇糜烂渗血、渗液，双眼肿胀向外翻出红色的眼脸，渗出一丝 丝脓血，不仅行走艰难，而且连说话和吃饭都十分困难。

7月28日，罗茶花来到省职防院。每天与中毒打工者打交道的医生见到罗茶花体无完肤的惨状，都愣住了，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医生说：“那样的惨状，所有的人见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皮肤都剥落光了，再迟来两天，她肯定没救了。

今天，出院后回到家乡的打工妹罗茶花，她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谁也无从知道！

一去不复返的打工妹

2011年6月，当笔者来到长江岸边的拔山古镇，寻访到当年致丽玩具厂火灾的幸存者吴小莲时，她回忆说，那场大火发生前，她在那里打了近一年工，工资不足1600元。

火灾发生时，卷闸门太紧，打不开，窗子又用铁条封死，楼梯上堆满了货物，挤满了逃命的打工妹，大家乱作一团，哭喊声、尖叫声响成一片。情急之中，她顺着三楼楼梯扶手滑下来，才逃出一条命来。

“当大火的消息传到家乡后，家里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吴小莲苦笑着说。她从此再也忘不掉大火中伙伴们死去的景象。当她逃出火海时，回头便看见一个个姐妹活生生地被大火吞噬，她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在这次火灾中遇难后，骨灰至今都没有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

打工妹生存现状调查

除此之外，那些无数的继续留在“世界工厂”的打工妹们，她们的状况怎样？

2009年，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当年还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潘毅，讲述了她作为“打工妹”在深圳一个工厂里的调查。在与一名叫阿英的打工妹生活期间，整整-一个月， 每天凌晨四点左右，阿英都会发出凄厉的尖叫声。阿英说不清在梦中尖叫的原因，只是一再重复着同一个梦:“她要赶着乘船渡河去另一个村子， 却怎么也迈不动脚步，天黑了，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

尖叫声中，阿英和宿舍其他姐妹们都醒来了，但随即疲倦战胜了惊恐，她们又倒头睡去。但潘毅却再也睡不着，她写道：“我吸到西深的叹息，那是睡在我上铺的萍，还有阵磨牙之中，面现南边制位上的就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度的焦灼与需苦之中，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这种状况……就在被这尖叫声惊醒的那一刻，我迷失了。”

“但她们的尖叫声，却被忽略了！更为可怕的，不仅是这种忽略，而且是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认定这些牺牲不可避免，认定这些牺牲不可避免，或干脆保持木然。倘若这尖叫不及时释放，倘若对这尖叫声置若罔闻，终有一日它会以一种更剧烈的形式爆发。”

7年后，潘毅以她那段调查经历为基础，出版了《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在书中，播毅悲情地总结了打工林和深圳的短暂关系——

“女性从青春期向结婚期过渡的这个生命阶段，恰好与中国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全球资本主义过渡的这段社会时间吻合在一起”。

与打工妹超强度的工作压力、微薄的工资和低劣的生活条件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很多人却可以不劳而获。在一个叫清河村的地方，依靠出租土地和厂房，村民每年的人均分红为1.5万~2万元，村民什么都不要做，只等着年底分红就行了。而且，每家还可以做生意。而那时当地打工妹的月工资才300元左右，每天还要工作12小时。

“什么搞活经济？还不是拿我们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泪、打工女的魂，去垫他们的基础！”作家胡传永在《血泪打工妹》一书中如此质疑，她还充满悲愤与深情地记录了一些农家少女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打工的故事。打工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

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中国转而成为一个“世界工厂”，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 是由女性承担的。 因为“打工妹”意味着温顺、软弱和易于管理，意味着她们是遭人歧视的对象，还意味着她们的劳动是廉价的。

打工妹的未来在哪里

40多年来，无数“打工妹”远离襁褓中的孩子，用她们的汗水喂养了珠三角、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今天，当年的“打工妹”已经变成打工嫂、打工妈妈，甚至打工奶奶、打工姥姥，她们的面容已经苍老，她们的汗水已经没了，她们的眼泪已经流干，她们将来的归宿在哪里？

今天，作为国家和社会，能为“打工妹”这一沉默的人群，为这群没有机会去抗争， 甚至连表达的权利都没有的失语者，去做点什么？

新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妹，她们是否还会重复母亲当年走过的这条令人心酸的打工路？

作者：谭凯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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