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万留守儿童亲情缺失，意外伤亡事件一再重演，令人痛心疾首

父母一年回家一次的不到51%，一群“留守儿童"，哭喊着跑上报纸的版面，呼啸的风声里，夹杂着一个女孩儿凄厉的哭声一旦，又有谁能听得见他们微弱的呼声？

“都说儿童时代阳光明媚，可我却看不到光辉；晚上独自蜷缩冷波，泪湿枕巾难以入睡……”这是一首留守儿童唱给父母亲的歌。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成本高以及其他原因，留守儿童的父母很少回来看望自己的孩子。据重庆市-项抽样调查表明，父母一年回家一次的占50.7%，两年回家一次的占17.5%，三年以上未回家的占12.7%。在安徽、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父母数年不回家的情况比比皆是。

父母外出带来的最大问题，除了造成孩子们的亲情缺失以外，就是监护人缺失带来的严重安全问题。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状况报告(2003~2004)》，意外伤害成为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全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儿童遭遇溺水、交通事故、跌落、动物损伤、烧烫伤，直接导致10万儿童死亡、40万儿童致残，这里面主要是留守儿童。

广州某地20名小学生，一早踏上了改装的三轮车上学，不幸在学校附近坠桥，车上20个孩子一下子淹死了14个。当地村民说，遇难的孩子中有11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多在广州市打工，孩子们平时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带。

14个幼小的生命瞬间消逝，让14个家庭面临巨大的悲痛，而11个远离亲情的留守儿童，他们远在城市像候鸟-样迁徙的父母，是否听到了孩子们揪心的呼喊？

2009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广西鞭炮黑作坊童工调查：留守儿童一天只挣一元钱》，通过广西贺州的一起爆炸案，揭开了父母外出打工的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冰山一角——

11月12日上午8点左右，广西贺州市平桂镇鞭炮厂发生爆炸事故，死伤的13名小学生中，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14岁。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78%的4人，1名儿童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全部是小学在读的留守儿童，其中11名为女生。

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以非法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立案。据了解，事发当时，加工厂老板正在用摩托车装运货物，摩托车发动大火引燃爆竹，酿成了这幕悲剧。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孩子怎么会变成黑作坊的童工？插完这么一盘药筒，他们又能赚多少打工钱？带着这些疑问，媒体记者对受害的孩子们进行了采访。

记者：“老板会给你多少钱？”

杨小丽：“他是按盘算的。

记者：“一盘给多少钱？”

杨小丽：“三毛。”

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杨小丽曾在这家黑作坊打过工，每插好1000多个引信，她能赚到3角钱，上学前的两三个小时内，她能做好大约3000个引信，可以赚到1元钱；放假的时候，一天她能赚到3元钱左右。杨小丽和其他伤亡的13名孩子-一样，都是村里小学的学生，她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曾做过这样的工作。

她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钱用于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由于当地居民生活贫困，孩子们兜里的零花钱少得可怜，甚至没有，她们只好铤而走险去黑作坊打工赚钱。不仅如此，在很多农村，一些留守女童被人强奸造成怀孕等严重后果的案件屡见不鲜。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受性侵害的高危人群。一位乡镇妇科医生介绍，现在十几岁的农村女孩儿做人工流产手术的人数，大约占整个人工流产人数的15%，如果加上性病期计算，可达20%左右。

2002年底，安徽省阜南县公安部门曾破获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特大强奸、伤害幼女案。犯罪嫌疑人苗少勇从2001年开始先后窜至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农村，或用少量金钱、水果引诱，或以问路送信、找人为借口，将6~14岁的女童骗至桥下、草丛、庄稼地，实施强奸。两年时间作案20起，受害女童达20人，其中1名6岁女童惨遭杀害。

2006年，广东北部地区某村，父母到深圳打工，留下了姐弟俩在村子里生活。虽然爸爸拜托了叔叔、婶婶照顾她们姐弟，实际上叔叔、婶婶很少过问他们的生活。有一天放学以后，村里一个同姓的伯伯招呼姐弟俩到他们家玩，伯伯让弟弟在客厅里看电视、吃零食，就把13岁的姐姐叫到自己的房间强奸了。村里的另外一个男人，用同样的方法诱骗并且强奸了这个女孩儿。几年后，受害人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经过法医鉴定，姐姐的处女膜陈旧性破裂。

2007年，鄂西北某村一个40多岁的单身汉，娶回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带来三个女儿，后来女人外出打工，男人在家把妻子带过来的三个女儿全都强奸了，大女儿14岁，小女儿才10岁。女人打工回家，看到床下的安全套才知道三个女儿都受害了，女人抱着三个无辜的女儿痛哭起来，当即向公安派出所报案。犯罪分子虽然得到了惩罚，但对三个小女孩的生理和心理带来的伤害无疑是沉重的。

2009年，鄂西北某村-一个12岁的女孩，因母亲去世后辍学回家，父亲外出打工，她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她和村里几个女孩被骗到外地一个路边餐馆打工，她一去就被软禁，老板逼迫她卖淫，2000元“开苞”之后，又逼着她天天接客，染上了性病，最后连路也不能走了，倒床不起，老板怕出人命才叫人把她送回家乡、和她一起受骗出去的五个女孩都是留守儿童，最大的16岁，最小的年仅12岁。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2008年，广东省审理的猥亵、强奸女童的案件就有300多宗，其中大多是留守儿童。而自2000年以来，仅广东东莞就发生强奸、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43宗。

据西部某地检察院统计，2007~2009年，该院辖区9个基层院共起诉性侵害留守女童案件124件，受害女童多达149人。其中，一个县一年就发生7起教师猥亵、强奸留守女童案，受害女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不到3岁。

200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作者吴治平女士在做客央视《半边天“血亲”》节目中，呼吁全社会高度关注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严格学校的教育责任和父母的监护责任。吴治平女士分析了当前针对农村女孩的性犯罪几个特点：

第一类现象：

农村留守女孩被性犯罪分子列为首选的赚钱工具。

犯罪分子以引诱、欺骗、容留等手段逼迫农村留守女孩卖淫，且手段花样不断翻新，有的是以招工、介绍到外地工作为名义，也有的是假装谈恋爱，先引女孩上钩，然后逼其卖淫。例如：一姓叶的留守女孩，罪犯分子汪某以与她谈朋友为名义，将她带进城，当晚与其发生性关系，还哄骗她说，一心想娶她，就是手里没钱，要她卖淫赚钱后就结婚。汪某把她送到私人旅社，叶女每天至少接6个嫖客，每个嫖客给50~80元不等，旅社老板提30元，剩下的钱全被汪某拿走。案发后朱某供认，一年中，他从叶女身上获得4万多元，而叶女接待了800多个嫖客，却-分钱也没得到。

第二类现象：

轮奸留守女孩的现象有上升趋势。

一些社会上的年轻“小混混”经常几个人一伙，抓住父母不在家的留守女孩，拉到房间进行轮奸。有一名16岁农村留守女孩和同伴在火车站附近玩，被几个“小混混”瞄住，上前把这个女孩搂住就走，同伴女孩阻拦，“小混混”照着她就打，然后把她也一起拉进私人旅社，被轮奸了。

第三类现象：

针对留守女孩赤裸裸的性犯罪日趋严重，有的手段触目惊心。

有一个丁姓犯罪分子开美容美发厅，店里的服务员都是从农村骗来的留守女孩，有的初中还没毕业。有一个留守女孩先被骗来被迫卖淫后，他们又逼她打电话给她舅舅和姑妈家，以介绍工作为名将她的表姐、表妹骗出来，姐妹三人都在一个美容厅里卖淫，而远在外面打工的父母则都蒙在鼓里，还以为三姐妹在一个工厂打工。

2009年中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空政文工团副团长、著名歌手韩红一份名为《加强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教育和保护》的政协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韩红在这份提案中指出，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中以留守女孩居多。由于家庭、学校及社区缺乏对留守女孩的有效保护以及性安全教育，留守女孩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屡有发生，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问题。

一年后，韩红做客人民网嘉宾访谈，指出：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保护成了特别大的问题，一些案例让人触目惊心。社会各界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生理的健康问题，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合法权益，让她们健康成长，不仅关系到留守女童的未来，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湖南女作家阮梅在她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留守儿童一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带有巨大的冲击力。监护人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许多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溺水、触电、车祸、被拐卖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

从2006年开始，阮梅历时三年，跨越湖南、四川、广西、安徽等五大打工省份，就留守孩子留守家中托人“代管”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思考，尖锐地指出了“代管状态”下很多想不到的危险，常常会悄悄逼近一个个幼小的生命。

“妈妈，妈妈，妈妈……”2008年，一个寒风呼号的冬夜，在四川沱江边居住的居民忽然听到呼啸的风声里夹杂着-个女孩儿凄厉的哭声。

第二天早晨，住在河边的几户人起来到河边，他们看到的是河边漂浮的一具女尸。经警方初步认定，女孩儿只有十四五岁，为自杀身亡。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女孩的尸体打捞上来后，在沱江河堤坝上搁了三天都没有人来认领。当地民警到附近的学校排查，才搞清楚死者正是学校高二的一名学生。通过学校，警察终于联系到了女孩儿在当地的唯一亲人——姑母。

当法医进行尸检后，发现女孩儿已怀有身孕。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老师、同学不知道，姑母不知道，接到噩耗后姗姗来迟的父亲不知道，一直等到女孩儿人土也未联系上的女孩儿生前最后深情呼唤的妈妈，更不知道。

死去的女孩叫玲儿。

玲儿5岁时，父母出门打工，后因长期分居，感情出了问题，离异后孩子判给了父亲。父亲再娶，便把孩子托给老母照顾。而玲儿奶奶年事已高，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带了两年后，便把孩子交给了看起来家境不错的姑母代养。

玲儿常常思念母亲。一次，她在电话里向父亲询问起母亲时，父亲抛下一句：“她死了！”便挂断了电话，留下玲儿一人在那里手捧电话，泪流满面。

在后来的日子，玲儿喜欢上了班上的一男生，但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玲儿却看见他和另一女生在学校林荫深处小道上散步。从母亲的长久不归，到小“恋人”的“背叛”，从小没有亲情关爱的玲儿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

就在这时，社会青年辉哥闯进了玲儿的生活。两人一起到饭馆吃她喜欢的饭菜，一起去歌舞厅唱歌跳舞，一直得不到母爱的玲儿对辉哥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感。谈恋爱后的玲儿不爱与同学说话，回家后也不理家人，一次生气把姑母家里的暖瓶全部摔坏后离家出走，自己便住进了一间搭建在乡村水沟边的草棚里。

再以后，玲儿交往的男友开始不固定。在她去世前的几晚，有人看见玲儿与不同的男人在草棚里频繁出入，哪怕草棚里只有她一个人，也会从里边传出她的笑闹声。当办案组根据乡亲提供的线索来到草棚时，只见玲儿睡觉的床木板已经塌陷，十几个残破的方便饭盒胡乱丢弃，引得一群蚊蝇狂飞乱舞.....

玲儿是到妈妈离家时的船码头投水自尽的。半年后，当玲儿的母亲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要接女儿去深圳读书时，女儿已经不在尘世。撕心裂肺之后，玲儿的母亲终究难以接受女儿已逝的现实，披头散发在外跑，呼喊着：

“玲儿.....你在哪儿？玲儿……”

留守儿童之痛，不仅仅是亲情之痛，还成为一个时代之痛，一个民族之痛。

但，又有谁能听得见他们微弱的呼声？谁能看见他们伤心的眼神？谁能为留守儿童的安全买单？

作者：谭凯鸣

图片为农村孩子，非文中故事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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