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中国传统法治的一部分，清朝司法制度作为封建王朝司法制度的最后继承者，对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司法制度进行最后的总结和完善，对中国后续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直诉制度作为重大案情中受冤人最后的救命稻草，可以越过一般的限制，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进行申诉，体现中国传统法律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真相的渴望。所以，直诉制度的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用来大书特书的点，

清朝直诉制度的渊源

直诉制度自诞生以来，就作为一种非正常的申诉程序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上诉程序，而在诞生之初，它并不叫做直诉制度。在其诞生的西周时期分别为四个不同的制度：登闻鼓制度，邀车驾制度，上表制度，肺石制度。

而登闻鼓制度就是直诉制度的最主要形式。在西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一些出现了冤情，却无法上诉，无法找到人去申诉主张得到自己的合法效益的门路，为此，各个州府都推出一种路鼓，这时，那些有冤情的人就可以通过击打路鼓上上级表明意愿，再由专门的人叫做大仆去了解情况，然后向统治者汇报情况，用来让统治者来决定，而后经过朝代以及时代的更迭，路鼓逐渐转变为登闻鼓。

而肺石制度，主要是为了那些有了冤情向上申诉后，地方官员却不闻不问的时候，由上诉人站到设立的肺石上三天，冤情就会上报到天子，就由中央惩罚对有冤情而不闻不问的官员。

上表制度则是由有冤情的人通过向统治者上书，期望统治者能看到案情，然后获得申诉的途径。

邀车驾制度则是通过一则实例来说明，在汉代有一个人叫杨政为了给自己的老师清洗冤情去拦截皇帝的马车进行直诉。终于为老师洗脱了冤情。

而直诉制度获得重要发展的时代还是在唐朝到明朝的这一段时间，直诉制度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内容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登闻鼓已经不仅是为了解决冤情的人设立，更设计了专门监督去解决登闻鼓的官员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会施以杖刑，更加完善登闻鼓的做法。

这样有了更加完善的制度后，使其制度成为后来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而邀车驾制度为在一直进行完善，但是这种方式因为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官方特意添加了一条说明，对那些恶意冲撞车队，无冤情举报的，故意寻死的人处于八十仗刑，至此，邀车驾制度也完善成功，而到了唐朝，则增设了类似于今天的聚餐箱，民意箱，有冤情的民众将案情投递到这个箱子，便会有专门的人来收集并上报。而肺石这一制度在唐代之后便没有了踪影。

清朝直诉的表现形式以及对申诉主体的要求

清朝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时代，它的司法程序本身就有着前面朝代的痕迹。清朝直诉制度的形式被称为京控，俗称为告御状。

主要过程为，若冤情人不满意初审判决，可以通过法，道，司，院的顺序进行上诉，而且必须要一级一级按照顺序来，越级的人会受到处罚，而在乾隆皇帝时候，类似京控的案子很少，经常会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并且处决也很快，但凡是有真正冤情的人，都能成功昭雪。清朝提起诉讼的方式有三种：到宫门口敲响登闻鼓，迎车驾申诉，呈递封章。

当然，统治者这么重视直诉制度正是因为看中了其本身的存在以及带来的政治作用，能够更加顺应民心，为稳定社会秩序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申诉主体没有限制，在当时法律的规定下，女性并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所以必须由男性亲属来代替进行申诉，并且对老人，幼童，残疾人进行限制，必须由亲属来替主体人进行申诉，为了防止有居心不良的歹徒利用这些不能自己进行申诉主体进行滥诉讼或者越级诉讼。

所以，当有些案件涉及到这些人，也会为了以防万一将这些抓到庭审现场来进行询问。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对于诉讼主体的限制并不严格，只是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行限制。

清朝直诉制度的特点

首先便是加重了对有自残行为和冲撞仪仗的人的惩罚行为，由于直诉制度在封建王朝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凡是有利有弊，直诉制度不可避免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有些人为了让身处深宫的皇帝知道自己的情况，要么对自己进行严重的自残行为，要么趁着皇帝外出冲撞仪仗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皇帝专门下令，这样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其次便是清朝中后期直诉案件数量的极速攀升。清朝前期国家社会安宁，经济稳定增长，所以直诉案件并不多，而经过了乾隆时期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

各类案件频频发生，且多于土地案件牵扯，各级官员也敷衍了事，所以直诉案件越来越多，那些在官员看来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却关乎百姓的生存问题，冤情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直诉案件也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后期政府管辖不力，所导致的。

最后便是清朝统治者都高度重视这些直诉案件。他们都普遍认为这种方式是体察民意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更加看重案情的处理情况，更有精神分裂的病人惹起的一场闹剧一场误会，竟然惊动了皇帝和京城，以为是真的冤情，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对直诉案件的重视程度有多么高了。

清朝直诉制度的意义

清代直诉制度是历经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在封建王朝依靠人治理的情况，一般的案情，冤情难以彻底解决，所以表现出来是政治力量干预到百姓的平常生活中去，而百姓也心中对君王和政府存在着高度的期望，希望通过直诉使得案件得以解决。

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从其他角度体现出司法体系的非独立性，不完善的性质，描述的是在人治的统治下，寻常百姓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是多么的艰难。

首先是积极方面：实现了上下通达，百姓能够将自己的冤情上报给皇上，而皇上也能了解民情，体察民意。有效地减少了冤狱的存在，百姓有些非常朴素的正义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直诉制度正好可以满足这一观点。

再就是消极方面：案情处理拖沓，因为有些官员忽于职守，案情累计严重，大多不能够及时处理，这种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存在，只能希望录用系统能够明察秋毫了。还有就是官员腐败，不能彻底了解民情，向上文中说的，有些官员认为不值得一提，却能在根本上转变百姓的生活。

总结

直诉制度在古代司法系统不完备，功能不足的情况下，留下了弥补的办法。它不仅将信息收集，平反冤狱等等政治职能，还帮助统治者增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也加强了统治者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对官员来说，处理这种案件也可以反映到自己的业绩之间，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直诉制度成为了保护自己的最后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