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家看来，养猪者和制药者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吗？为什么？

在经济学家看来，养猪者和制药者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吗？为什么？答案是明确的，养猪者和制药者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的，但是青年人和成年人的老师、演奏家、音乐家、医生、法官和管理者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前者生产交换价值，而后者则生产生产能力；其中一类人使后代成为生产者，而另一类人则增进当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格，第三类人使人类高贵并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第四类人使他的病人保有生产能力，第五类人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第六类人建立和保护公共安全，第七类人则通过他的艺术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以使他们以更好的状态生产交换价值。

在纯粹的价值学说中，这些生产能力的生产者理所当然地只能在他们的服务得到了交换价值作为报酬时才被考虑；这种考虑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能产生实际作用，举例来说，在公共税制的学说中，税款就要按交换价值来确定。但只要我们考虑的是国家这一层面（从整体和其对外关系出发），那么这种方式就是完全不够的，它还会导致一系列狭隘的和错误的观点。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像萨伊认为的那样在于它拥有更多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而在于它的生产能力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虽然法律和公共机构并不产生直接价值，但它们生产“生产能力”，但如果萨伊主张国家能在所有形式的政体下变得富有，而通过法律的方法什么财富都创造不了，那他就错了。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时，我们不能像单个的商人那样单用价值理论来衡量它（即仅从任何特定时间获得的物质利益来考虑），而当对象是一个国家时，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考虑国家的现在及将来的生存、繁荣和力量所依赖的条件。

国家必须牺牲和放弃一些物质财富以获取文化、技术及协同生产的能力，它必须牺牲某些现在的利益以确保将来的利益。因此，如果在所有的国家中，其各行业的制造业能力的发展形成了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权力取得更大进步的基本条件（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已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证实）；如果说在世界现有的情况下，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早已存在并且在本土受到了保护，那么一个新的没有受到保护的制造业国家，在同强国进行的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可能的（而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证明）。谁有可能仅仅用基于价值理论的论点证明，一个国家应该像单个商人一样，在最便宜的地方购买商品（如果我们制造所有那些能从国外以便宜价格购买的商品，那我们这样做岂不是太傻了吗）？

或者，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保护性关税形成了垄断，使国内制造商个人受益而牺牲了国家利益）？保护性关税的确在开始之初会提高制成品的价格，但同样正确的同时也是被流行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全面发达的制造业能力，那么那些商品在国内生产就比从国外购买更便宜。因此，即使保护性关税会牺牲一些价值，但它却有利于获得生产能力，这不仅能保证国家有无限量的物质产品，而且还能在战争时期确保工业的独立性。国家通过工业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繁荣，获得了成功从事对外贸易和拓展海运业的各种手段，这提高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完善了国内制度，加强了外部力量。一个有能力发展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性制度，那它的做法就像那个土地经营者一样，只牺牲了一些物质财富，但却让他的孩子学会了一种从事生产性事业的能力。

流行经济学派本该运用生产能力理论判断一些情况，而它们却运用了价值理论，这就使它们深深地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这一点从萨伊对外国有时为了促进出口而提供的奖励金的评判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这些是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现在，我们假设法国考虑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制造业，而此时英国却给予出口百分之三十的奖励金，那么这样英国的“礼物”会给法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法国消费者在前几年也许能获得比以往便宜得多的他们需要的制成品，但法国的工厂会衰败下去，数百万的工人将变成乞丐，或者被迫移居他国，或转为务农。

在最好的情况下，现在这些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将变成他们的竞争者，农产品将增加，消费则会下降，其结果必然是产品价值减少，财产价值下降，国家贫困和国力衰退。英国的“礼物”仅仅是价值上的，而法国却付出了失去国力的高昂代价，这就像苏丹王惯于送给他的高级官员的贵重礼物丝织绞索一样。

自从希腊人把木马作为“礼物”赠送给特洛伊人以后，接受他国的“礼物”就成了接受国一桩令人生疑的交易。英国以补助金的形式给欧洲大陆价值连城的“礼物”，但这些大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丧失力量的惨重代价。这些补贴金如同鼓励英国出口的奖励金一样，对英国有利，却对德国制造业有害。如果英国愿意在若干年里无偿地向德国提供其必需的产品的话，那么我们也不推荐德国人接受这种好意。如果英国人由于新的发明能够使生产亚麻布的成本比德国人用旧工艺生产的成本低百分之四十，且他们因为使用新工艺仅仅比德国人早了几年，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不采用保护性关税，那么德国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就如同德国失去了肢体的一部分，而谁又会为了买到比以前便宜百分之四十的衬衫却失去了一条胳膊而感到欣慰呢？

如果英国人常能找到机会送给外国礼物，那么这种送礼的形式将是十分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也常常并非他们所愿，外国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接受这种礼物。英国人的制造业和商业在世界上占垄断地位，他们的工厂总是处于一种他们称之为“生产过剩”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由于“贸易过度”造成的。在那段时期，每个人都将他的库存货物扔上船，这些货物在八天之后即出现在汉堡、柏林或者法兰克福，三个星期后出现在纽约，而那时的售价仅仅是它们实际价值的一半。

英国的制造商们此时虽遭受了损失，但他们却得救了，并用随后较高的价格补偿了自己；而德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们却遭到了本应该是英国人遭受到的打击——他们破产了。英国此时只是隔岸观火，听着爆炸的声音；而当爆炸的碎片落在了别的国家时，如果这些国家的居民抱怨让他们遭了殃，那么中间商和经销商们就会说“是危机造成了这一切”。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危机多么频繁地使那些与英国进行自由竞争的国家的整个制造能力、信用体系，不仅如此，还有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根基都受到了动摇，而这些国家还必须用高价购买来回报英国的制造商们，那么我们对优先运用单纯价值理论和世界主义原则调节各国商业关系的做法不产生出极大的疑问吗？流行经济学派却从不认为阐明这种商业危机的原因和结果是有利的。

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领会到了制造业和工厂对财富、文明和国家力量的重要影响，以及保护它们的必要性，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也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更一样。不必了解该理论的奥妙，他们的远见卓识就已令他们完全领会了工业的本质，并且对他们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但重农学派却别有用心地从另一个角度以一种诡辩推理的结论来解释这个性质。

这个学派建立的空中楼阁已经消失，是一些更加现代的经济学派摧毁了它，但是即使后者也未能使自己从原来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仅仅是稍稍比前者更进了一步。由于这一学派没有认识到生产能力和纯交换价值之间的不同，没有将前者同后者区分开加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交换价值的理论之下，因此它很难理解农业生产能力与制造业生产能力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有多么大。

它没有认识到农业国家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需要并运用大量的人类身心力量、自然能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工具力量（后者被流行学派称为“资本”），除非国内制造业力量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发展，而在此之前那些力量还从没发挥过也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个学派设想，通过建立制造工业，这些力量就会脱离农业，转而投向制造业。然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的增强不仅不会牺牲农业的利益，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农业获得高度繁荣和发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