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业活动的划分和国家生产能力的联合

流行学派的闻名归功于其赫赫有名的创立者发现了自然法则，而这一法则被该学派称为“劳动分工”。但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其继承者们都没有彻底地研究该法则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或者继续探究这一法则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劳动分工”这个词表达模糊，因而对它必将产生出错误的或者模糊的看法。

当一个野蛮人在同一天打猎或捕鱼、伐木、修补木屋、准备弓箭、织渔网、制作衣服，这是“劳动分工”；但是，当十个人分别承担制作一枚针的不同工序时，也可以称为“劳动分工”（这是亚当·斯密举过的一个例子）。前者是客观的劳动分工，后者则是主观的劳动分工；前者阻碍生产，后者促进生产。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同一个人将其工作进行了划分，以便生产各种物品；而后者则是几个人共同承担生产一件物品的工作。

但是，如果两种活动都被称之为劳动的联合也同样正确。野蛮人是把自己的各种工作联合起来；而制作一枚针的情形，则是不同的人通过完成同一项工作而联合了起来。

自然法则的本质特征显然不只是劳动分工，而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是各种精神、智力和一般生产能力的联合或者结合。流行学派根据这个法则解释社会经济的重要现象。这些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仅仅是因为分工，更是因为联合。亚当·斯密在表述的时候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即使社会最底层的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也是联合劳动和多人协作的结果。”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他已经清楚地表达过）联合劳动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

亚当·斯密所举的那个制作针的例子是用来描述劳动分工的优越性的，如果我们继续考察那个例子，并且寻找十个人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制作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时的产量要比单个人制作针的产量更高，究其原因是，单个人无法将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因而这种没有同一商业活动的目标的分工对生产的促进是很有限的。

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每一个人必须既在体力上也在脑力上合作。制作针头的工人如果不想冒工作白费的风险，就必须和制作针尖的工人合作。工作当中，所有工人之间的劳动必须有一个比例，工人们必须尽量住得近些，他们之间的合作必须得到保证。假设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如果这十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居住在不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合作被战争、运输中断和商业危机等所中断的几率有多大呢？增加的制作成本和相应丧失的分工的优势又有多大呢？其中任何一个工人脱离或者独立出去，那么其他人岂不都将失去工作？

由于流行学派只把活动划分作为自然法则的唯一特质，因而就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只将这一法则运用于独立的工厂或者农场这样的错误。它没有意识到这个法则的活动范围还尤其可以延伸到整个制造业能力和农业能力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之中。

生产针的工厂只有利用其各部分生产能力的联合取得发展，而其他每一种制造业也只有将其自身的和其他行业的生产能力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发展。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要能顺利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矿场和金属冶炼厂必须能够向它提供必要的原料，并且各类需要机器的工厂愿意向它购买产品。没有机器制造厂，一旦遭遇战争，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丧失大部分制造业能力的危险。

同样，一个国家的全部制造业和农业联系起来，而后者又和农民联系起来，彼此间靠得越近，它们之间交往遭到中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遭遇战争、国别争端、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等事件时，这种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合作的优越性是很显著的，绝不亚于同一个制针厂的工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协作劳动所产生的优势。

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制造业中比在农业中更适用。斯密只看到了单个的工厂和农场，却忽视了将其理论延伸到整个地区和省区。如果在每一个地区和省区都能全心全意地，或者至少主要地从事它们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的最适宜的农业的生产，那么，商业活动的划分和生产能力的协作影响将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地区适合种植谷物和亚麻，另一地区则适合栽种葡萄和水果，还有一些地区适合生产木材和饲养牲畜等等。

如果每一个地区都从事上述所有的农植物品种的生产，那么很明显，它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出能力不及一个只从事其自然选择的最适宜生产某一品种的地区；并且，如果同其他拥有自然优势并专门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地区交换剩余产品，那么该地区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出能力也没有那些地区高。这种商业活动的分工和农业中的生产力的联合只有在一个所有制造工业都获得极大发展的国家才可能发生。

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存在对不同产品的巨大需求，或者存在对剩余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使得生产者能确信无论其剩余产品的数量有多少，都能在今年或者至少是来年以合适的价格卖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会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于农产品的收购和储藏，或者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大力改善交通运输设施，例如，运河和铁路系统以及公路和内河等；并且只有在运输条件得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地区和省市向其他所有省区或者更远的地区输送剩余产品才成为可能，并且也可以换回自身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人人都自给自足，那么交换的可能就几乎不存在了，而且也没有必要耗资建设交通设施了。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工作划分和个人力量的联合导致生产能力的增加，这一现象正从单个的工厂遍及全国。商业活动划分得越细，工人的劳动结合得越紧密，每一个工人为共同目标的合作越有保障，那么工厂就越会得到发展。随着一个国家各行业整体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和其他工业行业的联系越紧密，那么单一行业的生产能力也会获得相应的提升。如果制造业行业的生产能力与农业在地域上、商业上和政治上联合得越紧密，那么农业的生产能力就越大。制造业生产能力有了一定发展以后，商业活动分工和农业生产能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并逐步提高到最完善的阶段。如果一个国家促使其领土上所有的制造业行业都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阶段，并且又有足够的领土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制造业从业人员提供其必需的大部分生活用品和原材料，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拥有最强的生产能力，也将会变得最为富有。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增长的负面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只拥有农业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那么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最需要的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缺少了生产能力中的另一半的最关键的因素，即它还缺少对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有益的商业活动的划分。一个国家的不健全不仅仅在于其生产能力只有健全国家的一半的水平，而且还在于它拥有与健全国家相同或者更大面积的领土，相同或为数更多的人口却只能得到健全国家获得的全部物质财富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同样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十个人能比一个人多产十倍以上甚至三十倍以上的产品。一个人用一只手所做的工作比用两只手所做的工作绝不只是少一半，而是要少更多。机器对制造业活动的改进越多，能用于农业的机器越少，那么生产能力的损失就越大。

农业国家所损失的部分生产能力，将落入那个用制成品向其交换农产品的国家的手中。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损失才是积极的，即这个农业国家已经达到了工业文明和政治高度发达的阶段，这对该国建立制造业能力是所必需的。如果它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仍处于野蛮或半开化阶段；如果它的农业生产能力甚至还未脱离原始状态；如果通过进口纺织品、出口原材料的贸易方式没有使该国得到逐年的显著发展，并且也没促使其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增长。

如果这种商业贸易可以持续进行而不遭遇别国原材料进口的禁止或者因战争的冲击而中断；或者如果该农业国处于热带地区，并且贸易双方获利均等，且也符合自然规律，那么处在这一条件下的该国在用本国农产品交换国外纺织品时，会比完全利用本国资源进行生产能更快更稳地实现文明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如果农业国家在国外商业的带动下已经达到了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在贸易过程中，如果制造业国家在输出制成品时拒绝接受农业国用农产品作为交换；或者如果制造业国家在农业国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进而导致农业国的制造业无法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国的农业生产力就会处于残缺不全的危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