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并非必败无疑，只因此人采用曹操水战战法

一，元朝水军的实力

元灭南宋的关键決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変。第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实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海军的焦山之战,最后亡宋的崖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

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是无法取胜的;而偏安东南,支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也终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

宋高宗对金屈辱和议后,实行“守内虚外”的兵力部署,将各都统制司等大军屯守大江以南。南宋后期,宋军已不可能维持此种部署,其东南主力集结于沿边两淮,而大江以南,反而兵力空虚。

故元世祖“命伯颜伐宋,朝议以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遂命右卫指挥使禿满歹,率轻锐二万攻淮安,以牽制之”。

事实上,在襄阳失守,元军顺江东下时,两淮兵力确仍有相当实力。伯颜大军兵临防守,兵力非常不足的临安城下,“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金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唯有出面谈判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义不降敌他被俘北上逃脱,到真州“诸将校、诸幕皆来,俱愤极不自堪。两淮兵力足以复兴,惜天使李公(庭芝)怯,不敢进,而夏老(贵)与淮东薄有嫌隙,不得合从。得丞相来,通两淮脉络,不出一月,连兵大举,先去北巢之在准者,江南可传檄定也

文天祥后来说:“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高(达)以荆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文天祥不能以右丞相的身份,领导和组织两淮的宋军主力,就使他兴复宋室的计划面临相当失望的困境。

漂泊广东沿海的宋廷事实上可能有三条路,一是按陈宜中的建议,逃往今越南南方的占城。“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二是流亡海南岛。海南岛在宋时堪称之极,是流放犯人和罪官之地。事实上,如果退守海南岛,其军事回旋余地无论如何是大于弹丸之地的小海岛。三是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这当然主要是张世杰的主意。但张世杰只是任枢密副使,升枢密使。经过辗转漂泊,最后选择在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压山(今新会县古井区官冲乡)作为行在。

二，选择崖山分析

宋代的募兵制下,军队移屯往往拖带家眷,在危亡的特殊环境下,军人拖带家眷,对安定军心尤为重要,故可估计在十万人中,军队应有几万人。这ニ十万人的后勤供应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在福建和广南东路各地被元军相继占领的情势下,史料上只有简单的记载,“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所谓“海外四州”,即是指海南岛。当年八月“发琼州粟以给军”,后勤供应还须仰仗海南岛。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海上交通当然不如陆上和內河交通安全,存在供应中断,二十万人将不战自毙的危险

如今崖山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

人们不可能再睹当年的海港风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宋军船舰只能屯驻和停泊在崖山西北的港内,不可能将舰队停泊崖山东南,面向大海。西北的港内虽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在退潮时只能有出入口,实际上也影响军事上的进退和机动。

总之,从军事眼光看来,其实崖山是理想的据点和基地。

三，宋军连船之法的失误

论双方的实力对比,一方是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则是盘踞一岛之地的南宋,自然是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但是,就崖山战场的局部而言,宋方其实并非是必败无疑。再从元朝方面说,至元十五年,即宋祥兴元年“六月ニ十七日,江东道宣慰使张弘范拜蒙古、汉军都元帅,江西省参政李恒为副都元帅。

此次元军南征的战绩表明,宋军根本无力与元军在陆战中对抗,但海战却应另当别论。

前面谈及刘整为元朝编练了强大的水军,但这支水军只能施用于大江大湖。至于海战,刘整本人当然没有任何经验可传授元军。由此可见,海战确是元军前所未遇的新难题。显而易见,就宋朝方面而论,只有在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可行的军事谋划。

事实上,在百余年前,宋朝就有李宝大胆实施先发制人的策略,在胶西海战中举歼灭金朝准备南下的浙东道水军大舰队,提供了范例。

从战船数量上看,宋军“大舶干余”,“内大船极多”,其中当然不全是战舰,而元军参战者共有四百二十艘,大舰更不如宋军。如果从兵力上分析,宋元两军可能差不多,而就战舰数量而论,宋军肯定占有优势。这本是宋军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为了生存,宋军其实也只能先与张弘范军決战。完全可以利用潮涨之机,将部分舰队从东北出口驶出,再绕出西南,对元军实施腹背夹击。张世杰只顾虑军队屡败之余,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而不知设法战胜船舰数量不占优势的元军,以求重振兵威,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指挥失误。故《昭忠录·陆秀夫等传》说:“世杰不塞山门,护水寨,乃纵北舟入逼寨。”

宋军炊食所用木柴,自然须靠上陆地樵采,而濙水除陆地供应外,尚可“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其实是派轻舟汲用珠江入海的淡水。张弘范“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应是事实。

但等到李恒舰队占据了崖山港的东北出口,“以哨船阻轻舟”,最后完全断绝了宋军的汲道。从宋军“食干饮成者十余日”的记录看来,则李恒军正月二十六日方至崖山的日期不可信,因为距离宋军覆亡不过九至十日,未及“十余日”。李恒军的会师,在军事意义上,一是完成了南北合围和夹攻的态势,二是最终完全断绝了宋军汲用淡水。

宋军陷于“汲路绝”的绝境,也说明了张世杰选址的失误。到此地步,即使元军不发一炮,不施一镞,只能饮用海水的宋军也只能坐以待毙。但按张世杰的军事部署,依然是“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入,而专受攻矣”。

“棋结巨舰干余艘,下碗海中,中航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槽如城”。《三国演乂》虚构了赤壁之战中庞统施用连环计的故事,张世杰的部署近似于此。

正如前晖先生指出,其实还是蹈焦山之战的覆辙。与庞统的连环计或焦山之战不同者,是元军“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燕”。这应是汲取了焦山之战遭元军火攻而败的教训。

宋军的一字阵显然不是时时处处受敌,而以大索相联,作茧自缚式的战术,使其不受攻击的部位,只能按兵不动,坐视不救,而其受攻击的部位,元军却占有优势兵力。尽管在一字阵内尚有若干机动兵力,也补大局。

可以设想,如果张世杰果断下令,砍断大索,使宋军得以展开兵力,改被动挨打为主动还击,这次海战史尚有改写的可能。然而直到最后关头,他方才砍断大索,率十余舰突围。崖山海战是南宋亡国的最后一战,文天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坐北舟中,向南恸哭”,写诗说,“正气扫地山河羞”,“唯有孤臣雨泪垂”。此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张宪《崖山行》诗作“十万健儿浮血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