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之前的古居庸关在何处？

太行山脉延袤千里，百岭互连，千峰耸立，万壑沟深，它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一条纵向山脉。许多条河流横切穿越太行山，形成了许多能够穿越太行山的峡谷，这些峡谷中最著名的当属“太行八陉”。“八陉”最北的峡谷是北京市昌平区的“军都陉”，军都陉现在的名字叫“关沟”，长约40里，在昌平区西北的军都山。军都山又名居庸山，军都陉在汉代时期就有了关城～居庸关，此关是古代华北平原进入晋北去内蒙塞外的咽喉之路。

“关沟”，顾名思义，就是有关隘的峡谷。在四十里的关沟中矗立着南口城、居庸关城、上关城和八达岭四座关城，关沟的南端为南口城，北端即是八达岭关城。八达岭关城坐落于延庆区；南口城、居庸关城、上关城均在昌平区域内。同八达岭，居庸关摩肩接踵的游人相比，上关城显的十分落寞，犹如蛰眠多年的璀璨明珠，远不为人所知。

关沟的老照片

古居庸关，即现在的上关城，位于京藏（原八达岭）高速公路西侧，北距八达岭七八公里左右，南距居庸关北门3公里，在南口镇四桥子村地界。这里是四十里关沟最狭窄处，汉代时，便在此地设置关隘，称为居庸关；北齐时，称为纳款关；隋唐之后一直到元代，一直都是古居庸关。有史书记载：明代的上关城，南北城墙上跨东西两山，城堡两山之间，将关沟一截两半。城墙周长约1公里，有南北两座城门楼，敌楼二座，偏左为东西水门。在上关城东西两侧的山顶上各有两座瞭望台”该城堡于永乐二年（1404年）重修，设南北城门，有守军30人。古居庸关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只有当年据险守城的将士才有切身体验。

已经消失的明代的上关城

上关城的南北城墙，在山顶相交A形

明初，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元朝，将元顺帝驱除至蒙古草原。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骚扰北京地区，决定加强关沟的防御工程。他们看到元代的居庸关城虽然山势险峻，但过于狭窄，不能驻守大量的军队防护。他们又来到居庸关以南八里处的元代云台，看到这里山间地势开阔利于大量驻军。于是，就决定这里重建居庸关，将旧居庸关城，改名为上关城，成为新居庸关的前哨阵地。

不同季节中的上关城残墙

1982年修八达岭高速路，拆掉了上关城的南北城门及东城墙。城墙既断，始有断城之俗称。在上关城居住的村民就近迁到了四桥子村。如今，京藏高速公路上行线、辅路、京张铁路及水道都是从上关城中通过。上关城西山坡上的两段残城墙成“Λ”形半隐半现于灌木丛中，斜卧在山脊上。透过树丛灌木，残垣上的垛口、射孔清晰可见。2003年，昌平区人民政府在此竖起文物保护碑，上面介绍：“上关城于明洪武元年（1368）建筑，曾经是关沟内一道重要的军事防线。”

上关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居庸关作为军都陉上的重要关城，它是汉代幽州地区通往上谷地区的主要通道。北魏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湿余水》中对居庸关曾经发生这样的感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古居庸关山谷幽深、林木蔽日、溪涧旁流、兽啼鸟鸣，行人商旅，来到此处，无不暗生思乡之情，匆匆加快了行进的脚步。

山高林密，幽深狭长的关沟中的居庸关，除了引发行人的思乡之情外，还给行人带来了不安。这里沟深林密，野兽时常出没袭击人畜，于是，人们请来工匠，在沟旁的石岩处雕刻佛像或梵文咒语，行人过此或参或拜，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缓解紧张的情绪。在上关城西北侧的半山处，有一面长约12米，高约11米的花岗岩石壁，上面并列雕刻着三尊佛像。三尊佛像盘腿端坐于莲花座上，中间佛像高约1.64米，宽约1.3米；左侧佛像体态较瘦，右侧佛像体态稍胖。三尊佛像造型古朴，雕刻技法精练，是昌平区在关沟内为数不多的摩崖造像。

古代帝王将相的出塞入关，铁甲将士们沓沓声碎的马蹄声，似乎已经成为居庸关历史的主题，但这仅仅是它的一部分，最为重要的，它还是中国古代各民族进行融合的见证者。在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发展史上，各个民族能够相互融洽，相互团结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离不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多次民族大融合。

明代的新居庸关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民族融合，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民族融合都有居庸古关的身影。在1800年前，西晋经过短期统一之后，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又出现了分裂，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开始沿长城关塞，包括居庸关，向中原内迁(内迁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即“五胡内迁”)。少数民族内迁之后，同汉族杂居相处，改变了本民族游牧的生活习惯，逐渐融合进汉民族中。北魏孝文帝继位后，实施汉化政策，又从法律上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金代末期，活跃在中国北方的蒙古部落开始强大起来，趁金代统治阶级的衰弱，从居庸关南下中原，统一了中国。边疆各民族，蒙古、契丹、女真，部分阿拉伯人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形成了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版图雏形。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之所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发展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