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戴玉刚先生对拙作《老插岁月》的精彩评论！

转自《新京融媒》：《从〈老插岁月〉看知青文学的走向》。作者戴玉刚，男，山西潞城人士。历任山西潞城政府办副主任、史志办主任、成家川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山西省党史研究会理事，山西长治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山西《长治日报》社评论部主任。——

从《老插岁月》看知青文学的走向

戴玉刚 新京融媒 今天

1969年1月，北京知青在山西省潞城县台东村聆听老贫农讲村史。

这年，有7000多名北京知青在山西晋东南地区的

武乡、沁县、沁源、襄垣、屯留、潞城等地插队务农。

其中，在台东插队务农的男知青来自北京69中学；女知青来自北京女七中。

像春天绽裂的冰河，

像大海涌动的潮汐，

像冰山盛开的雪莲，

像荒漠摇曳的红柳。

在上世纪50年代那充满火热幻想的年代，一群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留下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激情。拜读郭再平先生纪实小说《老插岁月》，体悟北京青年那浓郁的知青情结，知青文学的走向渐渐清晰起来。

《老插岁月》作者郭再平，原北京69中学生

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参加生产劳动，始于1952年。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回头看这段历史，第一批知青可以说是热血沸腾，自愿下乡的，因为经济困难时期，城内也吃不饱，到农村去，好歹是条出路。但第二批情况就不同了，大部分知青并不自愿下乡，但出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他们不得不收拾行装，告别亲人、爱人，落拓走一回。因了这种背景，才有了知青在农村生活、劳动场景的文学作品，才有了知青文学的雏形。

知青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文革”前、“文革”中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样三个阶段。“文革”前影响较大的知青作品有《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这些作品描写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农村大有作为，讴歌了下乡知青上进、无私、忘我的奋斗精神，为后来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树立了栓保、银环等一批青年楷模。

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老插岁月》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故事。是年，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从大城市下到农村。其中，有7000多名北京知青在武乡、沁县、沁源、襄垣、屯留、潞城等地插队务农，至今还有部分知青未回北京，他们在长治扎根、成家、育子，而且大多有了第三代。下乡知青在农村落户后，很快体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得不对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反思，并由此产生了三类观点各异的文学作品。

第一类作品继承了“文革”前知识青年题材作品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方向正确，藐视困难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讴歌知识青年的生活劳动场景，强调不讲任何条件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着重塑造勇于献身的英雄和平凡的劳动者形象。

第二类作品是所谓的地下知青文学作品。在各地的下乡知青中，都有一些人在秘密地写作，少数作品变成手抄本在知青中流传，多数则因生活命运的改变而夭折。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知青生活和命运的真实写照，主要揭示这场大规模运动的阴暗面，悲观、失望甚至颓废的气氛笼罩在作品中。如《第二次握手》就是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公开发表时已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当时，任何谈情说爱的言语和动作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被视为“黄色”。《老插岁月》中“黄段风波”一节，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写照。实质上，“都说我和哥哥有，我俩还没拉过手。”

第三种类型可以称作后知青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或是将知青生活延伸到今天，叙述一个错误的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沉浮和悲欢离合；或是脱开运动的局限，以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描述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因其关联到了今天，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力远比纯知青题材的作品强，如《孽债》、《年轮》等。

如果用这三种类型来透析知青文学发展轨迹的话，郭再平的《老插岁月》则属前两种类型的混合体。

知青文学之所以能打动人，首先是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集体行为。知青文学的震撼力在于群体。其次，创作者基本上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很大程度上属“自己写自己”。既然是自己写自己，便有长处也有短处。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固然离不开或必须依赖于直接的个人体验，但因个人体验的某种局限，或因仅仅拘泥于直接的体验，也就难于抵达更深层面的理解，或难于收获那种更具备震撼价值的文化底蕴。无论是过去经历的生活还是眼下正在经历的生活，直接的个人体验总是有限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残损的、被扭曲的。而作家的劳动，便在于竭力挣脱“现实”所给予的种种看不见的或习以为常的制约，把被限定的直接体验过滤或演化为一种真正的小说叙述，一种既富历史感又拥有人文性的故事形态。说到底，有知青经历的作家能否写好“知青小说”，关键还在于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精神旅程、对自己的生存体验，能否拥有一种可靠的体现艺术生命力或接近小说叙述意义的疏理及判断。知青文学是感性的，但又绝不止于某种直接的体验。在这里，“自己”也就成为原型的（或启动艺术创造）最起码的环节。要把握好这一环节很难，难就难在缺乏一条贯穿纵横的红线，缺乏撕开自己灵魂的勇气，或即便有勇气，也少有看破自己命运的透视能力。

痛苦的是，知青作家面对自己独特经历时常持一种互相冲突的双重感受：一方面诉说着岁月的荒废或青春的丢失，一方面又顽强地表达着“青春无悔”的人生态度，既是受害者又是恋旧者，先是恨，恨完了又想；想哭而又不知哭什么，一种因亲历而难以自拔的困惑。《老插岁月》中“邯长路上的战斗”一节就较好地反映了这种情结。在那个充满温情的腊月，急于回北京过年的知青上路拦车，在绝尘而去的情况下，知青们的脾气变得空前暴躁。如果说渺茫的前途让人没脾气的话，那么，想家的念头则使长久积聚的脾气失去理智。作品中知青们因围打汽车司机被警察抓走，多多少少反映了无奈年代的无奈。因了知青作家对“自己”缺乏理解而终于走不出历史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便是知青文学长期滞留于就当年话当年的重要原因。或者说，不少作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题材领域的意义及可能的思想价值，多少有点儿“知天命”而不知自己的味道。

任何历史痕迹，都隐藏着独特的人性。对于知青群体来说，命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所呈现的人性，尽管是那样荒唐，那样不可思议，但它同样是一类群体的存在的真实；也因了它的独特，其丰富性才可能具有某种超越常态的人文质地。如今，一些并无当年知青经历的年轻人，也逐步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延续及斩不断、理还乱的苦恋，昔日的精神苦难，经岁月洗礼之后所造就的生存状态在发酵着……

感谢历史，给了一代人如此厚重的梦想与荣光。随着《老插岁月》历史距离的拉开，老知青郭再平的洞观或感悟，无疑会更清晰、更深刻，也更接近小说艺术——应该说，《老插岁月》的创作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