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信仰，有多艰难

作者：孔滨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共一大十三人代表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斗争，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并参加开国大典的只有两人，一是董必武，一是毛泽东。而其余的一部牺牲、大部叛变。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十月，红军万里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陪、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被捕时的刘畴西、方志敏、王如痴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的叛变。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后参加平江起义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16军军长。

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16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七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的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制定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了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年至1937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孔荷宠的叛变没有成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但的确成了一连串投敌叛变的先导。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源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宏石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这些叛徒在叛变前随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还显得很“左”。

　　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曾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狠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但是，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

龚楚还可与澎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六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1926年五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因龚楚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又成为乐昌县农民自卫军的指挥者，1927年二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理所当然的担任了书记，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辗于粤北地区，遇见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龚楚后来回忆说：“见到朱德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对南昌起义余部下一步发展方向，我提出了关键性建议。朱德召集我、王尔琢、陈毅三人商议今后的行动时，我提出意见，部队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垑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入湖南活动，各人都同意我的建议。”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是龚楚一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的杨家寨子。历史在无穷的变化中一点一点修正着它的方向，南昌起义部队一点一点接近上井冈山的路径。

龚楚的贡献不言自明。

　　“朱毛”会师成为中国革命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井冈山斗争时期，既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29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六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湖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龚楚在井冈山时期，同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1925年五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贺村即龚楚。红七军辖19、20、21三个师19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19师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由于龚楚是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在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最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当年，龚楚在酃县水口镇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革命者是不怕失败的”。但龚楚怕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使龚楚成为革命的叛徒。

他的叛变出现的很突然，1935年二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2日，龚楚带一个连宿湖南郴县黄茅村，当晚借口身体不适很早就寝，半夜趁警卫酣睡之际，龚楚悄然逃走，叛变投敌。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摧毁可想而知。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的很巧妙，十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赶紧派人去联系，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

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派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大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它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

　　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彭德怀则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曾经撤了他的职，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议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当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的劝他原先的部署们投降了。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事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甚至在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通通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1935年十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半个多世纪后，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中将，老先生姗姗来迟，别说中将，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20几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龚楚在红军内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区参谋长，他在国民党那里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韶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龚楚被迫率部投诚。1935年，他也是这样，在重兵压迫之下，向国民党投诚的，不过这回令他实在心碎，他投诚的对象是林彪。

当年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29团党代表并列称为“朱毛龚”时，28团那个年纪轻轻，沉默寡言的营长。当年林彪是龚楚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现在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他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想见林彪一面连想都不要想。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会非常得心应手，像弹掉一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反动派，更别奢谈“朱毛”了，投诚的龚楚很快又逃往香港。

龚楚是一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他被子女又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他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的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当时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栋二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份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的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军饷被国民党军法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

1955年二月，孔荷宠被公安机关查实后逮捕归案，这样的人还需要审判吗？历史已经对他完成了审判，1956年八月，他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1995年七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家乡是他生命的起点，革命的起点，他选择此作为生命的终点。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孔荷宠没有龚楚那样幸运，他死的太早。却也幸运，早早结束了活的太长的那种吞食灵魂的痛苦……

在国庆72周年之际，读金一楠的《苦难辉煌》，别有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