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宿债（散文）阿丙

早春二月，春风如剪。我站在龙门石窟的山门前。拱阙上方匾额上的“龙门”两个大字，是不多见的陈毅元帅的手迹，温婉中带遒劲，萧散处透功力，尤显儒将风骨。进了山门，便是一条年代久远的青石路，略带岁月的坑洼，路面外侧，依稀可见曾经拓宽的痕迹。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造访龙门石窟了。从最初那一次开始，我就暗自许诺要为它写一篇文章，但始终未能落笔。不是因为忙，更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恐惧，因为自卑。我怕自己笨拙的笔力写不出龙门石窟的气魄和品位，对这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我不敢有任何的轻率和造次。

正是带着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一次次造访，又一次次失信。每次都以“再认真考察一遍”为借口，每次都以更惶恐的心情而罢手。既无法抗拒它的诱惑，又无法解脱自许的责任，龙门石窟成了压在我心头的一笔宿债。虽然我也曾用零零碎碎的语录体，抒写过自己灵感的残片，但如同分期偿付的利息，聊以借此维系着自己起码的信用，免得这座艺术的宝库对我闭门不纳。

我倚着石栏，凭河临风，把自己的心绪梳理平复，为即将展开的造访做好情绪上的准备。

河畔新柳，长条纷坠，随风把涟漪层层荡开，似乎在盈盈碧波中濯洗春天的秀发。东西两山，隔河对峙，状如门户，龙门也便有了“伊阙”的名称。

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读了曹植的那篇《洛神赋》。这个半生窝囊的旷世文才，因情感事，借物思人，把自己敢怒而不敢言的一腔幽怨，借助塑造的洛水神女来曲折表达，其中就有“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的句子，描述了他从京城归东藩的大致路线和心情。情场失意，仕途失路，哀怨交互，使这部作品成为建安文赋的巅峰之作，保持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曹植，实在是当之无愧的文人偶像。他在《洛神赋》中对女神的柔美形象一吟三叹，反复铺陈，堪称绝唱，让后世多少自负的才子有美可赏，无话可说。只能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一般“炒剩饭”。赞美女人的杨柳腰肢，必定是“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夸奖女人唇红齿白，免不了“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描写女人体态轻盈，最顺手的就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任你搜索枯肠，改来删去，总也比不过曹植对洛神形貌的优美刻画。在曹植的阴影笼罩下学舌，也是一种体面的无奈：对同一事物的完美描述只能有一种，1800年前被曹植着了先鞭，后人就只能拾他的牙慧了。谢灵运说，天下之才共有一石，曹植独得八斗，自己占了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他对自己的分配并不算低调，但对曹植的慷慨划拨显然是发自内心，众望所归的。

出于对曹植文才的倾心仰慕，后世文人多么希望他能登上王位、承继大宝啊！魏武帝曹操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也对这个儿子属意良久。建安十七年，铜雀台落成，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化项目。曹操率诸子登台，并让他们各赋一篇，尽展怀抱。结果曹植一挥而就，又快又好，曹操龙心大悦，几番欲立为太子。但曹植太令父王失望了。他本身带有率性文人的致命伤，恣肆任性，饮酒无节，放荡不羁，多次犯忌，缺乏政治家应有的理智、干练和沉稳，对不少事情的处理让曹操大皱眉头。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围困，朝不保夕。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这何尝不是让他去建功立业，积攒继位的资本啊！但命令发布之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前来受命……

曹操没有再给他保留机会，至此李代桃僵，接班人问题发生乾坤大挪移。阿兄曹丕名正言顺继承王位，既符合嫡长的顺序，更符合朝臣的心意。从此曹植寄人篱下，郁郁不得志。后来他郑重其事写了一封《求自试表》呈上，毫不掩饰自己想担当大任、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诚恳请求王兄给自己压压担子。但毕竟事过境迁，风头不再，只落得废纸一张，无人理睬了。

中国传统的文人，长期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大都有着积极的用世之志。不甘寂寞，不图安逸，只想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高尚的家国情怀。确有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报效国家，不辱使命，成就了君王大业，自己也留下了完名美节。但也有不少人，或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或行事偏执，德不配位。即以曹植而论，天纵之才，世不二出。锺嵘《诗品》称赞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他的《洛神赋》代表了建安辞赋的最高成就，一千多年间无人超越。但却因自己的任性、散漫和疏狂，与历史的重大托付失之交臂，不能不令人唏嘘。

初升的太阳照在伊洛河上，新建的橡胶大坝抬高了水位，使得河面境界开阔，在春风中荡起一层层细浪，波光潋滟，盈盈似语，犹如神女顾盼的眸子。1800多年过去了，星移斗转，朝代更迭，多少沧海变成了桑田，多少风流化作了云烟。曹植的跌宕人生对后世的警策意义不言而喻，但却免不了仍有后来者重蹈覆辙。我忽然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飘风不可以调宫商，巧妇不可以主中馈，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国家”。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文章之士倘能收心摄性，扬长补短，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有多少人生悲剧不是都可以避免吗？

景区的游人渐渐多了起来。仲春阳光普照，目力所及的西山断面上，全是大大小小的佛龛。成千上万的石刻造像分层排列，呈现出明暗不同的色调，不卑不亢，似在那里已静候万年。我曾经多次扪心自问：为什么如此喜欢游龙门石窟？原因自己很难解释清楚。但今天，我忽然若有所悟：龙门石窟虽然是佛教题材，但它已经超脱了宗教，远离了香火，升华为一种唯美的艺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怀着对艺术的倾慕，不附带世俗的求告。大大小小的洞窟前，看不到烟火缭绕，看不到三跪九叩。艺术让龙门石窟摆脱了俗世的扰攘，把升官发财的祈祷，成龙成凤的欲念，通通隔绝在山门之外。龙门石窟还原成一方真正的净土，让人腾空心思，在静静伫立和深情凝望中，去体会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

说到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自然离不开奉先寺——这里有龙门石窟的镇山之宝。最著名的卢舍那大佛，造像高达17.4米，微垂星眸，神态安详，线条圆润，衣饰纹络如韵律一般自然流泻。特别是那圣洁的微笑，让你剔除杂念，洗尽凡心，忘怀过往，出离情绪，在一片澄明中万虑皆消。

微笑，是一种最有魅力的面部表情。她能够化解戾气，传递友善，稀释误解，让防范的心灵彼此敞开，让猜疑的瘴气烟消云散。有多少中外艺术家倾情讴歌和竭力刻画这种表情；有多少企业用醒目文字提示员工：“今天你微笑了吗？”有多少僵硬的人脸，每天对着菱花镜训练面部肌肉，力图使自己的嘴角得体地上扬。

我曾有幸在20世纪末期，参观过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在人头攒动中挤到了那幅世界著名的肖像前。原作的尺寸并不很大，画布上的蒙娜丽莎雅静恬淡，目光和善，用一种从容得体的面部表情，透露出从中世纪噩梦中醒来的惬意和满足。谁也不能否认，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这一杰作在世界美术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我固执地认为，和龙门石窟的卢舍那造像相比，她仍然稍逊一筹。蒙娜丽莎的肖像，在时间上比卢舍那造像晚了将近1000年。如此巨大的时间落差，并没能让后来者有所超越。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性别特征、年龄特点和时代痕迹，犹如一位优雅的邻居大嫂，体现了人性的和善和安逸。但卢舍那大佛的微笑，却能让人淡化性别，忽略年代，忘记年龄，具有普照万物的神性光辉，突破了时空，久远到永恒。这样的微笑，不怒自威，具有降妖除魔的法力。在这样的表情面前，邪恶无所遁形，歹毒会被缴械，再凶残的恶徒都会收敛邪气，放下屠刀。

奉先寺处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制高点，洞窟前层台高耸，场面开阔。要把整个洞窟的完整造像摄入镜头，则必须登临平台高处，这对我髌骨软化的双腿是个不小的挑战。我在平台的边缘前走后退，调整镜头，选取最佳的角度和距离。卢舍那两侧的菩萨和护法经过风剥雨蚀，已经面容含糊。尤其是护法力士在浩劫中伤胸断臂，面目全非。唯有卢舍那本尊妙相清晰，端坐莲花台上，发髻高挽，衣饰低垂，完整无损。和神神道道的各种传说相比，我更愿意相信那是造像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卢舍那洞穿尘世的慧眼和无所不知的微笑，让造孽者落荒而逃，罪恶的铁锤始终未敢举起。

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现存洞窟中大量的是唐代造像。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造像中，唐代的作品一望而知，很容易辨识。体态丰满，线条圆润，举止安详，传达着盛世的笃定和自信。唐代是让所有中国人津津乐道、扬眉吐气的朝代，国强民富，八方归心。京城长安到处是碧眼胡儿，世界各地的遣唐使和商人来往不绝，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中西方文化的联接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这里是佛教祖庭，中国第一座皇家寺院白马寺在此落成。但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中国化的改造，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留存。佛教传入中国时间不长，便演变成“禅宗”横空出世，完成了对印度佛教原旨的根本性改造。从修行理念，到参禅方式，包括诸佛妙相、神态、坐姿和体型，已经和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几无干系。

这样的文化改造和同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具有强大的吞吐功能。它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输入，又以巨大的魅力，让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接受改造。北魏孝文帝主政以后，迁都洛阳，革除鲜卑旧习，推行说汉话、通汉婚、改汉姓，仿汉制，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帝国。不足百年的执政期间，不仅顺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且积极地发扬光大。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一文一武两个圣人，都是在元朝宫廷中完成册封的；“仁义忠勇”的儒家抽象观念，从此具有了人格化的象征；满清入关，明朝覆灭，但中国的文化根基不可撼动。乾隆皇帝动用了4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15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这个风流皇帝满文的水平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一生却写下了43000多首旧体诗。质量姑且不论，如此巨大的产出，倘若不是对汉族文化五体投地，哪来这样的原动力？

唐代，当然是唐代！卢舍那造像正是唐代雕刻艺术的杰作。有人说，这堪称完美的面部表情，是仿照武则天本人的形容而雕刻的，对此我极不认可。任何专制的帝王都不可能有如此优雅的情态、得体的坐姿、和善的微笑。这样圣洁的表情，与长相的五官搭配无关，与强装的慈祥和蔼无关。它不属于任何单一个体，却与每个人的心灵期待相关。她是美好向往的聚合体，汇聚了人性深处真善美的清泉。

我向导游请教卢舍那造像雕塑者的名字，但询问的结果令人失望，精美绝伦的艺术造像原来是无名氏作品。从时间上来说，造像要比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像早920年。但米开朗基罗早已凭借自己的雕像作品，誉满全球，驰名世界，而龙门石窟这位杰出艺术家，却籍籍无名，唯余自己的作品，在21世纪的春风中领受后人的膜拜和赞叹。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雕塑艺术远远没有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名头响亮。即便是现在，当我试图从记忆中搜寻几个中国著名雕塑家的名字和作品时，不仅毫无所得，而且总会被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墨客的名字强行挤入，层层包围。中国的方块汉字本身就是图形文字，具有巨大的美学冲击力。尤其到了唐代，方块汉字的魅力借助韵律愈加放大，让一大批吟诵风雅的文人墨客声名大噪。

他们用韵文和散体提出自己修齐治平的雄才大略，抒发自己报效君国的耿耿忠心。而君王也乐于用这种方式和这些文人学士谈古论今，纵横天下大事。尤其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开科取士，看到一批批文人金榜高中，一代英主情不自禁地额手称庆，“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从此以后，朝廷金銮殿上，一代一代龙蟠凤逸之士，登堂入室，出将入相。尽管也有一些出类拔萃的文人命运多舛，但中国科举的考场上，仍然为文人学士敞开了1300多年的晋身大门。

然而同时代的雕塑艺术家却不曾有这样的幸运和荣耀。当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大批诗人骚客，在朝廷和大大小小的衙门中进进出出的时候，雕塑艺术家却在荒山秃岭中开山凿洞，雕佛造像。而且往往经年累月，子孙接力。在锤凿叮当的电光石火中，一间间洞窟朝着初升的朝阳洞开，一尊尊形体精美的造像被满天云霞镀上金光，形象生动，眉目传神。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仍然有着震慑人心的神采和风仪。这些大国工匠应是中国最早的雕塑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铁笔钢凿，镌刻山河，雕镂人心，留下深刻生动的历史记忆，但雕塑家自己却历历如荒草，再也没有人记起。

不被看重的造像艺术冷落了，山崖间渐渐消隐了锤凿之声。我感到中国雕塑的黄金时代就这样不经意地湮灭了。而它本该比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巨匠们更超前、更高妙，更具有世界意义。

伊洛汤汤，虹桥飞架。龙门石窟对岸的东山上，琵琶峰下香山寺旁边，就是有名的白园。顾名思义，谁都知道那里长眠着一位杰出的诗人。在唐代著名诗人的群体中，白居易的运气不算很差。他是科班出身，进士及第，金榜高中后封官放任。官做得有头有脸，诗写得妇孺皆知。既在诗坛开创了“元白诗风”，又在西湖留下了白堤遗迹。虽然也有过挫折不如意，但毕竟不像李白、杜甫那样未能善终，也不像柳宗元、刘禹锡那样受到残酷打击。然而晚年的白居易却醉心佛老，炼丹修仙，沉醉于“樊素口、小蛮腰”，写咏妓诗乐此不疲。他本是体制中人，却忘怀初心，如此潦倒，相比于那个泪湿青衫的江州司马，哪个才是真实的白乐天？

我不能回答。也许，要偿还我对龙门石窟的文债，就应该从澄清这一个问题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