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必须“反映我们”吗？澳大利亚艺术多样性发展受挫

编译 | 贾安琪

近日，澳大利亚《2020年度现场音乐报告》（Living Music Report）正式发布。现场音乐报告是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对澳大利亚管弦乐团艺术文化多样性发展要求的年度总结报告，是查验各大乐团对政府资助的2020-2024年度文化多样性计划完成度的关键依据。该计划力争使“艺术反映我们”（Art Reflect Us），推动管弦乐团的艺术实践活动展现澳大利亚的文化和风貌。仅2020年，政府就资助了8190万澳元（约4.06亿人民币）来支持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澳大利亚室内管弦乐队、澳大利亚勃兰登堡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昆士兰交响乐团等乐团，从作品的当代性、本土性、性别与文化多样性等重要维度推进艺术多样性建设。然而，2020年的数据结果却让人不禁怀疑，澳大利亚的艺术多样性发展遭遇了滑铁卢。

多样性计划实施受阻

多样性计划受阻，首先表现在澳大利亚管弦乐团的整体缺位。在2020年报告中，全年各大乐团共上演915部作品，当中162部由在世作曲家创作，其中17%出自女性，45%来自本土音乐家。915部中共有35部作品是女性创作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作品的上演场次超过了所有女作曲家作品上演的总和，创作年份为1723年的作品上演数之和也大于当年所有女作曲家作品演出之和——这反映出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呼唤在人们对经典作品的青睐面前不堪一击。

比女性作曲家作品更难推动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音乐和少数族裔音乐。两年来，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音乐这三个重要指标上，管弦乐团上演的作品数和占比均为个位数。其中性少数类音乐作品的上演次数为0，少数族裔和原住民音乐占比仅为1%，与2019年相比上升1%。

接受资助并参加调查的部分乐团在当代音乐、澳大利亚本土音乐和女性音乐上有一定作为，如塔斯马尼亚交响乐团全年上演的91%的作品由澳大利亚本土音乐家创作，七分之一的音乐会系列策划都与女性音乐相关。但在原住民和少数族裔音乐上难以行动，似乎是所有澳大利亚乐团的通病：全年公演过的12部原住民音乐作品皆出自德波拉赫·奇塔姆（Deborach Cheetham）、威廉·巴顿（William Barton）、南希·贝茨（Nancy Bates）这三位知名作曲家，作曲家范围窄，作品数量少；悉尼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昆士兰交响乐团、澳大利亚西部交响乐团等代表性乐团都未曾将性少数群体的作品搬上舞台；12部少数族裔作品全年共演出13场，其中《云雀高飞》（The Lark Ascending）一部独占12场。少数群体的艺术推广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多样性计划受阻，还表现在个别乐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悉尼交响乐团作为接受了政府最多资助的乐团主体，在多样性计划中竟做到了“四无”——全年全团共公演作品114部，其中无一部女性作曲家作品，无原住民音乐作品，无性少数群体相关音乐作品，无少数族裔音乐作品。即便作品平均年份为1980年，在时代性上表现较好，但《2020年度现场音乐报告》评价其“当务之急是打开门户并为少数群体的音乐提供更多机会”。西澳大利亚交响乐团和澳大利亚勃兰登堡乐团更甚，全年没有演出过澳大利亚本土作品，公演作品95%以上也为已去世的作曲家作品，在时代性和本土化上“毫无建树”。

继续为“反映我们”付出努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对澳大利亚艺术行业及其多样性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从关键领域一年1%的增长趋势来看，多样性发展还是有发展潜力的。与2019年相比，受疫情影响，2020年澳大利亚公演作品总数量从2003部腰斩到915部，但女性、原住民、少数族裔等几大关键领域的代表作曲家人数和作品数都有所增加——如2019年原住民作曲家只有德波拉赫·奇塔姆一人，2020年作曲家人数实现了1至3的突破。从疫情导致的行业冲击、现场停滞等现实因素综合考虑，澳大利亚音乐界的这场“多样化大作战”还是充满希望的。

此外，一些2021年正在推进的乐团项目将随着音乐厅解封，而对澳大利亚文化艺术多样性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如悉尼交响乐团推出的多样化项目“50 Fanfares”旨在为代表澳大利亚当代多样性艺术的音乐家们提供支持，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与悉尼交响乐团开展多季巡演，讲述澳大利亚的音乐故事，展示澳大利亚本土文化。

一批新上任的乐团艺术创意总监，也为多样化之路逐步走向正轨起到积极作用。在这方面，墨尔本交响乐团已走在其他同行前列：2020全年，乐团80%的演出曲目都由澳大利亚作曲家创作，其中包含两部原住民作品和一部少数族裔作品；所有女性作品都是澳大利亚本土创作，本土化与女性作品得到了很好的结合。2021年3月，墨尔本交响乐团还发表公告，称将聘用德波拉赫·奇塔姆担任乐团的艺术创意总监，这无疑为乐团未来的多样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古典音乐必须“反映我们”吗？

在澳大利亚音乐界呼吁“艺术反映我们”时，并非所有艺术家都认可“本土化、时代化、多样化”的三化路径。《2020年度现场音乐报告》发布后的一周，澳大利亚演员、钢琴家、音乐家菲利普·斯科特（Phillip Scott）通过澳媒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交响乐团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反映当代社会，古典音乐不应该被21世纪的多样性和性别平等等议题束缚住手脚。

他完全赞成交响乐团在首演中应多考虑当代的、本土化的、反映多样文化的作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内容既非线上线下听众愿意付费聆听的东西，也不是交响乐团的主要职能：“交响乐团的作用，应当是深入到丰富且多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传统中，重新塑造这些优秀传统中的伟大音乐作品。”另一方面，他也从听众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古典音乐不必反映当代社会的原因：大部分听众聆听古典音乐并沉溺其中可能并不是为了认清当代社会、认清现实，而是从中逃避、抽离。

过分重视强调当代澳大利亚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让澳大利亚艺术界与国际化路径错轨，开民族主义倒车的风险。菲利普·斯科特列举了澳大利亚内外多名作曲家的艺术实践：澳大利亚作曲家彼得·库索普（Peter Sculthorpe）和美国的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l）深入研究了日本传统音乐，德国作曲家恩约特·施耐德（Enjott Schneider）用汉语普通话创造了中国题材歌剧……这些似乎表明，站在全球视角，“采各家之长，融万民之风”才是未来音乐艺术繁荣发展的大势。

如他所说：“简单地通过21世纪初期的多样性和性别平等思想来看待现场音乐的曲目编排，是粗鲁的钉钉子行为。我们不否认强调自身文化多样性的做法，但坚持优秀传统，延续伟大作品，目光远眺世界，对古典音乐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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