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茅庐”说风雨

陈出新：“风雨茅庐”说风雨

人生之复杂，有所谓“世事难料”，也有“一语成谶”。但是，往往表现为“世事难料”者居多，“一语成谶”者极少。而郁达夫就是这“极少”中的“典型”。1935年，“心灰意冷”的郁达夫，迎来自己一生的“多事之秋”。五月二十日，三子耀春殇，年龄仅为2周岁。达夫为之两度撰文以悼，并赋诗六首：

赢博之间土已陈，千秋亭畔草如茵。

虚堂月落星繁夜，泚笔为文记耀春。

命似潘儿过七旬，佯啼假笑也天真。

两年掌上晨昏舞，慰我黔娄一段贫。

跬步还须阿母扶，褰裳言语尚模糊。

免教物在人亡后，烧出红绫半幅襦。

明眸细齿耳垂长，玉色双拳带乳香。

收取生前儿戏具，筠笼从此不开箱。

魂魄何由入梦来？东西岐路费疑猜。

九泉怕有人欺侮，埋近先茔为树槐。

生小排行列第三，阿戎原是出青蓝。

怜他阮籍猖狂甚，来对荒坟作醉谈。

极尽中年丧子之哀容与悲戚。

6月近，“住所的话”发表。文章虽然倾诉“求田问舍”之事由，但是，“闲适”中表露的是一种“没

落”与“穷愁”的幻灭，近似于心同“槁灰”。明眼人都知道，28年之后的郁达夫，由于形势的紧迫，和家庭的变故，“遇人不淑”，基本上脱离了创作的轨道，旧有作品的那种“锐利、雄健”的直抒胸意的表达，和纤如游丝的细腻，直刺神经的贴近，以及难以驱散、紧追不舍的灰冷之风格，再也没有了印迹。反倒是，即景式的应景之作多了起来。真的是“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戏作”。

关键是“心迹的枯寂”，时刻为“尘事俗人”的“督促”，应付尚嫌脚迟，更惶论屡受“莫明其妙”的粗俗“猜忌”？内外挤压下的心身“颓败”，已致作文、判事都失去了“耐心”，终于招致了古人颇为“忌讳”的“口污必报”之应兆。如“自搬到杭州来住后，于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块地，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之句（郁达夫“记风雨茅庐”）。再如11月28日“和赵龙文诗”：

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已作诗题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两首

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暧，苟活人间再十年！

昨日东周今日秦，池鱼那复辨庚辛？

门前几点冬青树，便算桃源洞里春。

“苟活人间再十年！”，从35年至45年9月遭日本人之毒手，刚正十年！

更为大忌的是，选择建宅在“庵基”之上，用“记风雨茅庐”的话，是先为“葬”地，又起基地。当然，达夫先生的文章，从未提及“庙产”。只是起房盖舍时，雇请了杭州最为名气的郭某，经心策划，极尽规避，虽然没设道场，却也遍布妖气：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手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引自“记风雨茅庐”）。可见，深谙中国文化的达夫，此举就是“底气”不足的“心虚”。

从“问舍”到“起居”，一切都是王映霞拿着郁达夫的“银子”和“面子”在操作。所以，王映霞提到“庵基”时，毫无“禁忌”地讲，每天梳洗，看着下边破败的“庵基”，我想：有朝一日我能把这块地皮买进，造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前后左右空地上种些花草树木；在花园一角，再替达夫造两间书房。动工时，我自己设计，自己监工，这该多么快乐啊！因此，我各处探听这庵基的产主，大家都说是省立救济院的产业（孙百刚《郁达夫外传》56页）。为此，作为“拿地”的知请人孙百刚先生，还提醒王映霞：“庵基上造住宅，按迷信说，是不吉利的’。映霞说，“这哪里管得许多，无论如何请你去托沈先生帮忙”（孙百刚《郁达夫外传》55页）。原以为，中国“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拆庙焚寺的，只有信邪教的洪秀全。没想到，养在名门，生在杭州的初中女生，也是这么勇敢地对待“迷信”。郁达夫尽管“心惕”，也只能“附意”，包括请相师摆阵作法。但是，终究是新时代下的“旧式”，文中不经意间透露着“不祥”：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郁达夫“记风雨茅庐”）。

公元一九三六年五月，建在庙基上的“豪宅”，经映霞努力，达官贵人襄赞，终于竣成喜迁。达夫为新居起名“风雨茅庐”，并作文“记风雨茅庐”。按作者意，是要作“久居终老”的打算，结果，仅仅安顿“二个月”不到，就应差而去。翌年七月，抗日军兴，’风雨茅庐”也随男女乱离，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充满“谶”邪的“风雨”之所。

37年底，日本人占领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多册旧书及家什，被贼人盗卖一空，院落沧为马厩。真可谓“风停雨不歇”下的凄惨。好不容易等来“抗战”胜利，“风雨茅庐”再遭劫难。只还过，这一次是来自离异多年，已成人妻的王映霞。

45年春节，远在日人占下的马来西亚荒僻的郁达夫，预感“不测”的时袭，按惯例，每年必作“遗嘱”以备：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弄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

乙酉年元旦

原载1947年8月1日《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抗战”结束，好友中突然发现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失跡”，一时，海内外掀起“寻找’的热潮。同处敌境的胡愈之、王任叔；国内如郭沫若、郑伯奇等生前好友纷纷撰文以怀念，呼吁，为寻达夫尽绵薄之力。儿子郁飞更是嘶声裂肺，切盼爸爸的回归。不管怎样，1947年随着这份“遗嘱”的公布，郁达夫“失踪”或“遇害”，已是确定天疑的事实，处在“舆情中心”的王映霞也应该清楚无误。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也就是在这种“人悲天愤”的情况下，已为人妻别母的王映霞，委托其弟宝桐，将“风雨茅庐”整院卖与一退役军官。由于“产权”不明，难以成交，王映霞亲自赴杭，找官复原职的杭州市长周象贤，给与通关方便，重新复办一套“产权”手续，房主自然为王映霞一人独有。（原来，“风雨茅庐”起基之时，王映霞就将刻有“王旭界”的界石树立于界线，只是字迹用灰石污抹。只有到这时才派上了用场。离异之心早已安种，还口舌不停地标榜，“郁达夫始终是爱我的”。达夫有幸，没睹这丑恶之表演。——作者注）。

原先以为“凡提国民党，必用反动派连之”，有点不实，最起码在“抗战”问题上，你不能也冠之“反动派”吧。但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杭州市长，熟知达夫的周象贤，为离异之妇的王映霞提供全权独产证件，的这件事，不仅是“反动”，还是“荒唐透顶”。郁达夫虽已“失踪”，但是，郁之三个“遗孤”还在，待哺。作为生母的王映霞和“孤苦待哺”之子抢食，“虎毒还不食子”，已是人伦尽失。作为政府官员，扶弱抑强才是，怎能利用“公权”，也加入到“打家劫舍”的行列，干出这种背友济私欺怜的龌龊！世上“祸种”以害众居多，像王映霞专对一家老少的“嫉恨”，到斩草除根地步，还闻之未闻！

“杭大”一年，偶而会到场官弄转一圈。不过，那高大黑漆的铁门老是不开，旁边小门进不去，是某个单位的办公地。

1985年秋，“郁达夫烈士遇害4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轮到诗人汪静之，这个当年达夫器重的“小跟班”发言。开篇是一首诗朗诵，口音清亮，接着便讲，神情很悲愤：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制度很反动，但是，有一项法律，我很赞成，就是警察不得乱闯民宅。我们呢，郁达夫在场官弄的“风雨茅庐”，长期被政府霸占，现在还作为“派出所”在用，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汪老的发言，顿时让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马上，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员作了说明，49年，王映霞将产权卖于一位国民党军官。解放后，政府作为“敌产”没收，一直到现在。

那次会上，我随会议安排，正式进到“风雨茅庐”院里参观。房子的布局构造气派，高阔，看上去还带点奢华，绝非一般中产民居可比。至于月门后的书院，还是没能进去。

96年12月，“郁达夫诞辰一百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富阳召开。会议规模大，人数多，几乎囊括了郁达夫所有健在的好友，和国内外达夫研究者，全部到场，称一时之盛事。汪老静之先生发言，还是敦促政府尽快落实“风雨茅庐”，作为“郁达夫纪念馆”的实现。尸骨难寻，先让家魂有个安顿之处。呼吁阵营中，又加入黄源，唐弢，郁风及老公黄苗子诸多老前辈。

2016年，我从网上得知，杭州市政府将“风雨茅庐”，列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为“郁达夫故居”对外开放。

至此，充满风雨的郁达夫住宅，暂时能“风停雨住”一会吧。“风雨茅庐”，从建基之前，到建成，在它身上发生的故事，既够悲艳，充满风雨。也够绝响，鸣警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