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与主观运动之间缺少一种对峙（对立），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统一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

——中国古老，但一直没有变化，原因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之间缺少对立，即二者太一致了，换言之，精神方面没有新的东西出现，因此现实方面无从获得反省，中国历史缺乏主观性（思想）。

原则具有实体性，就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少对立的表现。

原则是思想的代表，实体是现实或客观的代表，原则具有实体性，即是说中国人的思想早已现实化制度化，而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思想，来改变现实和它的制度。

他说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道德就是主观运动的思想，实体的东西，就是国家制度（君主专制政体）这一类东西。

所以二者之间没有对立，也就不会引出对于现实制度的反对与改变，于是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没有发展与变化。

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从最早的五帝本纪看起，到辛亥革命前的清代皇帝，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一个证明。

因为中国一直没有质的变化，所以他说：

中国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自他说过这话已有近二百年了，可以回顾中国这二百年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什么是黑格尔说的若干因素及其与中国的结合，就可以了解中国是不是已经有了活泼生动的进步。

他说：中国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一直没有变化的具体情况。不论哪一朝，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从三皇五帝以来就是如此，直到清代，你说它有变化吗？

个人的识见，就是指超越了君主政体这种客观存在的主观运动，中国古代的漫长的思想史中，能找出超越君主政体的主观性吗？

中国的统治因为一直没有这种个人的识见，所以君主专制政体没有受到挑战，也就一直没有形成变化，也就一直独立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它自身似乎不能够自我产生这种新的识见，所以要等待着其他的因素来与它结合，而引起活泼生动的变化。

他提供了一种主观性：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无从发现主观性的因素，这种主观性，就是个人意志的自己反省和实体（就是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形成对峙，这种主观性就是明白认识那种权力是和它自己的主要存在为一体，并且知道它自己在那权力里面是自由的，个人全然没有认识自己和那个实体是相对峙的，个人还没有把实体看作是一种和它自己站在相对地位的权力。

——这就是中国没有主观性与客观存在对峙的意思。

他又说：

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即前面说的“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因此这种原则与实体合一的东西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个人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他的反省和独立（反省指个人的思想力）。假如他不服从，就等于和他的实际生命相分离，在这番分离之后，他既然不反求他自己的人格，他所受的刑罚也就不致于影响他的内在性（这样的分离和刑罚并没有使个人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内在性并不会因此而变化，一个人是这样，所有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整个中国就没有主观性来与现实的实体对峙）。

实体简直只是一个人——皇帝——他的法律造成一切的意见（普遍的意志），只有那个普遍的东西、那个实体才有价值，那个实体仍然非常坚硬刚强，和其他一切都不相同。

他说到中国的行政即官员对民众的管理问题：

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因为假如有宪法，各个人和团体就有独立的权利——一部分关于他们的特殊利益，一部分关于整个国家。但这里并没有这种宪法，所以我们只能谈谈中国的行政。

在中国，实际上人人都是绝对平等的（绝对平等，意味着没有个人的特殊性和特殊利益、特殊权利等），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联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差别和行政联带发生，意味着一个人如果进入了行政即政府，就与其他人不一样了，人与人就有差别了。这里所说的才能，是指科举方面的才能，这是古代中国个人改变地位的唯一途径，今天来说就意味着你当了某个官职）。

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在我们西方，大家只有在法律之前和在对于私产的相互尊重上，才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同时又有许多利益和特殊权限，因为我们具有我们所谓的自由，所以这些权益都得到保障。在中华帝国就不同了，这种特殊利益是不被考虑的，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

全部行政是由一个官吏网来包办的。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如果皇帝是一个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官吏网就会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察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们的尽职，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他自己。

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各阶层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自由的情调，就是一般道德的立足点，因此就完全被抹杀了。

各种刑罚通常是对肉体的鞭打，对于我们西方人，这简直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鞭打原是极易忘记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来说，这是最严厉的刑罚。中国人没有一种关于荣誉的主观性，刑罚警戒的原则只是受刑的恐惧心，而丝毫没有犯罪的悔过心，因为犯罪的人对于行为本身的性质没有任何的反省。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就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

中国的科学所采取的形式，又和真正的主观性缺乏关联。各种科学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做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

说到科学的本身，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

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着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微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