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张爱萍要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但周总理为何要搜他的口袋？

开国上将张爱萍晚年时曾说过：“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张爱萍

周恩来是张爱萍衷心敬仰、终生拥戴的良师益友和卓越领导人，他们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有着长达40多年的友谊，周恩来博大的革命情怀、高超的领导艺术及严谨的自律品质，深深地影响了张爱萍。

1910年，张爱萍出生于四川达县，1925年，他考入了达县中学，在校期间便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在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爱萍从老家四川来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30年，他被党中央派去红14军，担任大队长。

张爱萍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农民暴动组建的队伍，战斗力不强。在一次战斗中，张爱萍的左手腕被打断，中共江苏省委于是派地下党秘密把他送到上海治伤。

青年时的张爱萍

张爱萍伤愈以后，请求继续回到江西苏区参加武装斗争，但上级考虑到他的手受过重伤，不宜再当红军，建议他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对此张爱萍表示：“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不妨碍打枪作战。”

上级只好向当时在上海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报告，最后周恩来同意了张爱萍的意见，并祝他一路顺风，这让他深受感动。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张爱萍被调到军委骑兵团任政委，1936年初夏的一天，张爱萍带领骑兵团回瓦窑堡休整，在途中和一伙土匪作战，把土匪打得大败，逃之夭夭。

张爱萍

但张爱萍犯了轻敌的毛病，继续下令追赶，并端了游匪的老窝，但在回来的路上遭到了游匪们的埋伏，部队损失很大，张爱萍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此事在红军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张爱萍也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让他感到有些不服，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上级对自己的处分有些重了。

周恩来知道以后，主动找到他说：“这支部队的基础是陕北红军，而你则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我们对中央的干部必须更严格地要求，处分你这么重也是从政治上考虑。你要从这件事上主动吸取教训，增长才干。”

红军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番话既指出了张爱萍的问题，又循循善诱，这让张爱萍受益匪浅，这件事也让他牢记终身，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刻刻警醒自己。

1936年，张爱萍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和许多学员一样，都给学校和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到前线去。

但毛泽东知道以后，却出人意料地宣布：“凡写信要求离开的全部留下，没有写信的可以分配到前线部队。”张爱萍就这样被留在学校当了教员。

但过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突然找到张爱萍，告诉他中央打算让他到上海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于是几天后，张爱萍带着新的使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踏上了新的征程。

张爱萍

当时周恩来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张爱萍路经南京时，首先去拜会了周恩来，周恩来专门告诫他说：“上海吃紧，一定要注意安全。”

1937年12月，张爱萍又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次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他发现周恩来的胡须已经全部刮掉了，头发也剃得精光，这足以证明周恩来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这些生活之事。

理了光头的周恩来

周恩来给张爱萍分配了任务：“你就在参谋处工作，为少将高级参谋。叶剑英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他是参谋处的参谋长。”

张爱萍感到十分困惑：“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红军里有什么将军！”

周恩来解释说：“现在是八路军了嘛，还要和国民党的军队打交道，定个少将有什么了不起？根据工作情况，对方是个中将，以后也给你个中将！”

就这样，张爱萍正式成为了周恩来的助手。

张爱萍和妻子

1938年3月初，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南下徐州。周恩来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徐州的局势，他认为想要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必须在徐州打一个大胜仗。

当时坐镇徐州的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他也想积极对日作战，但他一直与蒋介石存在矛盾，这导致他所负责的第五战区部队成分复杂，不便驾驭，装备又差，对于该不该在徐州和日军决战，他一直顾虑重重。

于是周恩来决定派张爱萍前往徐州，去做李宗仁的工作，张爱萍见到李宗仁后说：“此战虽然可能会付出较大代价，但其胜利必定也是辉煌的。如果胜利，不但能给日军以重创，给敌侵华锐气以迎头痛击，还将大大提高桂系军队在全国民众心中的地位，特别是提高贵军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声誉。”

李宗仁

李宗仁看张爱萍不过二十七八岁，但却有如此超凡的见识，不禁感到非常佩服。

张爱萍又给李宗仁分析了我军能够胜利的几点优势：

一是日军自从占领济南以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非常骄横，而且孤军深入，有利于我军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二是鲁南山区的地形极其复杂，而日军并不熟悉，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打歼灭战；

三是八路军也会在战斗中配合国军作战，在正面和敌后的互相配合下，日军必然顾此失彼。

李宗仁听完以后，不禁感叹说：“今方知后生可畏也！”他表示一定精心策划，打好这一仗。

后来李宗仁按照周恩来和张爱萍提出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在台儿庄与日军血战，再加上中共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的配合，最终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

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搞“两弹”，并将此重任放在周恩来肩上，此时张爱萍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这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4年秋，中央终于准备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在试验前夕，周恩来专门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等负责同志，在这里开最后一次专委会议，专题研究核试验的保密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严肃地说：“主席已经同意10月进行核试验，时间在一天天地逼近。保密问题非同小可，捅出去了人家来炸我们，就要坏大事。希望你们回家后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我的妻子，也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但她也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不该说的我就是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都不要知道。”

周恩来

会议结束前，张爱萍向周恩来告假，说当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他要提前离会去参加。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周恩来突然站起来问他：“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

张爱萍说：“没有。”

但周恩来仍然坚持说：“请检查一下你的衣服兜里有没有写字的纸条，要掏出来！”

张爱萍只能在周恩来的监督下，把所有口袋全部掏了出来，确实连一张纸条都没有，周恩来这才满意地点点头，但他还是说了句：“从明天开始，爱萍和贺老总都不要参加外事活动！”

1964年10月16日14时30分，一切工作终于全部准备就绪，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正式向周恩来报告：“完成实验前各项工作，一切正常。”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

15时，张爱萍在试验现场用电话向周报告：“蘑菇云已经升起，原子弹试验成功！”

周恩来激动地回答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请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贺大家，慰问同志们！”

但过了几分钟以后，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再次询问张爱萍：“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是外国不相信怎么办？”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于是张爱萍再次仔细进行确认，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再次确认了原子弹爆炸的真实性，中央于当日晚上22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喜讯。

对此，张爱萍的理解是:“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文革”爆发后，张爱萍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周恩来一直想方设法保护他。1972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说：“你们这几年还没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据我所知，他不是特务嘛，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我们今天还能在这开会吗？”

晚年的周恩来

正是有了周恩来的仗义执言，张爱萍终于在1975年3月复出，并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开始对国防科技领域进行了新的整顿。

1976年1月8日早上，张爱萍刚起床，就在广播里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他不禁悲痛欲绝，而且险些跌倒，护士给他送来的早饭他也一口都没吃下……

后来张爱萍为了悼念周恩来，含泪写下了一首《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

愁雾弥天，江海水、怒号翻滚。举世恸，追思勋业，马列开逡。为国为民孺子牛，任劳任怨绝代尹。艰难继、大任系安危，何驾云！

惊雷震，天地忿，朔风烈，泪雨淋。四十六年前，重军路引。难忘少年谆教诲，常忆征途亲指领。提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

晚年的张爱萍

张爱萍晚年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曾感激地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肯定不会在军队工作，更谈不上成为一名上将了。”

2003年7月5日20时35分，张爱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