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伯钧写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恋爱，主席回信：天塌不下来

开国上将陈伯钧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烽火硝烟，世事更迭，然而青史上却殷殷记载他和毛泽东之间存续多年、且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

1910年，陈伯钧出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6年底，他又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

在这里，陈伯钧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接受了严肃的政治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曾到校演讲农民问题，这是陈伯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尽管这位刚满16岁的小学员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但在陈伯钧的心灵中，已经初步有了“毛委员”的印象。

1927年，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年轻的陈伯钧一度感到痛苦和迷茫，但他很快认识到：要想打倒强权，建立平等政权，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办到。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武汉分校的学生奉命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战斗，陈伯钧在作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引起了组织的注意，很快就在咸宁前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伯钧

此后陈伯钧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8月中旬，他随部队到达了铜鼓，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9月10日，毛泽东来到了铜鼓筹划起义事宜，陈伯钧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了解了陈伯钧的情况后亲切地说：“好啊，上过黄埔军校，还入了党，我们党很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此后陈伯钧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此后他历任排长、连长，红四军成立教导队时，毛泽东任命他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带好队伍。

在1928年春的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陈伯钧

有一天，陈伯钧见到吕赤后，就笑着拿枪对他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

但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了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响，子弹正好击中吕赤的头部，吕赤应声倒地。

陈伯钧大惊，连续呼唤吕赤的名字，可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吕赤和他是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生，又和他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时两人的感情也非常好。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

此事传开以后，大家议论纷纷，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去见毛泽东，再三要求枪毙他。毛泽东对吕赤的死也非常难过，但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叫来了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问他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

毛泽东于是把部队集合，对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

下面有人问：“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打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看下面的人都没有反对意见，于是让自己的警卫员来亲自打板子，但只打了20几下就收住了，陈伯钧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惩罚。事后，他被调离教导队，降为副连长。

这件事也让陈伯钧和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作战更加英勇，职务也进步很快，到1930年12月时，他已经当上了红三军第七师师长。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师的第一枪，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并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

张辉瓒

1932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但此时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

此后陈伯钧又因为坚持对反“围剿”的错误打法提出意见，激怒了“左”倾领导人，不仅受到了批判，而且被降成红十三师师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命令陈伯钧指挥红十三师负责殿后。此时他一直打着摆子，但仍然身先士卒，还把战马让给了伤病员，亲率部队与敌人苦战一天，掩护中央红军度过了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

刘伯承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陈伯钧也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此后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始终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战斗，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成为“铁流后卫”，陈伯钧也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陈伯钧跟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但张国焘却想分裂红军，擅自决定让左路军返回阿坝，陈伯钧知道以后大怒，他找到张国焘说：“你要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

张国焘却假惺惺地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

张国焘

陈伯钧义正辞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分裂团结！”

谈话最终不欢而散，张国焘为了报复，指使亲信把陈伯钧的战马和望远镜扣下，还殴打他的马夫和警卫员，但陈伯钧始终没有屈服。

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挥师北上，10月15日，当毛泽东得知红六军团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非常高兴，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此致革命的敬礼！”

被毛泽东成为“干才”，这个评价可谓是非常之高了。

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合影，右二为陈伯钧

陈伯钧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养成了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他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其他时间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这些文字成为了记录我党我军光荣历史的重要资料。

1937年8月25日，陈伯钧所在的红六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陈伯钧任旅长，并负责驻防洛川，他深知责任重大，专门写了一段话告诫自己：

“过去我因只负责简单的军事工作，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不够，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够深入，趋于浮躁。个性方面亦欠冷静，今后应加强政治学习。”

陈伯钧

但没过多久，陈伯钧就因为自己的暴脾气惹祸了，1937年10月17日，洛川摩托学校要派车去延安办事，陈伯钧请司机捎359旅的会计去延安领军费，但对方始终不答应，陈伯钧在多次劝说无效后，终于火了，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但打完人以后，陈伯钧就后悔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此事很快在延安传开了，并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对陈伯钧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此事一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二是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

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陈伯钧心悦诚服地接受，不久以后，陈伯钧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

陈伯钧在抓学校教学时，一直呕心沥血，把教育训练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教授的战略学是抗大的“招牌菜”。他会写作，口才极佳，擅长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有一次竟然一天内讲了8个小时。

1938年秋末，延安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毛泽东与从上海来的演员江青谈恋爱了，还有的说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毛泽东和江青

此事后来传到了陈伯钧的耳朵里，他觉得很接受不了，又专门和郭化若说起了这事，他们越说越觉得不合适，于是陈伯钧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劝他不要这么做。

陈伯钧很快写好了信，他想找几个老同志来和他联名，但其他人都不愿意这么做，于是他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将这封信发了出去。

几天以后，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转来了毛泽东对陈伯钧的回信，毛泽东并没有怪罪他，而是在信中说：

“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

毛泽东和陈伯钧（中）

1942年5月22日中午，陈伯钧有事找毛泽东谈话，刚走到窑洞外，便听到他和江青争吵的声音，这让他很有感慨，于是当晚在日记里写道：

“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

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陈伯钧当时的想法绝不是杞人忧天。

毛泽东也深知陈伯钧有这个心直口快的毛病，在1941年10月1日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教诲他要“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

陈伯钧看到信以后深受启发，他专门在日记里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

在毛泽东的督导下，陈伯钧也更加成熟，他在建国后协助刘伯承组建了南京军事学院，任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等职，1955年，他担任了学院的副院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伯钧

1957年，陈伯钧因为曾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经历，和刘伯承一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对此他明确表示保留意见，却被视为“心怀不满，抵触严重”。

尽管如此，但陈伯钧依然尽心工作，1960年4月14日，他出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军事思想》一书，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1962年，他又撰写了《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回忆了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经过，将自己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将帅情”公之于众。

“文革”爆发后，陈伯钧也受到了冲击，但毛泽东还是积极地保护了自己的这位爱将，1967年的五一节，他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看见他后说：“伯钧呀，听说你病了？”

晚年的陈伯钧

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关心。”短短几句话，道尽了他们40年的情谊。

1968年10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一位代表是哪里人，对方说是四川达县人，毛泽东说了一句：“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

那位代表没听清毛泽东的话，又问：“是哪位同志？”

在场的周恩来立刻明白毛泽东是要以这种方式保护正在挨整的陈伯钧，他马上解释说：“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毛泽东的话果然有用，以后再也没人敢整陈伯钧了。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毛泽东专门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领导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陈伯钧去世的报道

陈伯钧去世后，他的好友莫文骅将军曾作词悼念他：“半世纪来随主席，征南北，讨西东。血洒禾黍绿葱葱……”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和陈伯钧40年来将帅情的最好描述了。

1987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聂荣臻在书的序言中称：“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艰难险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贵史料。”徐向前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

《陈伯钧日记》

陈伯钧将军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