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陕北插队

时光已过去半个世纪。

五十年前的今天，那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一个刚满17岁的人，一个走出学校大门的人，一个走向人生迷茫的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有人把这一天当作文革后知青下乡的起始点，其实不对，在这之前北京已有多批知青下到云南，东北等地，我哥哥就是在当年的9月9日去东北插队的。

当年12月22日之后，轮到我们这界去插队了。说是自愿报名，你不去哪行啊！学校动员，街道及父亲单位上门催问，加上当时有传言：上次是山西，这次是陕西，以后就是甘肃，宁夏和青海！回到家，父母亲都不在家，父亲被关押，母亲在怀柔上班周末才能回来，我也不知该做些什么，只好等待。母亲回来得知我要去陕西插队，立即着手准备工作，先去弹棉花社去打做棉被，买布给我做被褥，我的动手能力不差，也一同帮妈妈缝制被褥。

记得那时学校说下乡的同学可以申请补助，补助的内容是布票，棉花票等，我回到家里跟妈妈说了，我妈很高兴，说那你就申请些布票棉花票吧，并说道：你跟学校说，你哥一走，再加上你也要走，你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被褥，过去你们是合着用，现在就紧张了。第二天来到学校，我来到教务处，把意思跟教务处的老师讲了，教务处的老师很痛快地拿出表格问道，你打算申请多少布票，棉花票？这下把我问住了，我妈也没有告诉我要多少，老师说了一个数，我忙点头道：够了，我觉得这个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少了！但我看到老师在表格上填写时笔停顿了一下，后来她填写的数目要比刚才说得要多。最后又问道：钱呢，需要吗？我没有指令只好说不需要，老师又重复了二遍，钱不需要？我说不要。现在回想那时的人都是多么老实啊！

1969年1月13日，是我插队的日子，那一天，我告别了父母，告别学校，告别了北京，朝着“革命圣地” 延安出发。

这趟列车都是我们到延安的知青，所以也是一趟知青“专列” ，我们这趟知青专列是个逢站便停遇车便让得这么一趟专列。车票很有意思，它不是当时普通的火车票，那是硬纸板的，而我们的车票很像现在那种有小孩手掌那么大，粉红色的，很像现在的火车票，我一直保留着，在调回北京时丢失了，真可惜！

我有晕车的毛病，火车开出不久我就开始晕车，还没出北京地界就在车上吐了起来，没晕过车的人可能体会不到，晕车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难受的病痛，就这样我一路晕到了陕北，一路吐到了陕北。至此我是第二次出门远行，头一次是父亲奉调进京，全家举迁北上。这次是我第一次孤身一人离家远行，一早来到学校，等候集中出发，老爸从单位请假赶来送我，他已被限制自由多半年了！车经天安门来到北京站，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学生喊着家长，家长呼唤儿女，我知道这人群里面有我的母亲，我的刚从东北插队回来探亲的哥哥，还有我上小学的妹妹。列车开动的一瞬间车上车下暴发出一片哭喊声，只见哥哥一边挥着手一边哭喊着追着列车，直到看不见了。后来听说我哥哥是不同意我去插队的，毕竟他刚从东北插队回来，知道插队是怎么回事，而且我还是去的陕北，比起东北条件要差得多，可那会儿哪能由得了你啊！

经过一夜的行车，第二天天一亮，已是豫西山地，开始出现窑洞，

了，列车经过一个小站，站上锣鼓喧天，有群学生在扭着秧歌，不知在喊着什么，因距离太近站上的标语也没看清，车到潼关，停车的功夫有人送上开水，我问这是哪里，递开水的师傅答道，这是潼关，也就意味你们进入陕西了，车过华山，西安，咸阳，列车朝着铜川进发，临近中午列车行驶在黄土高原上，望着窗外荒凉的黄土高坡，有的同学哭了，骂道：这就是黄土高原哪，真他妈穷。我心里很平静，我知道，这还算是好的，穷苦的景像还在后面哪，我父亲是搞地理的，也亲自走过不少地方，临行前他给我讲述了黄土高原的形成，以及那里的气候，人文，地貌及经济状况，也给我看过一些相关的学术文章，那里面有很多的图片，使我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对插队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铜川是那时的铁路终点，夜宿铜川，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正值寒假期间，接待方将课桌拼成大通铺，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难为地方了，每天都要接待一个专列的北京知青，第二天一早，去食堂打饭，有粥，有馒头还有榨菜，后面有个同学多了一句嘴：这里还有榨菜哪，打饭的大师傅道：我们这个地方哪有榨菜啊，都是你们火车带来的！我听后心里往下一沉。大师傅接着说道：昨天有个学生吃剩下半个馒头就给扔了，等到了那儿你们连这都吃不上! 谁也没有在意。

早饭后我们爬上了专为我们准备的军用大卡车，陕北不通火车，余下的路程全靠这解放牌大卡车了。上车后有个大概是来接我们的地方干部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你们今天坐的这些大卡车，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用过的，都是新车，后来这批卡车为支援延安地区建设，中央无偿拨给延安地区50辆，今天都开来了，是头一回用。

离开铜川一路北上，那时陕北柏油公路并不多，汽车沿着碎石筑就的公路一路暴土扬尘的颠簸前行。有几个同车的同学不顾寒风刺骨站在车厢前部向外瞭望，还不时地拍着驾驶楼子高喊：超过去！追追追！原来我们的车在车队的中部，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都漂进我们的车厢，虽然我们的车追上超赶了好几辆，但始终没能走到车队的前列，往后看去，一条由车队掀起的尘土黄龙浩浩荡荡的行走在黄土高原上，越往北走山梁越显荒凉，山坡上覆盖着残雪。不知走了多远，山野开始出现断续的树木了，我挺高兴，因为我知道陕北的穷是跟水土流失有关。车继续行走，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多，开始成片成林了，我感觉很奇怪，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陕北，这哪是黄土高原啊。停车了，下车休息，我在车下望着漫山遍野的森林，黑压压的，但我认得这都是栢树，想找个当地人问问，举目望去，满街都是知青，司机也不知去哪了。上车后，继续朝着延安进发，很快，跟刚来时一样，山上茂密的森林逐渐退去，直至完全消失！周围的山岗恢复黄土高原的本质。怪了，这一幕就像是幻觉留在我的脑海里，插队四年我常想，陕北黄土高原是可以植树绿化的，只是人要吃饭，才不得不向山地索要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粮食，可那片山林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

四年后，我被招工进厂，沿着原路离开陕北，再次路过那里，再次见到黑压压的漫山森林，看来这不是幻觉，奇怪了。

很快，我来到宝鸡培训，那里也有个培训队，是来自黄陵县的，他们在班上给我们讲述黄陵的故事，尤其在提到黄帝陵时总是津津乐道。他们告诉我黄帝陵是国务院文保单位第1号，那里有个下马碑，任何人到此都要下马，以示敬畏，皇帝也不例外，一次郭沫若乘小汽车来到此地，工作人员要把车开上去，被郭制止，下车步行而上，并道：任何人不能例外。那里还有千年古柏，黄帝手植柏，其中最大的一株古柏，当地人形容叫什么“七搂八扎半，疙里疙瘩都不算”等等，我这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黄帝陵所在地。说远了，这都是后话。

继续暴土扬尘，继续吃进高原黄土。车到延安，革命圣地啊，下了车他们都跑去看宝塔山，我因为晕车严重消耗体力和精神，在住处散步，我们住在凤凰山下的一个大院里，都是窑洞，是当时的延安师范，院里面有块碑石，上刻文保单位：原中央党校，哦，是这样的。当晚夜宿延安，一宿无话。第二天继续上路，我有个习惯，走到哪里首先辨认方向，即便是在车上也知道车是在朝什么方向开，这次离家远行也不例外，一路思维不乱，可不知是在哪里出错，把方向弄反了，具体就是延安到公社的这段路上，使得我在插队四年里始终把方向搞错，把南意识为北，把东意识为西，怎么也纠正不过来，车到公社所在地冯家坪不走了，剩下的路程还有30里，需要我们步行前往，各村派来接我们的老乡早已等候多时，全公社的知青都在这里集中，分流，老乡呼喊着本村的知青，知青也在寻找自己的村民，乱作一团，很快，各归各队，平静下来。此时已是中午，地方上早有准备，每人发了二个烧饼，有人搬来几坛酸菜，随便吃，酸菜，陕北人的当家菜，是用白菜丝，白萝卜丝，胡萝卜丝等激成的，口感酸酸的，吃到嘴里还有股怪怪味儿，很多人都吃不惯，我到感觉还可以。吃完饭稍适休息，行李已经装上车（农用架子车），开始我们此次插队行程的最后一公里路程。

我们插队的村子距公社有30里路，是最远的一个村子，还好，有公路直达，但那时都是沙石土路。我们当时去了58名北京知青，加上前来迎接我们的老乡，还有许多装运行李的架子车，漓漓拉拉队伍很长，也很壮观。大概走了有一半的路程，前方叫停休息，这时老乡们拿出白毛巾给我们每个同学系在头上，我想这就是所谓“白羊肚手巾”了吧，在中学课文里学过，“白羊肚手巾，红腰带”那是贺近之的“回延安”。老乡们跟我们聊着似懂非懂的话，还不时地冒出一句“嗨哈嗨不哈”？我们的回答都很一致：“啥叫嗨哈嗨不哈”？老乡们听后哈哈大笑。继续前行，老乡一路上给我们讲述陕北的风土习俗，气候饮食，该进村了。

进村不远，我们来到一个由窑洞形式组成的院子，只听院里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原来村里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首先由村支书致欢迎词，并简单介绍了一下寺村的情况，我只记得这么几句：四新村，因村中有几座寺庙，原来叫寺村，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改名叫四新村。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原来的寺庙，现在改成小学校，我们村文化教育抓得紧，适龄儿童都上学，下面请我村宣传队给你们演出几个节目，（这个村还有宣传队，了不起）一群女孩子边唱边跳，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什么的，她们操着陕北浓浓的地方口音，唱到某个词句后有个小拐弯，听着很是滑唧。这时我看到我身边的同班同学李建国与其它几个同学耳语了几句，没有在意，演出结束，村支书道：北京知青们提出要给我们表演几个节目，大家欢迎，只见我们的同学有男有女个个手持乐器走向场地中央，具体演的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轰动全村，院子里早已站满，窑顶上也已人满为患，就连小脚老太也爬上窑顶，同学指着说：看，树上都是人！原来我们学校的宣传队成员来了不少，从此村知青宣传队名扬延川，后来县里成立宣传队，这些人多被调去，成了骨干，这是后话。

欢迎仪式结束，各归各队，各队将人领走，我随老乡来到村中一处老窑洞住下，晚饭开始了我们近一个月的派饭，（这在我的“在陕北过年”一文中有所表述）。我的邻居是村办小学校的老师，他姓刘，这在村里是个大姓，人最多，刘老师算是村中的知识分子，村子的历史知道得挺多，没事我就跟刘老师聊上两句。他说听老一辈子说，这个村子早在唐代就有了，小学校所在的是个石窟寺，年代也很久远了。是的，我们来后村里为取石料，开山炸石，还从石崖上剥离出石佛造像，有近一人高，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现在想起来挺可惜的，在陕北那个地方，一个小山村居然还有个石窟寺，肯定有历史说头。村里还有其它几个寺庙，什么关帝庙拉，什么土地庙拉我都见过，只是破败不堪，在路旁河边还有个旧戏台，看来还有点文化氛围，要么说寺村是延川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我们是寒冬腊月来的，快过年了，农活不忙。刚来看啥都新鲜，没过几天，我与同队的同学马喳子一同登上对面的山，到了山顶举目望去，黄土高原的山几乎一样高，千沟万壑一眼望不到头，却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木，夕阳照射在山坡的残雪上有些刺眼，我的插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徐大益

201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