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三槐堂铭》之前,苏轼的《三槐堂记》更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文章的开篇,苏轼即对天发出质疑:
如果说苍天有眼,那为什么贤能仁慈之人却不必然会有好的命运呢?如果说苍天无眼,那为什么贤能仁慈之人的后代大都非常优秀呢?
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
这一段话,在现代人看来,稀松平常,甚至很有些大惊小怪的意思。
但是,我一向的史观是,欣赏古文,必须要把自己带入到古人写作的时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奇思妙想。
试想,苏轼所处之时代,天命至上,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要问天,发生了洪灾旱灾也要给天送礼求情。
科技未蒙之时,人们的思维定势就是这样——万法归天,天命所为,即为正道。
由是,我突然想到,前不久看过一位北大女性学者写的关于宋代文化的作品《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她在写到宋代女性以裹脚金莲为美的部分时,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赞美三寸金莲的词来自苏轼笔下,由此竟然对苏轼产生了厌恶。
菩萨蛮·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首先,苏轼此词并非一味赞颂金莲之美,上片赞美,下片嘲弄,这词中之意。
权且不论苏轼对于古人以金莲为美的变态美学持何种态度,即便苏轼也如其它文人士大夫一样,痴迷于金莲之美,身为现代学者,又何必介怀?
这位女性学者的观点真是滑稽,在女权至上主义风头正劲的当下,一场me too运动搞得天下男人人人自危,女性学者竟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遥远的古代,而且是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整体社会风气最开明的宋代。
要知道,在苏轼的时代,对于女性权力的整体认知水平并非苏轼所能左右,一个千年之后的现代女性,却要穿越千年去搞苏轼的me too……
更有甚者,还有些女性学者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苏轼的偶像白居易,认为白乐天虚情假意,用情不专……这可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唐代是公认的中国女性地位最高的朝代,即便如此,在那样的时代,你要非套用现代爱情故事的逻辑去评判,那我只好说,唐代所有的男人,都是渣男。
这种以今闻评古事的逻辑到底有多滑稽,并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我只简单举例,你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吗?他抗击的那个敌对势力,放在今天,不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吗?那岳飞到底还算不算民族英雄?
用这个例子还反套“苏轼是渣男”的论点,你就该明白,那逻辑有多滑稽了。
就此打住,回到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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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篇《三槐堂记》的开篇,当我们把自己设置成一位古人,立刻就应该为苏轼这样的惊天一问感到震撼与惊恐:你苏轼怎么可以这么对老天说话呢?太吓人了!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苏轼第一次对老天爷不客气了,在《重新认识苏东坡之近苏篇》的第6节中,我们见证了史上最霸气的一次求雨仪式,年轻的苏轼以一种颐指气使的语气与山神对话求雨。
苏轼对老天的发问,自有其道理。
随后,他以战国时期楚国忠臣申包胥的话来解释:人为因素可以改变命运,但命运也可能覆盖人为的因素。
(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苏轼也会感慨命运,他在文章中提到,孔子与颜回这样的贤者命运困厄,而盗跖这样的强盗却可以长寿,我们不要着急,那是因为天道还没有完全释放。
松柏初生时被地上丛生的野草抢夺养分,被牛羊践踏,但假以时日,它们可以四季常青,千年屹立不倒。这就是天道赐予松柏的性格。
人的善恶报应也是一样,很多贤者的善报都体现在后世子孙的身上。
引经据典、以物喻人一向是苏文之妙端所在。由是,苏轼引出了好友王巩的祖先王祐当年命运多舛、但后世人才辈出的事迹,又以唐代名相李栖筠为佐证,李栖筠的后代李吉甫、李德裕都位列三公。由此可见,王氏后代的福报还将延续绵延不衰竭。
身处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我们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阅读场景,对于苏轼这样的宿命因果报应论,当然大都会不以为然,但是回到元丰二年(1079)的夏天,苏轼真的是在鼓吹宿命与因果吗?
请跟随我,一道以苏轼的第一视角,朝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观望,你就一定可以深刻体会到苏轼此文的良苦用心。
彼时,苏轼这样的忠正君子,已经不再是社会主流推崇的风尚,他们的价值观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与小人的肆意撕咬。
从熙宁四年(1071)因为痛陈新法之弊而遭人诬陷开始,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一路漂泊,他坚守的君子风骨正处在最危险的处境之上。
于是,他必须要写些什么,歌颂些什么,
用以方正自我,
用以鼓舞精神,
用以在最黑暗的夜,回归最柔软的内心底里。
这才是苏轼倡导因果报应与宿命淡泊这种人生哲学的根源所在。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
页面更新:202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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