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苏18 苏轼与鲁迅 到底谁更幸运呢？

苏轼人生上半场最后的片刻欢愉

山水册之江南新雨 明 居节

苏轼写过《三槐堂记》之后，江南最熬人的梅雨季节终于也将过去了。没有在夏天到南方久居的朋友不会懂得“出梅”之后人体的巨大快感与活力。

在梅雨季节，肉体仿佛成了泥与水的混合，再被潮湿的空气抚摸一下，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苏轼这人最是怕热，方一出梅，他便快乐起来，写了一篇《舶趠风》

在诗序中，苏轼解释了诗题的由来：

湖州出梅后大约有十天的送爽清风，出海的大船被这一季的海风推着回航，因此，当地人将此风称为“舶趠风”（趠chào）（现代气象知识告诉我们，这种风的学名叫：东南季风）

（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趠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自海上与舶俱至云尔）

于是成诗：

舶趠风

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

几处萦回度山曲，一时清驶满江东。

惊飘蔌蔌先秋叶，唤醒昏昏嗜睡翁。

欲作兰台快哉赋，却嫌分别问雌雄。

湖庄清夏图

这是一种多么舒适惬意的休闲时光啊，出梅后的清风拂过，听着山歌，看着大船回航江东。

大片大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声响，把我这个嗜睡的老头儿给惊醒了。我也想像先秦宋玉一样写一篇歌颂大风的文章（《风赋》），但又不想给风分出个高低贵贱，算了，不写了。

最后一句“却嫌分别问雌雄”，苏轼引了宋玉《风赋》的典故，意在表达对于民间疾苦的悲悯之情。

《风赋》是写宋玉陪同楚襄王到兰台宫出游的文章，其中主要情节就是宋玉与楚王论述大风因为所吹之人的不同，而为其带来感受上的巨大差异。

当风吹过王侯之身，贵族们只会感受到清凉怡人之爽，这便是大王的雄风。

（故其风中人状，直惨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当风从偏僻小胡同吹出，扬起漫天沙尘，为百姓带来疾病与灾荒，这便是庶人之雌风。

（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篾，啖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豳风图(传) 南宋 马和之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苏轼活在民国时期，很可能会与鲁迅成为莫逆之交，他俩有一个特别相似的特点就是，甭管当下身体上有多舒服有多惬意，灵魂总是要给自己找些别扭、拧巴、不合时宜的事情，总要挖空心思讽刺挖苦权贵，并心心念着底层世界所发生的事。

鲁迅比苏轼幸运之处就在于，他的生命长度恰到好处，五十几岁就病故了。

要知道，大先生但凡再多活三五年，没准就会被日本人用倭寇版的乌台诗案给整死，如果大先生身体够硬朗，还能坚持再多活个二三十年，嘿嘿……那他的下场，一定比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受到的凌辱还要猛上十倍不止。

这不是我的臆断，诸位只要看看大先生的遗孀许先生后来的遭遇，就知道了。

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不在这里赘述，诸位某怪。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也有精力了，我会像写苏东坡一生一样，详细写写大先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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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归正传，还是回到元丰二年初秋，让我们先来推算一下此诗成诗的精准时间。

江南的梅雨季节通常在公历六七月时，换算为旧历，大约就是五六月，出梅的时间大约在旧历六月下旬。诗中说“三旬已过”，即三十天后，那么，此诗当写于旧历七月下旬之初，有可能是元丰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后。

苏轼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被御史台派来的走狗皇甫僎缉走的。

这时，汴京御史台派出的走狗皇甫僎应该已经踏上了赶赴湖州抓捕苏轼的路上。

苏子瞻，你要是知道一周之后的事，还能有这样的好心情听风成眠吗？

哦不对，还是我错了，想想苏轼已在之前《思堂记》中明确表示，本人不会在事情发生前思虑，这种思虑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该来的总会来，人生总是如此动荡不安，既然可以有片刻的宁静与清爽，我就享受这片刻，何必思虑那些哪怕下一秒钟就会到来的惊慌失措呢？

惊飘蔌蔌先秋叶，唤醒昏昏嗜睡翁。

这是苏轼人生上半场，最后的片刻欢愉。

谢谢观赏，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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