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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不再公开以前的经历，我们愿意援助你2万美元，另外还有......”

2006年2月，生活在广东湛江的袁竹林老人接到这样一个神秘的电话。

袁竹林不等对方说完，便无比愤怒地呵斥道：

“我的苦不是你们日本人拿钱能补偿的，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拿这样的封口费！”

袁竹林挂掉电话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头痛欲裂、忍不住哀嚎起来。

养女程菲闻讯而来，她熟练地取出止痛药，安抚母亲吃下就寝。

深夜时分，袁竹林恍惚中又梦见十几个面目狰狞、赤身裸体的日本兵向其扑来，她惊恐大叫，拳打脚踢，醒来已是浑身大汗。

面对急匆匆跑来查看情况的程菲，袁竹林不禁悲从中来，母女二人抱头痛哭。

那么为什么人会出2万美元让袁竹林不再旧事重提？

在这个被噩梦缠身的老人身上又发生过哪些悲惨故事？

世纪大审判

这一切还得从那场世纪大审判说起。

20世纪90年代，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妇女团体帮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现于世人眼前。

当韩国、朝鲜各路团体及热心人士开始为所有被日本军侵害的妇女收集证据，讨回公道之时，因为各种原因，在我们国家许多人对这个词语还是讳莫如深，其中便有袁竹林老人。

袁竹林晚年

而袁竹林之所以对此避之不及，只因其曾做过慰安妇。

1998年10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几经辗转找到了袁竹林，在得知对方想要询问自己在慰安所的详细情况时，袁竹林面露惧色、连连摆手，十分抗拒。

幸好在养女程菲的百般劝说下，袁竹林这才平静下心绪，将过去经历的一切慢慢吐露出来。

悲惨经历

袁竹林1922年出生，武汉人士，她15岁时因家境贫寒，被父母送给同村的王家做了童养媳。但是袁竹林和第一任丈夫王国东婚后没多久，日寇的炮火就烧到了武汉。

王国东一人去了重庆，只留下年迈的老母亲和新婚妻子袁竹林，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为了给家里省些口粮，王家老太强行把袁竹林改嫁他人。

幸好袁竹林这一次得遇良人，身为厨师的丈夫刘望海脾气温和，生活虽不富裕倒也足以温饱，特别在两人的女儿蓉仙出生后，更是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不少乐趣。

然而随着时局越来越严峻，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定了，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

袁朱林为了能给女儿换口吃的，即便是再苦再累的活都肯干，但日寇铁骑横行，到处都是萧条之景，哪有那么多打工的机会。

袁竹林

就在袁竹林抱着饿得嗷嗷直哭的女儿，心痛如刀绞之时，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出现了。

1941年8月的一天，袁竹林一如往常，哄着焦躁不安的女儿，站在大门口等候丈夫归来。

一个衣着光鲜身材矮小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一脸关切道“娃娃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饿的了，没吃饱。”“你没活干吗？”“没”此时的袁竹林才19岁，也不过是个“大孩子”，自然没有戒心。

女人闪着贼光的眼睛，不露痕迹地上下打量袁竹林一番后说：“我是来村里探远亲的，叫张秀英，我家在鄂城开工厂，招女工，你去吗？”

听说能有活干，袁竹林慌不迭应了下来。她把孩子转交给母亲照看后，便跟随张秀英坐上了汉口的轮船。

轮船里还有十多个跟袁竹林一样被张秀英选去做工的姑娘，几个小时船程后，袁竹林一行人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跟随张秀英来到了鄂城大东门的一处院落。

然而当那扇沉重的院门打开后，迎接她们的并不是想象里的工厂，而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袁竹林越往里走，越觉得不对劲，院内高墙耸立，上面还挂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更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院子里进进出出的日本兵。

不祥的预感瞬间浮上她的心头，袁竹林紧紧抓住张秀英的手喊道：“我不打工了，我要回家……”

话还没说完，袁竹林便被狠狠甩了一耳光，张秀英一改往日和善，露出狰狞嘴脸道：“想出去，等下辈子吧，就在这好好伺候日本太君。”

听闻此言，女孩们犹如五雷轰顶、乱作一团。这时走来了一个身着和服、上了年纪的日本女人，她冲张秀英使了个眼色，张秀英顿时点头哈腰，退了下去。

接着四五个挺着刺刀的日本兵，便逼着女人们进了大堂，接受“健康检查”。

袁竹林抽泣着，被人强行剥去衣物，扔在病床上，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一边叽里呱啦说着话，一边用各种医疗器械摆弄着她的肢体。

就这样检查结果合格后的袁竹林被分配到一间小木屋里，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化妆桌。后来袁竹林才知道，那个上了年纪的日本女人，是这间慰安所的老板。

女老板要求女人们每天都必须身着和服，画上浓妆，如有违逆者，轻则饿肚子，重则招致一顿毒打。

不仅如此女老板还给每个人起了日本名字，袁竹林叫“马沙果”，在慰安所里，她们不能交谈过去的事情，只能以“新身份”过活，很快刻有“新名字”的木牌上，便被挂在每间屋子的大门上。

袁竹林清晰地记着“第一天工作”的情景，面对冲进来的日本兵，袁竹林跪倒在地，哐哐磕头，乞求对方能放过她。

哪成想那个日本兵怒叫着，直接抓起她的头发，恶狠狠向墙壁砸去 ，一下两下，直至她昏死过去，不省人事……

与此同时，其他房间里亦传出此起彼伏的女人痛哭声，尖叫声和日本兵的淫笑。在那之后的日子里，袁竹林根本不记得自己一天要面对多少个日本兵，记不清自己要挨多少次毒打。

渐渐地她的哭声小了，哀求声也没了，因为袁竹林知道，怕是没用的，求也没有，反抗也无济于事，只能不断忍受着非人的凌辱，除此之外她无路可逃。

有时夜深人静之时，袁竹林不是没想过轻生，但女老板们为了防止慰安妇自残或是伤害光顾的日本兵，不但每天早起、晚睡前会对她们搜身，房间里更是空荡荡的。

更重要的是袁竹林放不下年幼的女儿和家人，她一直在咬牙坚持着，渴望某天可以与亲人重聚。

袁竹林是这么描述自己在慰安所的日子：“日本兵就是两条腿的野兽”。

她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一天结束下来，身体像被刀割开一样疼痛、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即便是正常的生理期，也不能停止工作。

本身慰安所发放的有计生用品，但这些用品的数量是远远比不上前来的日本兵。女人们没有办法，只能将旧的清洗后，用夹子挂在门上，远远的每间小屋门上，都悬着一排排流着水的计生用品，这样的景象既令人愤怒又无比心酸。

每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都埋葬着一个慰安妇的血和泪，她们毫无做人的尊严，特别是像袁竹林一样的“中国籍慰安妇”。

日常她们不仅吃不饱，动辄遭受日本老板斥责打骂，工作时的遭遇也最惨。日本兵把自己在战场，被中国军人击败的沮丧，对中国军人的恐惧、仇恨，全一股脑地发泄在她们身上。

女人们被烟头烫、被皮带打、被木棍桶……躺在血泊里，奄奄一息。当袁竹林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里，渐渐失去了求生欲望时，一个名叫藤村的日本军官来了。

五十几岁的藤村是袁竹林的常客，这天他来到慰安所拿出重金，点名要包下“马沙果”。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女老板连忙给袁竹林包了两件半旧不新的和服，连夜将她送到了藤村的身边。

1942年春天，藤村接到袁竹林后，就将她安置在鄂城南门外的一间日式餐厅做服务员。袁竹林在那里做工，不仅没有一分钱，晚上还要陪藤村喝酒、过夜。

藤村每次喝到醉醺醺时，便开始耍酒疯，袁朱林只能瑟缩在桌椅板凳里，唯恐自己被发现。纵然比起在慰安所里的日子要轻松些，可她过同样是没有尊严，奴隶一般的日子。

半年后，藤村工作出现变动即将调离鄂城，就在其准备将袁竹林送回慰安所时，他的下属锡山找到了藤村，请求将袁竹林送给自己。

锡山是个年轻的日本兵，对比其他穷凶极恶的野兽来说，锡山心中尚存一丝未被泯灭的人性。

他每每见到袁竹林被藤村酒后施暴，第二天总会给这个可怜的姑娘偷偷塞些伤药。

而袁竹林对于藤村来说，不过是个泄欲的工具，因此藤村想也没想，随手就把她送给了锡山。当忐忑不安的袁竹林来到锡山身边时，没想到锡山却告诉她：“你回老家找亲人吧，我给你自由。”

袁竹林惊喜万分，她千恩万谢，便踏上了回家的路，只可惜回去时才得知，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早已死在战乱中，家中仅剩下老母亲。

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万般无奈之下，袁竹林只能回到鄂城与锡山走到了一起。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日本兵的锡山肯定是不能留在中国的，他临走前曾经希望袁竹林跟他一起回日本，但被袁竹林断然拒绝。

锡山并没有多作勉强，他这一走，便下落不明。对于锡山，袁竹林的感情是复杂的，毕竟比起其他日本兵，他还残存些许良知。

可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四处屠杀劫掠、伤害妇孺的事实不能被抹去，身为受害者的袁竹林自然更不能忘。

战后创伤

锡山离开后，袁竹林便带着母亲来到家乡旁边的一个小山村定居，她靠着给人洗衣做饭打零工维持生计。

1946年袁竹林与廖斌相识，廖斌了解到袁竹林过去的悲惨经历，也知道她的身体因受到过度摧残，而无法再孕。

可这个善良的男人还是毅然决然与袁竹林结了婚，二人婚后便从朋友那里抱养了一个七十多天的女婴，并给她起名为程菲。

可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冲淡曾经的阴影，袁竹林经常半夜被噩梦惊醒，内心的屈辱和悲痛让她再无睡意，一人泪流满面，静坐到天亮。

50年代时，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单纯的袁竹林母亲无意中讲出女儿曾在慰安所的经历

自此袁竹林一家人的生活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孩子会追在她身后扔泥巴，女儿程菲也被人背后窃窃私语道“日本鬼子的小孩。”

忆苦思甜大会

1958年袁竹林的户口被调到黑龙江北大荒，她在那里的米山建设兵团呆了整整17年，这期间由于多种历史因素影响，廖斌也离开了她，二人断了联系。

1975年袁竹林只身带着程菲回到武汉谋生，在那之后，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过起了平静的日子。

而慰安所的经历，也被袁竹林深埋心底，她实在是不愿意触碰那段痛苦的回忆，直到1998年10月的那天。

在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和女儿的耐心劝说下，袁竹林终于选择勇敢面对，她决定站出来，为自己讨回公道。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九段会馆模拟开庭，开始了对日本军人暴行的世纪大审判。

在这场审判中袁竹林作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提供了证词，痛斥了日军的罪行，她想要为所有同自己一样，被日寇残害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然而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这些幸存的受害妇女作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相关的法律责任。

不仅如此，他们的一些企业部门还设立所谓的基金会，企图以“捐助”的方式来为“慰安妇”进行补偿，以达到三缄其口的目的，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最后

2006年3月29日袁竹林老人去世，只可惜她生前仍未能等得日本政府的道歉，最终满怀遗憾离世。

参考资料：

1.记忆·历史”线上分享会 | 程菲、彭梓芳发言概要

2.新闻晨报 《女子讲述养母遭遇：一天被十日本兵蹂躏 拒日方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