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24岁的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关在了马岭镇的慰安所，几个月后趁日军守备不注意，她逃回了家，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不久后，她就忍辱生下了儿子——罗善学。
“侵华日军儿子”的身份也就成了罗善学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这个身份，他备受他人白眼，痛苦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
罗善学与母亲韦绍兰
1945年开春的某天夜晚，正在熟睡的罗讵贤听见了门口传来的声响，他在睡眼迷离中打开了家门，只见已经失踪三个月的妻子韦绍兰倒在家门口。
原以为妻子被日军抓走后就不会再回来的他，十分欣喜地将韦绍兰扶进了家，还没等妻子喝上一口水，他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听妻子讲述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
而刚从惊慌中缓过神的韦绍兰则一把抱住了他，大声地哭了起来。
见平日不爱哭的妻子突然哭了起来，罗讵贤便放弃了继续追问，静静地坐在妻子的身旁安抚着她，直到韦绍兰停止哭泣安稳地睡过去。
罗讵贤之所以那么急迫地想知道一切，是因为当时村里人都传，被日军抓走的妇女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可他并不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
直到罗讵贤第二天醒来，看见妻子微微隆起的小腹时，他才彻底相信了村里人传的“谣言”。
罗讵贤无法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说什么都要让韦绍兰把这个孩子打掉。
可在那个年代，打胎的死亡率十分高，就算成功打胎，无法再生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韦绍兰还想活着陪伴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小女儿，她觉得身体里孕育着的这个孩子也是一条生命，所以她拒绝了丈夫的提议，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韦绍兰的母亲也同意了女儿的打算，她说：“坏的那群日本人，不是孩子。”
可现实的流言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刀，一直刺痛着罗讵贤的心，村里人都说他的闲话，他成了别人吃饭时谈起的笑话。
因为这个原因，韦绍兰和罗讵贤的关系曾一度降到冰点。
但罗讵贤也知道，犯错的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日寇，因此他将自己的恨意全都发泄在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罗善学会说出“爸爸很不喜欢他”的原因。
罗善学出生之后便一直是母亲韦绍兰在照顾他，在其他兄弟姐妹都在上学的年纪，只有罗善学一个人留在家中干农活，在家里人都吃米饭时，罗善学只能吃剩下来的杂粮。
每当和同村小孩一起玩时，年长的大孩子总会教他假装日本人说话，而罗善学并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日本人，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只觉得好玩。
随着年岁的逐渐增长，罗善学才慢慢明白了缘由。他开始讨厌扮演日本人，讨厌被人叫做日本人。
全村的人似乎都把对日本人的愤怒发泄在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
村里只有韦绍兰会认真地用“罗善学”称呼儿子，而其他人则将所有难听的词汇安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
同时，韦绍兰也遭受到了村里人的谩骂，罗讵贤因为她“慰安妇”的身份不愿再和她说话。
韦绍兰也曾怨恨这个从“痛苦”中生出来的孩子，想要听从丈夫的建议，亲手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
可罗善学终究是她怀胎十月生出的孩子，善良的她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残忍的举动。
罗善学也和母亲一样善良，他将所有委屈都打碎往肚子里吞，他知道村里人都痛恨日本人，而他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脉…
尽管父亲对他并不好，但还算是把他养大了，所以罗善学打心底尊敬自己的父亲，并在罗讵贤患病期间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2007年，韦绍兰、罗善学母子作为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站了出来。
1996年，联合国曾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出台报告，将慰安妇制度认定为性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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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日本军队还没有采取“强抢民女”这么龌龊的手段，而是用极为体面的招募形式来“应聘”女性的。
大多的日本妇女被“艺妓”、“酌妇”等名义蒙骗，跟着军队来到了中国。随着“一·二八”战争的结束，冈村宁次便正式将招募来的女性定名为“慰安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设立慰安所的速度加快，他们谎称“慰安妇”要做的就是为后方士兵洗衣、烧饭，并以提前支付工资骗来了许多家境贫困的少女。
“他们说只要返回1000日元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一个日本艺妓（庆子）就曾受骗来到了跟着日军来到了中国，日军长官说她三四个月就能还上这笔钱回到家乡。
可现实却并不是那样，庆子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才逃离出了那个地狱。
南京是受日军“慰安妇”制度迫害最深的地方，日军以强征的手段，通过难民登记挑选年轻的女子将她们带去军营。
除了从难民登记表里寻找对象，日军还会指挥士兵入侵周边的中国民房，以谎称让妇女洗衣服诱骗她们到一个地下室，设立临时的慰安所。
被日军抓住强迫成为慰安妇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有初为人母的韦绍兰、有在南京读大学的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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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931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内，就有超20万的中国妇女被侵华日军强征为“性奴隶”，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慰安妇”。
据数据显示，这些被胁迫的女性年龄最大的有26岁，而最小的仅有12岁，有些人是在家中或者是在河边洗衣服时被绑架的。
而日军并不会把这些才抓住的女性送进军营，先是对她们进行严格的审讯，不合格的就直接处死，合格的就送去条件最恶劣的分遣队据点。
这些被送去的无辜妇女，在白天就为日军洗衣做饭，一到晚上就被强制拉进一个个狭小逼仄的房间里，那些逃出来的女性身上都带或多或少带着伤。
经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光上海就有166所日军慰安所。
日军为了掩人耳目给这些慰安所取了许多“俱乐部”的名字，在这些慰安所中还分了等级，专门供高级军官和一般士兵使用。
而这些慰安所都是日军通过强占民宅或者商业经营场所得来的，他们肆意毁坏里面的财物。
据南京一支园8号房主表示，强占了两座房子的日军给他造成的损失高达22155元（国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些遭受军国主义侵略迫害的无辜女性却都“失了声”，可她们遭受到的痛苦不应该被公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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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和陈丽菲教授便力排众议，开始了对“慰安妇”课题的研究。
他们在这个课题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受到过伤害的女性都不愿意再提起那一段惨痛的经历。
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们，不仅在军营中遭受到了巨大的心灵创伤，逃回家的她们还要遭受身边亲人和村民的鄙视和唾弃。
日积月累，她们不愿与人交流。
随着时间的流逝，慰安妇群体才渐渐被公众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关心起这些老人的生活。
可日本右翼无底线否认历史的行径，却深深地刺痛了那些因为“慰安妇”制度而痛苦了一生的“她们”。
2014年《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而随着2023年11月9日李美金在海南澄迈逝世，纪录片《二十二》中所有主人公全部去世。
她们还在等待道歉，可有些人却在等待她们离去，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也永远不能替她们原谅，因为这是一段无法抹去的伤痛。
在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母亲离世后开始一个人生活的罗善学，赤脚走到了村门口迎接到来访的志愿者。
虽然早已习惯了孤独的感觉，但年过70的他每年还是会期待着有人能来探访自己。
因为“日本崽”的身份，没有人家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无妻无子的他从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过“家”的温暖。
在纪录片中，回忆起过往的韦绍兰依然面露痛苦，说不出的苦、流不出来的泪都被她装在了心里。
她也想过自杀以证清白，但幸好被邻居救了回来，婆婆也一直陪在韦绍兰身边，避免她会再次作出想不开的举动。
可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慰安妇”这三个字给韦绍兰带去的痛苦只增不减。
好在老人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也正是她的勇气和宽容将儿子从痛苦中拉了出来。
她说：
“只愁命短不愁穷，只要命长，再苦再穷也不怕。”
“世界真好。”
罗善学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很多时候他都用行动向别人表达自己的善意，但身边的人都因为他的身份不愿和他过多交往。
直到母子二人远渡重洋来到日本进行申诉时，一向坚强的罗善学才哭着诉说了自己遭遇的一切不公。
紧接着，罗善学又带着记者来到了父亲的墓前，他随意捡起一片枯叶擦了擦被小石子割破的脚踝，同往常一样与父亲说话。
2023年12月7日，病情始终不见好转的罗善学老人在家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作为“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中唯一被公开身世的罗善学，到离世前都没有等来一句真正的道歉，痛苦一生。
而他也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之一。
因为“侵华日军儿子”的身份，罗善学不得不时时刻刻看别人的脸色，在寓意着团圆的中秋节他也只能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看月亮。
同样的例子还有，1945年被日本人以打工骗至中国武汉的朴娥姬，被送进了汉口的日军慰安所。
在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后，她无时无刻想要逃出这座“监狱”。
8个月后，趁日军战败的机会朴娥姬逃出了这座慰安所，跟着在武汉干活的农民黄仁应回了家。
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朴娥姬仍然记得那年在“慰安所”每晚都要说的日语，“欢迎光临，请坐。”
她们虽已年老，大部分也都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清楚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土地上的她们也曾拥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只不过在侵略者的践踏下过早凋谢了。
侵略者带来的痛苦不应该只由她们来承受，我们拾起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为的是勿忘国耻，为的是同样的悲剧不再上演！
我们都期待着有一天，正义能够到来，日方能正式为他们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道歉。就像梅汝璈先生说的那样：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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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岁“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韦绍兰去世，她有勇气又宽容》 澎湃新闻
《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之子罗善学离世》 澎湃新闻
《慰安妇制度受害的不仅是女性》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慰安妇”受害者生下日本兵后代，母子在沉重阴影下生活了70多年》 中国青年网
页面更新：2024-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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