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麟:晚清任职时间最长的两广总督

鸦片战争以后的70多年，广东省城先后来过28位两广总督，平均每位总督任期大约只有两年半。

在这28位两广总督中，林则徐、张之洞、李鸿章、岑春煊等都为人熟知，但对同治年间任粤督近十年的瑞麟，史学界研究甚少，一般人可能更不了解。

瑞麟(1809--1874)，姓氏为叶赫纳拉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同治二年(1863年)，瑞麟任广州将军，开始宦粤生涯，同治四年，兼署两广总督，同治五年实授，一直做到去世。

咸丰九年(1859年 )，瑞麟在户部尚书任上升大学士，次年罢免，同治九年又授文渊阁大学士，十年改文华殿大学士，故广东官场都称瑞麟为“中堂”(大学士的尊称)。

在清朝，文华殿大学士被视为首席大学士。瑞麟是晚清任职时间最长、官衔最高的两广总督。

咸丰、同治年间，瑞麟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是独当一面的将帅，也曾率兵同英法联军作战。清廷赞扬他 :“在粤十年，练兵训士，绥靖边疆，办理地方事宜，均臻妥协。”

粤海关的报告说，瑞麟去世后，同他接触过的外国官员都对其交口称誉，并说“他完全可与欧美的模范政治家媲美”。

这些当然都是溢美之词，不过，瑞麟任粤督那十年，确实是晚清广东相对平靖的时期。洋务运动期间，瑞麟在创办新式学堂、购买船炮、设立官办新式企业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瑞麟作为清皇朝在广东最高级别的官员，处理对外事务，以同外人相安无事为原则，经常妥协退让;对内，则以严刑厉法治理广东。

瑞麟特别倚重方耀、郑绍忠两名武将方、郑在清乡时滥杀，很多官员、绅士都看不过眼。瑞麟有一个有精神病且瘫痪的儿子，天天咒骂父亲何故尚不死。

民间认为这是瑞麟纵容方、郑滥杀平民、“伤天和不轻”的报应但在下属看来，瑞麟不失为一个有威望、有能力的“好上司”。

南海知县杜凤治在日记写道，瑞麟“为人诸凡明澈，且有决断”。他位高权重，能处处维护官场的规矩和官员的整体利益，对细节也不昏聩糊涂，掌握了各级官员的情况。

但平时对下属很亲切、谦和与体恤。对官员的贪污、违法行径，只要不闹大，瑞麟都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

瑞麟本人也有贪财好货的名声，经常收受下属贿赂，给亲信和行贿者以优差美缺，其亲属、家丁倚仗权势更是无所不为。

杜凤治在日记说，南海县衙为应付督署的各种需索每年要支出白银约二万两，逢瑞麟生日及节日，还要馈送珍宝。

瑞麟死后，广东民间对其颇有恶评。出殡时官府强迫商民路祭，“而各铺民有说无钱者，有说中堂无甚好处到民间者，有说设祭要出于人心情愿，岂有抑勒压派者”，只有少数商人应付一下。

瑞麟家属、亲信把督署一切物品拆下带走或卖钱，“闻说督署唯有地皮不镍”，致使地方官员不胜负担，民间怨声载道。

蒋益澧:清代最年轻的广东巡抚

在清代，总督、巡抚都被称为“封疆大吏”。巡抚在一个省有时是第一把手( 如山东、山西、河南 )，有时是第二把手。

在广东，因为两广总督驻在广州，巡抚是第二把手。尽管两广总督品级是从一品、广东巡抚品级是正二品，总督名义上可以节制巡抚，但在官场的实际运作中，总督、巡抚地位是平行的。

总督的职权偏重于军事、外交，巡抚职权偏重于吏治、财赋，但没有严格界限。巡抚可以单衔上奏，因都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所以也有督兵、弹劾之权。

同治年间，全国只有15个巡抚，四五十岁 当上就算年轻了。但在同治五年(1866年 )，广东迎来了一位新巡抚一一湘军大将蒋益澧，他是有清代最年轻的广东巡抚。

蒋益澧(1834一1875)，字香泉(或作艺泉 )，湖南湘乡人。咸丰三年(1853年 )，太平军进攻两湖地区，攻陷岳州，其时不满20岁的蒋益澧已参加湘军，他天生是打仗的料，有勇有谋，很快就崭露头角。

咸丰五年蒋益澧跟随湘军大将罗泽南进攻义宁州(今江西铜鼓县 )蒋益澧率领几百人对阵太平军七八千人，率领部众凶猛冲锋，将对手击败。

咸丰七年蒋益澧获按察使衔(三品 )，咸丰九年升为布政使(从二品 )，同治元年被任为浙江布政使，在左宗棠统率下与攻入浙江的太平军作战。

同治三年(1864年)冬，蒋益澧以布政使护理(暂时代理) 浙江巡抚，两年后，又被任命为广东巡抚，这年他才32岁。

翰林杨泰享曾当过蒋益澧的幕僚，赠蒋一联“中兴建节最年少，天下英雄唯使君”，蒋益澧非常得意，把这副对联悬挂在厅堂最显眼的地方。

当日的湘、淮军将帅出任督抚者不少，但确实数蒋益澧最年轻。创立淮军、翰林出身的李鸿章当上巡抚时39岁，而秀才功名都没有的蒋益澧当上巡抚时比李鸿章还年轻7岁，难怪他踌躇满志了。

对蒋益澧这个晚清重要人物，学术界甚少研究。史书上有关蒋益澧的资料很零散，《清史列传》之蒋益澧传。

主要篇幅都写其战功，对其抚粤经历，着重写了两件事，一是奏革太平关给广东巡抚衙署每年25800两规费;二是被瑞麟奏劾罢免，其他方面则着墨无多。

杜风治在其目记中对蒋益澧也有不少记载。杜风治的官职只是知县，而蒋益澧是巡抚，两人地位悬殊。

但因蒋益澧在杜风治任广宁知县时与该县绅士发生矛盾冲突时站在杜一方，让他保住官职，因此，杜凤治对这位比自己年轻20岁的上司怀有感激之情，对其功业才情也相当钦佩。

蒋益澧来粤后不久就做了一件大事 :奏请减少州县征收色米的折价，《清史列传》的蒋益澧传对此事完全没有提及。

众所周知，清代各州县的“正赋”包括地丁(以银两征收)和粮米(实物)，后者在广东有“省米”“府米”“民米”等名目，主要用于发放旗营、绿营的粮饷。

官府征收米粮时往往不收实物而折合成银两，称之为“折色”。但州县征收并不按实际上的粮价折算。

咸丰、同治年间正常年景广东米价每石不过一两银左右，而各州县折色有的竟达七八两。完成赋税上解后，剩余的部分就成为州县官的收入。当然，州县官也不能独吞，公务开支、馈送上司等银钱也要从中支付。

据蒋益澧奏 :“广东色米一款，以正耗统计不过银二两上下即敷支销，乃广州府属征收色米，每石征银多者八两有奇，少亦七两零惟新安一县征银五两八钱略为轻减，然较之支销之数亦浮收甚重。”

蒋益澧认为如此浮收害国殃民，必须改变，乃谕饰布政使先在广州府筹划，“每石酌减银若干两，实征银若干两”,制订章程再奏准全省推行。不久，减少色米折价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

蒋益漫雷厉风行，立即谕令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在广州府首先执行蒋益澧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为报朝廷厚恩，颇想有一番励精图治的作为。

他亲自率军平靖延续多年的土客大械斗，剿灭了粤西的会党之乱。他下车伊始，就杀了一名“囤积居奇”的粮商以平抑粮价，又在省城严厉禁赌禁娟。减少色米折价，得益的是需要交纳田赋的土地所有者，特别是拥有土地较多的士绅阶层。

所以，蒋益澧被罢官离粤时，“绅民店户攀留，无日不送，万民伞、高脚牌不下百余份，每日络绎不绝，坚留钱行者甚多。并绅民有将砖石堵砌城门不肯令去，金谓广省督抚最有名者为林文忠公(林则徐 )朱中丞(朱桂桢)，二公犹不逮现在之蒋中丞也”。

虽然日记也记下有人说蒋益澧为鼓励人送牌、伞花了不少银两 :“抚台(按:指蒋益澧)每伞一柄赏银五十，牌一面赏银若干，顶马一匹赏十两，余仿此。为此人情趋利若鹜，更多矣!”但广东士绅感激蒋益湾当是实情。

蒋益澧被奏劾罢免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瑞麟密折弹劾蒋益澧:“任性跋扈，专务更张。署藩司郭祥瑞又复一味逢迎，相助为虐，以致谬妄恣肆，日甚一日，无可挽回。”

所参之事有 :一、养湘军自便，虚糜饷银 ;二、与郭祥瑞朋比违例，冤枉贫民，颠倒黑白 ;三、郭祥瑞私动军需总局公督，蒋益澧以此归还广西欠款 :四、郭祥瑞私提藩、运库公项作蒋益澧规费 ;五、任用私人 ;六、插手武职任命，等等。

奉朝旨来粤查办的钦差大臣吴棠奏称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唯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达，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案例，请交部议处。”

清廷最终决定罢免蒋益澧的巡抚职务，但只是降二级调用，以按察使候补，回复到8年前的地位。

其时捻军、西北还未平定，清廷还不想放弃这 员能征惯战的年轻悍将，于是把他派往老上司左宗棠的军营接受差委。

但蒋益澧于此时发病，未能再临战阵，也未再任实缺官职，同治十二年(1874年)冬去世，终年还不满41岁。

杜凤治日记的一些记载很可反映这位年轻巡抚的性格。有一次，杜凤治谒见时与蒋益澧谈起作诗，日记记载

:“(蒋益澧)问予你见我诗否?对以早见，现已和四章呈政。即急言何故无有送进，未曾看见? 又对以刚才交巡捕房矣。端茶送出，行时犹言真巧，刚要叫你上来，你恰来了。”

其时蒋益澧的表现完全不像高层上司，而像一位期望别人欣赏其作品、赞扬其功业的青年文人。

蒋益澧奏请减少州县征收色米的折价使州县官收入大减，首先损害了州县官的利益，随之也损害了整个广东官场的利益，因为府、道以上各级官员节寿礼等额外收入主要来自州县官。

州县官每年“合法”的收入俸禄(相当于工资)加养廉(相当于津贴)只有几百两到一千五六百两，而各种支出至少要一两万两。州县官绝大多数支出是刚性的。

少了按“惯例”的收入大宗色米折价，只能另外设法弥补，从而广东州县财政状况更加紊乱。

但蒋益澧减少色米折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准，各级官员不敢公开反对，心中的不满却可想而知。蒋益澧离粤后，广东官场一直有很多对他不利和幸灾乐祸的谣言流传。

杜风治曾得到过蒋益澧的祖护，但作为州县官也因色米折价减收而利益受损，故对蒋的态度有些矛盾。

蒋益澧离粤后，杜凤治的日记仍不时提及这位旧上司，如记 :“前蒋香泉由粤西来东公干(按:蒋益澧曾任广西按察使)，无日不在河下作狎游。”

蒋去世消息传来，杜凤治在日记记下肇罗道方溶师告诉他的一件事。说其堂兄方溶颐(曾任广东盐运使)有一次请旧上司蒋益澧吃饭，见蒋“穷不可耐”，赠银千两。

但蒋“手本散漫，随得随消”，“闻在家无事，大开赌局，一夜能输万余金，以故弄得不堪(在军中久，银钱来去看甚轻)”。

有清一代，督、抚常闹矛盾，这种情况对加强君主中央集权却不无好处。瑞麟和同治年间的几位广东巡抚郭嵩焘、李福泰、张兆栋都有摩擦。

同治十二年(1873年)，盐运使钟谦钧因为年老要求引退，瑞麟打算让布政使俊达兼署盐运使。

巡抚张兆栋对俊达事事只听从瑞麟本就有看法，且认为俊达兼署不符官场惯例(惯例应以广东粮道署理 )，表示反对。

瑞麟想说服张兆栋，张却尽量躲避，甚至放出风声会以去就争。后来，瑞麟没有坚持让俊达兼署盐运使，以张兆栋也看重的广州知府冯端本署理，以较高姿态化解了僵局。

为何瑞麟可以向张兆栋妥协，而对蒋益澧则非要将其劾免不可?瑞麟不仅官职高，而且与慈禧太后同族，受到宠信，与恭亲王奕诉也有交情，在京城广有人脉，是一个很强势的总督。

但作为老官僚，瑞麟深谙门道，也不愿把事情闹大做绝。因为总督要参免巡抚或将其逼走，也要付出代价。

张兆栋能力一般、野心不大，不甚争权，他不赞成俊达兼署盐运使的理由也更符合清朝的制度，瑞麟权衡利弊后终于妥协。

蒋益澧则不同，他年少气盛，才华横溢，锋芒毕露，锐意进取，行事又不大按官场规则，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角色。

蒋益澧还带有多名官员和部分亲信军队来粤，有把湘系势力扩展到广东的意味，对瑞麟的地位和权力形成挑战，故瑞麟不能忍受，决心驱除。

蒋益澧得罪了整个广东官场，经验又不足，把柄较多，瑞麟出手胜算较大，瑞麟终于成功把蒋劾免同一年，也发生了湖北巡抚曾国荃把湖广总督官文劾免之事。

官文与曾国荃、瑞麟与蒋益澧这两组督、抚有很多近似之处，没有资料反映曾、官之争对瑞麟决意参劾蒋益澧有影响。

但以瑞麟的地位、处境和性格，他不可能不关注湖北正在发生的事，两个湘系年轻巡抚与两个满人总督较量，结果是曾国荃惨胜，蒋益澧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