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管理所政委问所长：杜聿明和王耀武，谁的官大？谁的本事大？

#头条创作挑战赛##妙笔生花创作挑战#电视剧《特赦1959》是可以当历史纪录片来看的，除了刘安国、叶立三、蔡守元、陈瑞章等少数几个人，其他人物如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 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等第一批从功德林特赦的十名战犯，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的性格，在电视剧中表现出来的个性，也跟史料记载完全吻合。跟黄维一样比较倔强的刘安国，其历史原型就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他跟杜聿明刚见面的时候真情流露，那也符合史实——文强之所以从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调到淮海前线，那就是杜聿明力邀的。

杜聿明和文强没到功德林就已“重逢”，这一点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清楚，却没说功德林的头号战犯为何既不是军衔最高的上将王陵基，也不是罪恶深重的康泽，而是百病缠身的杜聿明。

说到杜聿明，我们也想像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那样，问所长王英光一些问题：“解放战争后期，公布了一个（头等）战犯名单，包括老蒋、何应钦、陈诚在内，总共四十三名。在功德林能上那个名单的，只有杜聿明一个人。你说这杜聿明和王耀武谁的官大？为什么王耀武没在那个名单上？他们俩谁的本事大？”

王英光回答：“杜聿明以前是（蒋军）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后来又是淮海战场（蒋军）的最高指挥官，算起来是功德林头号战犯。（杜聿明和王耀武）两个人职务差不多，王耀武是封疆大吏，影响主要是在华东华北，杜聿明是战区司令，影响在全国，所以这也是他在（头等战犯）榜上有名的原因之一。陈（毅）司令和粟（裕）司令说过，王耀武是蒋军里会打仗的几个人之一。”

贺春年政委点头表示赞同：“王耀武仅仅丢了山东，而杜聿明丢了东北不说，还丢了整个中原，作为军人，杜聿明比王耀武更失败。”

杜聿明和王耀武，也不是在功德林第一次重逢，据文强回忆，他们在山东“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时候就应该住在一个院子里了。

文强和杜聿明前后脚被俘，文强被俘两三天后，就从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到了潍坊，被安顿进了一个地主家的大宅院，《文强口述自传》记载：“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不搜俘虏腰包，只要不是大额赃款，都绝不会没收，沈醉在回忆录《人鬼之间》中回忆：“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

逢年过节，像董益三等手头拮据的买不起香烟糖果，就想通过各种棋赛和克郎球赛以及打桥牌、猜灯谜赢点，但是却总玩儿不过“行家”，沈醉笑着回忆：“下棋等准许以糖果、香烟作为赌注。宋希濂的棋艺高，围棋、象棋都赢得不少糖果；杜聿明的桥牌打得好，也是常胜将军；我过去会打弹子（台球），所以打克郎球也赢了。”

杜聿明刚被俘时，身上患有肺结核、肾结核和胃溃疡、脊椎结核四种致命疾病，谁都知道那就是被老蒋折磨出来而有不让医治落下的病根，难怪副所长胡大树抱怨：“这些人替老蒋打仗累得满身是病，最后还得咱们给他治！”

老蒋为什么要把病入膏肓的杜聿明东北、中原来回调，真是他手下没人了吗？据蒋军秦（皇岛）葫（芦口）港口司令部惠德安在《海军在葫芦岛作战侧记》中回忆，杜聿明到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是面色黄瘦带有病容，上吉普车的时候腰腿就显得很是吃力，后座位靠一个暖水袋才能勉强坐稳。

杜聿明拖着几近油尽灯枯的病体先败于东北，再败于淮海，进了功德林才把一身痼疾治好，他对自己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也很不满意，但又有些委屈——他的作战计划，老蒋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朝令夕改，结果弄得大家无所适从，只能一败涂地。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回忆：“我向蒋提供的作战计划的要旨是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我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动攻势，寻求解放军之一部而歼灭之，以挽回我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杜聿明“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在淮海战役中指挥根本就不灵，邱清泉和李弥根本就不听他的，郭汝瑰和刘斐等人拿出的作战方案，他也觉得有问题，但是他向老蒋和顾祝同进言都成了耳旁风，最后老蒋干脆不见他了——老蒋宁愿听名义上的徐蚌一把手刘峙报喜不报忧，也不愿听杜聿明“聒噪”。

当时心中忐忑不安的杜聿明觉得上了老蒋的当，并认为老蒋、顾祝同就是完全听信郭汝瑰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他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一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也只能忍气吞声：“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的宠信。”

杜聿明认为自己身体不好，精力不济，不适合指挥大规模战役，奈何老蒋既不许他出国治病，也不让他及早撤退，最后又在突围无望的时候命令他突围，气得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大倒苦水：“老蒋三变决心，全部垮台！”

杜聿明打一场败一场，责任或许不完全在他，贺春年政委说杜聿明作为军人比王耀武更失败，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前面咱们说过，《特赦1959》是可以当历史纪录片来看的，王耀武跟贺春年边散步边聊天，说的那番话，基本就是王耀武回忆录《莱芜蒋军被歼记》和《济南战役的回忆》中的原文。

我们看当年史料可知，就连王耀武跟战犯管理所政委散步聊天，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当年王耀武在功德林表现最好，最受信任，不但当了学习委员，还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待遇远高于杜聿明文强沈醉等人。

贺春年在散步时曾问过王耀武：“我有点不明白了，老蒋无人可用了吗，怎么让一个病人只会那么大的一个战役啊？”

王耀武果然很有战略大局观：“淮海战事就是华东战事的扩张，而华东方面呢，这个陈诚、刘峙、顾祝同、汤恩伯，他们是先后上阵，没有一个不是输掉了裤衩，老蒋对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任。可那个时候啊，我本人也已经坐到了解放军华东军官学校的小板凳上了（指被俘了）……”

贺春年笑了：“说实话，如果没有陈诚的指挥，我们在山东战场的胜利，也就会稍微晚一些。”

王耀武喟然长叹：“陈诚啊，他是江郎才尽，每一仗，他都是落在了陈粟的算计之中。你说得对，说起来啊，山东战场的失败，也是对亏了陈诚的帮忙。我一直都主张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不求大胜，但求不败啊。虽说这不是取胜之道，但却是不败知道。

王耀武进一步解释：“我当时就明白，打运动战，蒋军根本就不是对手，无论是从部队还是从将领，远远都比不上你们解放军，可是陈诚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我飞到南京去找老蒋磨牙，老蒋当面说听我的，可是我一回到济南，他又倒向了陈诚，结果山东战场是一败再败，不到一年，几十万大军就灰飞烟灭，化作黄粱一梦，最后就给我剩下了一个济南孤城啊！”

贺春年继续请教：“以你这个不败之道来指导作战，能维持长久吗？”

王耀武似乎趁机其中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个长久的战略我也考虑好了，并且报告了老蒋，到了1947年初，华东、华北、东北三大战场已经态势分明，指望蒋军反败为胜那就是做梦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保住实力，从长计议，趁着部队尚能从容机动，迅速全面地退出这三大战场，退到长江以南，然后整顿部队，等待战机，以空间换得时间……老蒋要是听我的就好了，今天国共两军搞不好还在隔江对峙互相开炮呢！”

王耀武得意地笑着一转脸，看见贺春年面色凝重，只好尴尬地笑着表示老蒋和自己“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也难怪贺春年面色凝重眼光犀利，如果老蒋真听了王耀武的话，山东之战就可能会陷入胶着，而且影响还会波及淮海战场，王耀武这番话在回忆录中基本都有，还有一段话，王耀武回忆录里有，但电视剧没演：“老蒋和陈诚都不同意我这一建议，蒋把我叫到另一间屋内，气忿忿地，红着脸，瞪着眼睛，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王耀武被老蒋骂蔫了，也骂傻了，他只能垂头丧气回到自己的孤城济南，做好了化装出逃的准备。

贺春年说得也很对，老蒋败局已定，不管杜聿明和王耀武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战局，读者诸君看了电视剧与史料基本一致的描述，对王耀武和杜聿明这两人可能也有了更准确的评价：在您看来，不论官职与立场，仅看他们的战略战术素养和战场表现，杜聿明和王耀武谁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