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正面战场（18）黄通：训练新兵（上）

抗战前，全国中学生实行军训，贵州省亦不例外，吾在学生集中军训时，授课时数很多，所以，各县青年界对吾都有印象。

尤其是1938年大规模的暑期集中军训，吾担任训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生闹风潮，到贵州省政府请愿，省政府慌了，因此改组。请吾去兼大学生较多的第一大队大队长，吾兼了大队长之后，不再有请愿，就很有秩序了。

省主席吴鼎昌很妙，在集训结束以后，有一天要吾去他办公室，他问吾：“学生能不能用？”

吾说：“当然可以用，但是要经过训练。”

他说：“对，要经过训练。你登一个报，报名到一百二十人就开班。”

可是，训练什么？他也没告诉吾。过了几天，吾报告他：“学生已经到贵阳中学等着了，因为训练的消息传出去，全省六个高中的学生对吾都有印象，听说吾要主办这个训练，所以他们就来了，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七人。”

他说：“好！那就开班！”

吾说：“办训练要住在里头才可以。”

他说：“对，你就搬进去。”吾说：“吾是科长啊，吾每天要上班。”

他说：“你把这个训练办完了再上班。”迫得吾只好从命。

吾在军管区和处长简直像兄弟一样，他向来不管吾，而且，他不上班，吾开始办公后，他就把事情交给吾。那时候，我们为了防空，到山洞办公，每天清早起来就上班，晚上才回来。他不上山，把图章交给吾就不管了。

当时，省长兼任军管区司令吴鼎昌，就更妙了。司令下面是参谋长，参谋长下面是处长，然后，再到科长，我和他隔得很远。

而军管区的人员业务，通常由参谋长管，但是司令兼省主席却直接管着这个科长。他通知吾到主席办公室办干部训练，他还问吾：“会不会蚀本？”

当时，吾不懂他的话。他是经济学家，曾办银行，是四小行的领袖，吾以为他是商业头脑，实际上是问这项教育投资能不能有所收获。

当时吾没有懂他的理念，吾说：“看我们怎么用，用得好，训练有效；用不好，训练就浪费了。”他说：“对！对！”非叫吾办不可。

因为没有编制，到总务科领钱要盖吾的私章，先是几百块，后来是上千块，这样累积下去，以后要是搞不清楚，吾可赔不起。

所以，搞了三个星期，吾上签呈不干了，他也不批，突然就跑到部队来，不寒暄就问吾为什么辞职，他说：

“是为人呢？还是为钱？为人吗？吾有三颗印，一颗是省政府主席，第二颗是军区司令，第三颗是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委员。这三颗印能调动的人员由你调！”

这真了不得。“至于钱呢？用了再报！”这番话吾听得毛骨悚然！

因为他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财政厅长编的年度预算送到他那里，被改得乱七八糟，削掉了多少，因为他太精明能干了，人家都说他用一个钱要分厚薄，今天，他却对吾说用了再报，这么大方！

可是不行，最后吾还是离开了，因为那时候吾多少有一点成见，他是政学系的人，同时，对吾再好又怎样？厅长不会让吾做，留在军管区，顶多给吾当处长，但是，现任处长是吾弟兄，吾总不能把他挤下去。

吾老早看准了，在省里没什么可以发展的。可是，吾留在贵州的名望已令人够满足了。

至于参谋长，前后有三个人，头一人是何辑五，何敬公的兄弟，他有公子哥儿的味道，本来很骄傲，可是他对吾特别好，要办学生干部训练时，吾迟迟不到差，他找吾说：

“你快去办这个训练；你不去，那就是吾去啦！”

他又说：“主席非常重视，可是现在委员长召见，吾马上要到重庆去；你快点到差！”他对吾是好得不得了。

第二个参谋长是韩文焕，他的名望非常高，后来当保安处长，他为了当参谋长，别的方面还没做什么，先来看吾这个干部队，看完了之后向主席报告：

“这一批青年干部好得不得了，问题是两个月训练不完，要四个月。原来军管区的军官大队可以不要了，让黄某人把这一队人办好就行了。”

他对吾非常特殊。后来，韩文焕当保安处长，还把吾留住他家三天，三天内想说服吾到保安处去工作，最后吾说：“你是中将，保安处里有没有少将？”

他说：“有，一个参谋长，一个副处长。”

吾说：“副处长是少将，你不能调动他，参谋长是陆大毕业的，也不能调动。”

“还有呢？”

“下面都是上校。”“吾上校已经干了十几年，现在上校的职务不能再做。”这下把他难倒了。

他说：“那我们到重庆去再谈。”他把吾拖到重庆竞选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对吾简直是求之不得了！

第三位参谋长是杨文瑶，日本留学生，他是军人，但是很斯文。他先试试吾，有一次，纪念周他指定吾报告时事问题，吾当然准备了好几天，在吾报告时，礼堂大门外有汽车经过，有两名职员调头看了一下，参谋长就骂：

“后面这两位同志！你们看什么？黄科长讲的你们听不听得懂？”把吾捧得不得了。

后来，他在主管会报上责问我们的处长：

“黄科长是军管区的人，为什么老是省政府在用他办训练？为什么把我们的人才借给人家用？我们自己不能用吗？我们办一个训练班！要他主持！”

后来，他还真的办了一个国民兵团干部训练班，他是主任，处长兼副主任，吾是教务组长。在会报席上，他说：“我们都是教官，教官要服从组长，应该把教授大纲呈给教务组长。”

他自己站起来，双手把大纲递给吾，真是把吾捧上天了？他说：“办一个训练班，应该有计划。”

于是吾在会报席上送他一个计划，他一看：“啊！这个大纲很好！应该还有一个计划。”

吾说：“请看第二号。”

他又说：“这个计划很好！应该还有一个表。”

吾说：“请看第三号。”

这样一直到十四号，全套齐全。他是陆军大学毕业，曾留学日本军校，他看了计划之后，认为陆军大学学生也没有这一套，所以，他很得意。三位参谋长都对吾好得不得了。

抗战期间在贵阳，有一次，我和别动支队长萧纶甫在街上走路聊天，彼此看法相同，认为抗战会胜利，但是，我们不能等待胜利，也要参加。到那里参加？

吾说：“最好是三战区。”因为，我们是长江下游来的，南京、上海都在三战区，一旦抗战胜利，三战区最先到南京、上海。

这位长官曾经读过北大，没有毕业，然后再到黄埔第三期，人很聪明，笔下也很好，气魄很大，吾对他很尊敬，他对吾亦另眼相看。

吾跟他毫无关系，他突然要吾干这样干那样，对吾很好。后来，他有机会到重庆陆军大学去读书，两年毕业后，回来贵阳，这时候，军政部已发表他为第四十二补充训练处处长，这种情形我完全不知道。

他毕业了以后回到贵阳，那时候吾在贵阳军管区司令部，为了防空袭，每天都到山上去办公。他刚回来先到吾家，吾太太在家，他告诉吾太太说他从重庆回来了，特别来看吾，他现在住在头桥一个朋友家里。

讲了这几句话，就走了。吾下班回家，太太告诉吾，吾想：“好几年不见了，应该去看看他。”

所以，吾到头桥去，找到他那个朋友家，他在那里跟好多人在谈话。吾一进去，他也不寒暄，就带吾到房间里云，把箱子打开说：

“这是命令，这是公文，这是印信，这是密电码。”通通交给吾。

吾问他：“干什么？”他说：“吾发表新任务了，当第四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也派你当主任处员；训练处在浙江金华。现在要去的有二三十人，住在旅馆里等，你把他们带去。”

吾很惊异：“吾把他们带去？”他说：“你把任命状慢慢看好了。”吾看看是军政部发表吾的命令。

吾告诉他：“吾有现职在身。”他说：“吾知道，你打个电报去请假就好了。”他看得那么轻松。

贵阳到金华要经过好几个省，谈何容易？他说：“你这边快点辞职。”吾说：“吾是军事委员会发表的，恐怕不是随便可以辞得了。”他说：“不管了，你把他们带去。”他这样坚持，吾只好去找参谋长杨文琏。

吾见到杨参谋长，强调要去前方抗战的事，是萧纶甫先生向军政部报准的。这时候，他也发表了补训处长，他问吾：“他是不是请你当副处长？如果他请你当副处长，吾没请你，那算是吾的错。”

吾说：“没有，他叫干什么，吾没计较；吾从来不计较阶级。”

“那你怎么去？你们的处长不久就要调军政部，下个月你就升少将，接任处长，你怎么可以走？”

他讲了好多理由，我还是要走，他气了：“吾没有权准你，要主席才可以同意；现在委员长叫他到成都去了，吾没有权准你。”

吾说：“那吾请一个礼拜假总可以吧？”

他说：“吾只能准你一个礼拜假，不能准你辞职。”

于是，吾请了一个礼拜假，吾就真的走了。他气得不得了，最后骂吾：“不识抬举。”

吾到金华前，军统局戴笠叫人写信给吾，要吾到重庆去，吾没这么容易就去，先问他干什么。后来，他回信，说请吾参加工作。吾函覆：“参加工作可以，不要参加你们的组织。”

他又来信：“不参加组织可以，你要来工作。”

这可糟糕了，情况僵住了。吾再给他信，问他要给吾什么工作。他又回信：“你想要什么工作？”

吾就考虑了，各县警察局长他可以派，税警团长他也可以派，但名额有限。县长他派不了。于是吾答复他：“武官，团长以上；文官，县长以上。”他又回信：“没有问题，你来了再说。”

吾只好去了。那时候，贵阳到重庆没有交通车，吾问到第二天三桥有一辆车要开重庆。三桥太远了，吾再问，他们说后天头桥也有车到重庆。到第二天，萧处长来了，后天头桥的车吾也不去搭，跟他到金华去了。

到了三战区半年以后，遇到一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大家一起打麻将，他是童骧，东南区特派员。

吾问他：“你在局里工作过没有？”“当然！我们这样的人没在局里工作过怎么可以！”

“你知不知道你们局里等一个人等了三个月没到差？”他说：“知道啊！”“是谁？”“是你啊！”

吾感到奇怪：“老兄，今天我们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哎哟！你也不要客气，我们局里不认识你的很少。”

这句话说得吾毛骨悚然！吾也没出过锋头，军统局怎么会认识吾？可见他们老早就对吾很注意。

吾一个人怎么带三十几人去金华？恰巧远征军要到缅甸去，卡车多得很，吾认识管交通的人，他们回程是空车，吾要求他们从贵阳载我们去金华。他问：“你要几辆？”“三辆。”“给你拨三辆。”

真是太好了，把我们送到金华，一个钱都不要，只是吃吃饭，送点东西慰劳一番就算了。

到了金华，先要成立补训处处部，就等于成立司令部，准备接收六个团。里头应该有参谋、副官一大群人，但是都还没有建立，只是吾一个人干，就这样把司令部建制起来。

然后，在金华乡下江山头正式成立司令部，下设好多科，上面有处长、副处长、主任处员。在分科科长中，有一个老资格，他是贵州人，跟萧处长的关系密切得不得了，他对吾不买账，公文不送给吾看；不看也没关系，他把公文直接送给处长，处长看到了自然要问吾，处长对吾没话讲，吾不在乎。

后来，又陆续成立五个团，最后一个团成立之后，处长要吾去当团长。吾说：“也好。”

这个团称为永康团，团长、团副、营长、连排长、班长通通是永康人，地方关系太深，那可难办。吾去接事时，一直跑到团部，他们真的集合干部在训话，内容是怎么样对付吾。

他也不晓得吾到了，吾在他背后轻轻敲一下，他转过头说：“啊？你来了！你带了好多人来？”

吾说：“吾带着一个。”“什么？你的干部呢？”

吾说：“吾的干部不是在这里？”

他感到非常奇怪，以为吾会带一大群参谋、副官、营长、连长来，没想到吾只借来一个勤务兵挑行李，他送吾到了，以后还要回去。

到了晚上，吾对干部讲话说：“你是上尉，你是中尉，你是少尉，你们阶级哪来的？都不是国家的吗？”吾说：“吾也是国家的人。你们原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不要随便，各人自己负责。”他们觉得奇怪，本来他们都准备卷铺盖了。

但是，有一名连长故意给吾下马威，耍一手，吾想：“你这么调皮，关起来！”吾把他交给一名营长，硬把他关起来了，压一下就好。

他们说：“这个团长在司令部好像非常软弱，怎么这下这么凶？”他们不晓得，吾该凶的时候就凶一下，凶一下之后就好了，全团都很好，这个团长当下去，也很愉快。

吾到金华后，负责第六团的任务是训练新兵，新兵的来源由各县送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极少数别是兵油子。这时候，已经是1941年了。

这六个团不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没有大营房，也没有大操场，所以分散在浙东沿海好几个县，从宁海一直到温州。

民国新兵训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分配、安排，吾似乎已稍有感觉，但事后更加明白一些：处长把吾派到最北边奉化与宁海两县的交接点，地名桥头胡，在此以北是奉化县，是沦陷区；以南是宁海县，是自由区。

所以，一般人称桥头胡为阴阳界，当地没有日本人，但有汉奸，也有抗日分子，也有政府官员。派吾到宁海那个地方去，到达以后，吾有两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是派吾来发财的，因为他跟吾的关系好；第二个感觉是知道吾不会“下水”。我们的团部住在宁海县城内一个庙里，离桥头胡还有一段距离。

那时候，宁海县县长是方引之，他当过委员长侍从副官，而且，当地国军最大的势力是俞济时的兄弟俞济民，他是游击司令，这个地方等于是他的防区。

我们来这里，并没有防卫的任务，但是我们有全团的基层干部和武器还有陆续编练的正规部队，吾到达以后，首先去拜访县长。

吾告诉县长：“我们驻扎在这个地方，请县长多关照。听说桥头胡是阴阳界，是走私的园地。吾这个部队人很多，吾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官兵走私。

请县长注意，告诉你的部属，如果发现吾这个团里的人走私，请你把他就地枪决，吾没有话说，绝不埋怨你。

反过来说，吾的部队驻在这里，要是发现有走私的人，不管是哪一个部分，吾一样把他就地枪决。”

县长给吾说得有点不高兴，表面上说：“是！是！是！”后来，人家告诉吾：

“你这个部队来了之后，县政府倒了霉，以前县政府常常一卡车一卡车走私货物，来来去去的，你这么一来，他们就不敢了。”

吾说：“想不到有这样的好处。”他说：“不是好处，他们是恨你呀！”

吾要部队每天练兵，由于出操没有操场，就每天规定时间爬山锻炼，要把身体练好，并且严格限制他们绝不能够做买卖。当时，物资非常缺乏，好多部队都是既走私又做买卖。

军政部派了一个会计、一个稽核到补充兵训练处来，不仅对我们的部队，对所有的部队都是这样。因为将在外、重庆力不能顾，很多部队会计一塌糊涂，所以，军政部直接派人来。

那两位会计和稽核对吾的作风也有点知道，看吾驻在阴阳界，在他们观念中，这是一个大大的发财机会，所以，就告诉我们的军需主任：

“你们这个团，要多少钱，只要团长开口，我们马上就照拨；而且，不必等到月初、月中或月底，随时要随时拨。”

吾告诉军需主任：“我们按月发饷，领到就发，早给我们也没用，多给我们也没用。你就这样答复他。”

隔了几天，军需主任又告诉吾：“稽核想要买一点卷香烟的纸。”那个时候，在前方战区抽不到好的香烟，普通都是买卷烟纸，自己买烟草自己卷。那种烟不好抽，所以从上海走私过来的香烟，贵得不得了，用卷烟纸卷烟卖也很赚钱。

吾说：“不管他要买什么，要我们代买，我们买得到的就给他买，但是要拿钱来。吾也懂他的意思，他要吾送一点给他，可是吾根本不作生意，吾没钱来赔。”

结果，他钱也不拿来，东西也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