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正面战场（20）刘象山：战区军风纪见闻

刘象山（1911～），生于山西盂县，幼从祖父及名师熟读经书典籍，十三岁负笈沪滨，入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并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四年卒业北返。

1934年，协助苗培成先生处理安徽党务，此后，二十余年担任地方及中央党部干部，1960年，荣任考试委员，又二十余年仍兼任党职，默默奉献。

1938年春天，安徽省政府及省党部都迁往六安。于右任先生以为战时皖赣监察使一职由本地人担任比较好，所以，派杨亮功接苗先生的监察使职位，苗回任监察委员。

同时，苗先生也认为由他担任省党部的工作，不太适当，于是，也辞去了省党部特派员的职务。我亦随苗先生进监察院任职。

当时，政治中心在武汉，到了那儿，一起去见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于院长对苗先生多所嘉许，认为苗先生辛苦很久了，先休息休息。

但为时未久，军委会设立战区军风纪巡察团，职司战时各战区多军风纪问题，派苗先生任第二巡察团委员，我亦随同前往。

第二巡察团的巡回地区为第五、第六战区，成员有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监察委员及军事委员会派任的军法官，主任委员是西北军系统出身的石敬亭，他代理过陕西省政府主席、山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务，委员有苗培成（代表监察院）、王陆一（曾任监察院秘书长）、方治（安徽人来台后曾担任大陆救灾总会秘书长、副理事长），王方均是中央委员，另一位是军法官曹振武，此外，还有其他几位委员（可惜记忆不起来了）。

巡察团的职司是巡回战区各地的军风纪问题，因此，也辖有一营宪兵，随团巡察，受命协助处理军风纪相关问题。

巡察团成立后，由武汉出发，先去黄陂，住了几天，前方战情吃紧，于是，苗先生遣我到武汉见于右任先生，向他报告战情及民情（那时，中央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到重庆，监察院仍在武汉）。

我在晚上到了于右任先生那儿，恰逢《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座间大家谈及抗战情况及未来远景，他认为，这将是场极为长久的战争，日本人虽不可能消灭中国，但中国恐怕也不能凭一己的力量打垮日本，因此，要看国际情势的变化。

那时，正是长沙撤退，一把大火烧光了长沙城的时候，大家的看法不太一致，张季鸾先生的观点却符合了日后抗战情势的发展，可以说是极有远见的。

离开武汉后，我回到黄陂，战局益渐吃紧，不久，又转进樊城，时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亦至樊城。在那儿，我碰到一个南自武汉撤退的朋友刘觉民（监委），谈及武汉撤退的情况，说李宗仁在武汉附近的一个小地方陈家堰驻扎，本来好整以暇，但经刘觉民提醒，劝他赶快撤退，他才离开。

他离去后才五分钟，日军就攻过来了，差一点当了俘虏。我觉得李宗仁颇有军人本色，据说日军空袭时，满天炸弹，他老兄却是轻松自如，非常镇定，要到最紧急的时候才进防空洞。

有一回，军风纪巡察团到前线靠近皖、鄂交界的小界岭巡视时，宋希濂的部队驻扎在那儿，我们刚到，才下战壕去，日军就发动攻击了，我们也等于是亲历战场。

此外，还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像有次到小界岭去，走到半路，车子抛锚了，就耽搁了，实情是，我们巡察团里一个由军事委员会派来的钱姓军法官，不想上前线，怕赔上性命，于是授意司机搞鬼，那司机也是贪生怕死之徒，所以就假意说车坏了，要折返。

苗先生察觉其中有诈，大发脾气，痛骂一顿，十足老革命党本色，经此之后，才又继续上路。

巡察团的职责之一是察看部队情况，发觉情况还不算太坏，像在小界岭时，招待我们吃饭，吃的是稀饭馒头，与士兵吃的一样，到战壕里巡察，也觉得状况还算不错。

只是，沿路上逃难百姓不断，个个情况都很惨，显示政府对赈济难民工作做得不多；而且，有时为了军事需要，赶筑马路，甚至拆百姓民房，引发民怨。

这些情况，王陆一先生都直接向最高当局一五一十地全盘打报告上去，军风纪巡察团虽然没办法立即改善这些情况，但把这些情况汇报上去，多少可以发挥作用。

我们这个巡察团的主任委员石敬亭在西北军的地位很高，据说是前清的秀才，八股文写得很好。

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写日记，虽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见他用毛笔在本子上，字写得斗大，样子非常有趣。写完日记，就开始对军人训话，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

晚上，他就同大家大讲笑话聊天，他的国学造诣很深，《论语》、《孟子》朗朗上口，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冯玉祥的故事。他说，冯玉祥曾请前清翰林王瑚（铁珊）讲书，老冯站着，我们这群部下也跟着“站读”，听得懂的还好，听不懂的就像是活受罪。我们都叫他石大先生，不称他为主任。

1938年年底，国民党召开全会，王陆一、苗培成等都是中央委员，于是就回重庆开会，我也跟着苗先生到重庆。

过完年，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后，重庆发表苗先生为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他辞军风纪巡察团的职务（王陆一则仍回到巡察团继续工作，我亦随同苗先生在那年夏天到湖北）。

抗战时期，湖北修建公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湖北省党部在宜昌，省政府在恩施，而其他委员均未变易，依旧是原班人马。组织部长张厉生告诉苗先生，湖北党务非常复杂，希望他先去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来谈改组的事。

当时，湖北省党部主委由喻育之代理，他是个老同盟会会员，同何成睿的关系也非常深厚，曾经担任过湖北的财政厅厅长。

他资格虽老，但是一来他缺乏党务工作的实际经验，再者，他的人缘很差，同大家都处不好，党务工作执行得不好。

省党部虽然号称在宜昌，实际上，是在宜昌乡下的一个小地方：捞鱼湾，在宜昌县城里另设有一个办事处。

喻育之在捞鱼湾无所事事，据说天天和办事人员打麻将。其他的省党部委员则都不在省党部，都到其他地方去督导党务，当时，湖北划分为八个行政督察区，他们就各自到各行政督察区去，不到省党部所在地来。所以，湖北省党部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党务工作全无推展。

苗先生就任后，知道情况复杂，决定先掌握、了解整体状况后，再谈其他。本来，依组织规定每个县都应有执行委员会，但湖北七十几个县的县级部执行委员会都是空壳子，由书记长代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也很少，做不了什么事。

当省党部委员既有薪水可领（大约是每个月二三百），另有督导费可领，所以，他们会去各地方督导党务（而事实上很多人是借此跑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在那里以免战火波及），不过，他们实际上领到的数目总得至少打个六折（名曰“国难薪”）。

到了湖北不久，即在1939年7月时，就发生了一件事，促使党部非改组不可。

当时，有个省党部委员叫黄宝实，他到鄂南地区督导党务，在当地的一份报纸（名称忘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湖北党务批评甚多，而主要矛头则指向喻育之。

有人就把这篇文章，寄给当时担任党秘书长一职的朱家骅，国民党历任秘书长作风各有不同，有些是不愿多事的，对很多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就算了，有些像朱家骅这种人喜欢做事，所以，他看到这篇文章后，就上了个签呈给蒋介石。

他看了这份签呈与文章，非常生气，批示说：“黄宝实言论荒谬，不应仅免职了事，应严捕到案审办。”朱家骅接批示后，一字不漏依原文打电报给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严立三就悄悄地派保安部队，将黄宝实拘捕、连夜押解到重庆去。

但是，朱家骅却未通知省党部，我们对此毫无所悉。这样一来，竟让其他省党部委员对我们很不谅解，但事实上，朱家骅所以只打电报告诉严立三，而未通知省党部，就是有意规避省党部这一关，免得黄宝实事先知道，我们即因此而背了黑锅。

黄宝实本来就是CC的人，所以蒋介石虽然批示要“严捕到案审办”，但经果夫先生缓颊，也没把他送到牢里去，而送到调查统计局“留党察看”三年。经此之后，黄宝实对苗先生和我这位秘书，都非常不满。

抗战胜利后，他到汉口市党部当书记长，并因而当选监察委，来台湾后，即因此“仇”而大力反对我出任考试委员。1950年，蒋介石提名考试委员送请监察院行使同意权，他在审查会上就大力反对我，好在有其他监委帮我讲话，他的反对才没有产生作用。

实际上，我们是冤枉的，严立三把他押送上船直驶重庆后，才告诉苗先生，我们本来还想上船去慰问他，严立三说船已离开，方始作罢。所以，我们事先对此毫无所悉。

经过黄宝实这件事，湖北省党部势必改组，苗先生莅任后经过调查，对湖北党务也有通盘的了解，所以他就回重庆，同组织部商议改组湖北省党部，经过商讨，提出了一份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单。

名单送到中央党部去，秘书长朱家骅对其中部分人选有意见，不同意，又退回组织部重拟，几经商讨，一直拖到1939年8月底才确定，呈报蒋介石批准。

当时的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是：石信嘉、胡国亭、杨子福、孔雪雄、陈畴、周著奇、潘浙、吴大宇、袁雍、刘象山、于鸿彦，于鸿彦并兼书记长，以后，则陆续由孙佐齐、王治孚接任。

在这几位执行委员中，后来到台湾来的有袁雍（历任立法院副秘书长，多年后升任秘书长），吴大宇（监察委员）以及石信嘉（去世得早）。

省党部改组后，立即在宜昌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决定党务工作纲要，分派各执行委员负责督导的区域（主要使党务工作能够配合战事进行）。我个人则主要驻在省党部，主持宣传工作，当苗主委不在省党部时，则由我代理其职。

改组后的湖北省党部一共有十一位执行委员，除各自督导负责区域党务或专职工作外，并对省内党务提出意见使出决议，本应有监察委员，但并未产生，所以，省党部委员会只有执行委员。

由于抗战时期地方事务复杂难办，在规定应由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都不可能选举，故大都由重庆委派指定。

湖北省党部改组后，又迁到宜昌乡下，离县城四五里路的小溪塔马兰坡办公，借了眼光菩萨庙当我们的办公地点，住在附近租来的民房里。驻宜昌的军事首长是第94军军长兼江防司令郭忏。我们同他合作得很好。

1939年10月底，我列席了南岳衡山的军事会议，参加的俱为九省的党政军要员，湖北省党部去了三个人，苗主委、我，以及一位科长刘志达，刘是黄埔一期的，那时管党的组织工作。

远赴衡山，交通不便，我们先坐船到湖南，而后，就因为公路都被破坏了，我们只好坐滑竿，到了湘潭又搭船，总之，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到会场，会已经开了一半。

一进会场，正是蒋介石讲话，我只记得他大骂罗卓英，其他都忘了。在这次会之后，原先被裁掉的第六战区（抗战初期时曾设立，由冯玉祥任战区司令长官），又再设立，由陈诚兼任之。当时，湖南省主席薛岳非常敬重陈诚，什么事都听他的，常常打长途电话征询陈诚意见。

1940年随枣会战，中国军队失利，日军进逼，宜昌危急，重庆即派政治部长陈诚兼为左翼兵团司令（右翼兵团属第五战区，在襄阳，时第六战区尚未成立）指挥战局。

陈诚来宜昌后，前线有五个据点，电报不通，完全不能联系上，如何谈得上指挥战局？

6月11日，日军攻宜昌，那时苗主委在重庆开会，由我代行，获悉日军来犯的消息后，我只好指挥省党部里的办事员向“河西”（实际上是长江南岸，当地人称之为“河西”）地区撤退，并打电报到重庆告知我们撤退的消息。

我们雇了一艘船，准备往巴东疏散（省政府在那里有办事处，且当地亦有县党部）。就在那天半夜里，我们从集结的旅馆里准备出发上船，没想到，就在我们要上船的时候，日机大举来袭，机关枪疯狂扫射，我们只好趴在附近山坡上避难，当时的心情甚为紧张。

幸而最后平安渡江，而苗主委同新任书记长孙佐齐亦至，在河西与我们会合，大家决议先到安安庙龙家湾这个地方停顿下来，再请示究竟应迁往何处？

那时省府已迁恩施，请示后，亦要我们迁恩施，于是，我们便即向恩施出发。一路徒步，本来还雇了人帮我们扛行李，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们丢了行李就跑掉了，我们自己也没办法独力带行李走，只好丢弃了。

一路非常辛苦，吃得不好，夜里只有一天勉强睡得好，其他都不得好好休息，蚊虫骚扰，根本没法子入眠。

那时，陈诚先撤退到三游洞，设了一个指挥部，而后又撤到太平溪，我们先到三斗坪，住了一晚，又到太平溪，住在河对岸的银杏沱油房，翌日，到陈诚住的地方艾家大屋去见他，这是我与他首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