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传教士明恩溥在其专著《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镜像》中有言：“在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卫星国用最美妙的阿谀奉承来使她称心如意。他们照搬她的文明，甚至连政府也以她为蓝本，将她视为东方世界中最权威、最尊贵的霸主。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如此的至高无上。”

自古以来，中国对外一直奉行“中国例外主义”，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维持“天下文明”秩序，所谓奉天承命，君主华夷，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这种“文明秩序”在明朝时期得到极大贯彻，万历朝的《大明会典》记载的藩属国就有一百一十多个。

在中国的“君主华夷”的天下观念中，中国礼仪即天下礼仪，中国法则即天下法则，任何人不得僭越，任何人不得违背。直到西方人开辟了大航海时代，他们意图对中国人在东方主导的“天下文明秩序”发起挑战。

然而在整个明朝时期，由于在军事和文化上都没能形成跟明朝相抗衡的实力，西方人不得不从实力角度出发“入乡随俗”，被迫在东方遵从“中国例外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西方传教士自己意识到“中国不同于美洲和非洲等野蛮之地，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这个民族聪明，有成就，献身于艺术研究。在华传教，必须采取全新的方式”。

西方传教士早前来到东南亚的占城、菲律宾、泰国、日本等国，发现中国人在这些国家人心目中享有极为尊崇的地位，中国商人在当地享有“治外法权”。当地人对中国人敬爱有加热情款待，如果醉酒会送还家中。若本地人杀害中国人，死罪难逃；中国人杀害本地人，罚款赎身。当地女人都以能嫁给中国人为荣耀。西班牙人沙勿略神父在日本传教时甚至受到日本人讥讽：“如果你说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的话，为何不见中国人有所知道呢？”

所以西方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一改往日在世界其他地方以“文明教师爷”自居的身份。沙勿略向罗马教廷要求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必须拥有学识和经验，必须是传教士中的“精英”才合适到中国传教。他表示“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学校，他们拥有关于一切知识的巨著。从占城到日本，人们都学习汉字。如果我们学好了中文，在东方传教便是坦途。”

意大利人罗明坚神父不仅学会中文，还把《大学》等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带回欧洲，他在掌握汉字后作下中文诗：“数年居此道难通，只为华夷语不同。直待了然中国语，那时讲道正从容”。

后来利玛窦神父成为“中国化”最为成功的西方传教士，他率领其他教士一起“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利玛窦在写给其他教士的信中说“自己恨不能改变眼睛的颜色，削低鼻子的高度，以能够完全融入美丽的中国文化之中”。利玛窦全身心投入到对中文的学习，还发明了“记忆的宫殿”，创造了高效学习中文的记忆方法。

出于文化和信仰不同，西方传教士素来奉行“双腿只跪上帝”，但在明朝中国，他们必须学习并遵从中国礼仪。在广东肇庆时，利玛窦已经学会按中国习俗对官员行跪拜礼。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广东建立“寺院”，曾经受到本地土著青年的“排外骚扰”，但他们很惊喜的看到当地官员依法给主持了正义。利玛窦觉着大明是文明有法的国度，所以遵从大明礼仪自是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