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鲁滨逊的日记
编辑丨鲁滨逊的日记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因素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的经济矛盾不断积累与加深,经济形势逐年恶化,最后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虽然苏联也曾试图利用改革来克服经济危机,但却无法消除其经济体制自身的诸多弊端,反而加深并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它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化时期形成的。
当时苏联所处的军事、政治异常严峻的历史环境使得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隐藏着许多矛盾。
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建立了国家所有制,又人为地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化。
用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作为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排斥价值、利用、市场、竞争等商品货币关系,而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任务作为企业生产的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和衡量其工作结果的尺度。
计划一经制定,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忽视物质利益原则,靠行政手段和思想维护做动力驱动机制。
这在战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驱动机制的作用不断衰退,加上苏联后期在分配和劳动工资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越来越严重,伤害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
由此可见,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强化,苏联经济的推动力日益枯竭,经济体制越来越运转不灵,国民经济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和战争的威胁中进行的。
因此苏联十分强调要高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保障国家独立和加强国防。
斯大林说: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的,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时,曾计划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略高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
但是由于国际环境日趋紧张,原定计划被修改,其结果仍然是生产资料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消费资料增长速度。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卫国战争爆发前制订的,其特点是大大加快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生产。为了备战,国防开支大大增加,1940年已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
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却非常缓慢。
在全国实现农业集体化之后,由于向农民征购农产品过多,价格过低,农民收入少,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于工业生产的发展。
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农轻重的比例是1∶1∶3。
戈尔巴乔夫说:“我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军事化的经济,把最大量的经济花在国防上”。
苏联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是速度和数量,以高速度的发展国民经济为首要任务。
长期实行了粗放型的赶超发展战略,是为了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产品的数量上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
“速度第一”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的。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民生活压力加重,这种靠高积累政策维持的高投入却越来越受到限制。
粗放经济增长的后果:
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过高,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二是国家的资金投入越来越紧张。它突出表现在: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用于新产业和设备更新改造的资金短缺,原有生产设备陈旧老化,设备折旧期过长。
三是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低下,投资的产出减少。
80年代初,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是为美国的55%。最终,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不断增多投入的需求。
进入70年代以来,苏联开始推行集约化方针,力图以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弥补粗放性投入要素的不足。
但是由于经济体制上的阻碍,这一方针难以贯彻,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使苏联的扩大再生产缺乏新的增长源泉,对苏联的社会生产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巨大浪费,造成了苏联日趋严重的粮食问题。
自70年代以来,苏联每年进口的粮食已从1000多万吨增加到80年代末的3600多万吨。进口量达全国城市需要量的50%以上。
农业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就要增加农业的投入,这就使财力、物力更加紧张。
农业的落后和低效率是造成经济滑坡的关键因素之一。
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二是原有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资料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
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
5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苏联领导人推行了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
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史30余载,但无一取得成功。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
对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对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
苏联经济改革往往着眼于经济体制中的个别矛盾,靠采取一些个别的、孤立的修补性措施来解决。
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基本矛盾。更没有综合性相互联系的配套措施,使得不同时期的改革、不同的方案互不衔接,零敲碎打,事倍功半。
改革仅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触及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
如赫鲁晓夫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弊端看成仅仅是部门管理体制这种形式造成的,因而在改革中,只改革了管理体制的形式,而没有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本身。
苏联传统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关系上的突出特点是城市经济全盘国有化、国家与企业关系行政化,这是经济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
而苏联的诸多改革方案却无一触动这一问题。
因此,每次改革只能收到短期效益,而没有最终改变苏联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
始终未能破除产品经济观,感性要素,感性过程,感性对象的形式出现的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
对于生产力本质的解释表明,生产力不单纯是人再生产自身的肉体存在的能力,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单纯是人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发展。
人通过运用和发展生产力,一方面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客体存在,另一方面也不断创造人的主体存在,这是一个在创造对象的同时创造自生的双重过程。
其实,要进一步认识生产力就必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
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于自然界中那种物于物之间的关系,它属于最极端的对立面之间的同一关系。
在这种对立面之间即包含着一切关系中最为尖锐的对立性,又有着一切关系中最为深刻的同一性。
从其对立来说,它们中的一方恰似另一方的否定;而从同一来说,每一方又都是同时对自身的否定,向对方的趋同,直到变成对方。
在这里对立和统一互为中介的存在关系,同一只能肯定置身于对立之中,对立也只能肯定于同一之中。
例如在生产实践的活动中,人就总是在不断制造创新的对立中去求取与物的统一的,而不象动物的生存活动那样,仅仅用自身对环境的消极适应求取与自然的统一性。
也就是说,这里不是已有的直接统一,而是经过否定的间接统一,统一的结果不是对立的简单消解,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对立统一体。
这样的矛盾关系,可以称之为否定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区别于自然存在之间的一般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否定性是这种矛盾关系中的核心和灵魂。
由于否定性的本质,使这种关系具有自身超越的性质,只能处在不断地从过去走向未来,从低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因而形成了人与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和“发展”的特点。
现在看来,生产力是人与自然这一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表现,人类主体的自我创造能力的根源就在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展开。
这一对关系所具有特殊的否定性性质——自我超越性,这种自我超越性,既是人的本质的核心性质,又是生产力本质的核心性质。
页面更新:202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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