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外放总督算不算降级贬官？

自清代乾隆以后，中国的官制开始出现了一项特殊的举措，尚书外放总督的职务。这看似与官制逻辑不符，但实际上却有其深刻原因。在深入探讨这个现象之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明清两代的官制格局，以及总督和尚书的地位。

明代时期，六部尚书的地位极为尊崇，通常只有在国家面临特别重大的军政事件时，才会让兵部尚书兼任某某总督。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很少出现，各省总督通常都是三四品京官，甚至五品京官。

这一官制格局与明代的传统相符，因为总督、巡抚以及巡按的编制属于京官，不应该将部院最高堂官外放总督，这与正常的人事调动不符。然而，清代逐渐将总督地方化，同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在清初时期，大多数总督是八旗高级武将或旗人亲贵，鲜少有汉人担任总督。

尚书虽然在清代没有明代那么显赫，但仍然是堂官，清初时期的尚书地位甚至高于总督。因此，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朝，很少见到尚书出任总督的情况，通常尚书如果受到降级处分，也只是兼任侍郎。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督的地位逐渐提升，特别是在乾隆朝。在乾隆朝，总督的地方政治权力逐渐增加，兼衔也日益增多。这使得尚书外放总督成为可能。以尚书出任总督，不再被视为贬官，而是皇帝信任的一种表现。

尚书外放总督的情况通常出现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乾隆十九年，刑部尚书刘统勋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以应对国家在解决西北方向军事威胁方面的需求。刘统勋在乾隆朝享有很高的信任，因此被选为此重要职务。

总的来说，尚书外放总督的情况不仅不是贬官，反而是皇帝对其信任和期望的表现。尚书和总督的工作性质差异巨大，但这一特殊举措的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应对重大事件，通常只有短暂任期。这种荣誉不是一般大臣所能享受的。

总之，明清两代的官制演变和特殊情况下尚书外放总督的任命，都反映了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和官员的特殊资历。尽管官制发生了变化，但总督的地位逐渐上升，从而使尚书外放总督成为可能，而非贬官。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有趣的痕迹，窥见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发展。

首先，清代尚书外放总督的出现并不属于贬官，反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人事调动。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国家需要解决重大军政事务或各省出现贪污、亏空、吏治问题时，皇帝会选择信任的尚书担任总督，以解决问题。

其次，尚书外放总督的地位在清代逐渐抬升，特别是加入兵部尚书头衔后，他们的身价提高，可以与各部尚书平起平坐，差距已不太明显。

另外，总督与尚书的工作性质存在巨大差异，总督通常是全能官，而尚书则是专管官。这导致让尚书担任总督工作时可能面临一定的困难。

总结而言，清代尚书外放总督是一个特例，通常出现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不属于贬官，反而反映了皇帝的信任。他们的地位在后来逐渐提升，与各部尚书的差距减小，但总督与尚书的工作性质有明显区别。最终，随着历史发展，地方总督的权威在一些时期超越了各部尚书。

在清代历史中，尚书外放总督的现象以及他们的特殊地位，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启示和道理。这些观点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政治体制和官员选拔的变迁。

首先，尚书外放总督的存在证明了清代政权的灵活性。皇帝可以根据需要，在特殊情况下任命特定官员担任总督一职，以解决紧急问题。这体现了清代政府的适应性和务实性，他们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拘泥于官职的固定体制。

另外，清代尚书外放总督也表明了尚书和总督之间的工作性质差异。尚书通常是在京城从事官僚工作，他们可能缺乏最基层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尚书在出任总督时，可能需要面对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处理地方事务和军事事务方面。这反映了政府中不同官员的专业领域和工作性质，强调了适任性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最后，尚书外放总督的案例显示了历史上政治和官僚体制的演进。清代政府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以满足国家需求。这一灵活性和变革的能力是政权保持稳定和适应社会变迁的关键。清代尚书外放总督的角色和地位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和官僚制度的多元性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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