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言路春天，春天就是你们只能说我需要你们说的

在乾隆元年，当年轻的皇帝坐稳了帝位，他发布了一则谕令，宣告自己将继承先帝的遗志，不再采用强硬的统治政策，而是回归康熙时代的宽松政策，鼓励人们畅所欲言。然而，这一谕令却没有如他所愿，官员们纷纷对皇帝言听计从。有的是因为官员们不愿得罪皇帝，要么是因为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已经变得谨小慎微，唯恐言之得体，怕得罪皇帝。

然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终于有了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这个人就是前御史谢济世，他在一份奏疏中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他主张要宽待那些说错话的言官，恢复旧有的言官风闻言事制度，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失。其次，他建议对那些不提意见的言官进行惩罚，以杜绝尸位素餐。最后，他主张所有大臣的奏折都要公开，不再私下告密。

尽管乾隆只接受了第二点建议，不久后却召回了谢济世，任命他为江南道监察御史。这一举动在官员中引起了轰动，给了其他言官们鼓舞。他们开始踏出谨慎的步伐，开始敢于进言，批评朝政的得失。

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乾隆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种皇帝。乾隆对言官们的建议很少采纳，而且对于那些曾经被弹劾的官员，他的惩罚并不严厉，甚至让他们通过“将功赎罪”的方式重新回到朝廷。这让言官们开始觉得乾隆并没有真正开放，只是在虚伪地示好。

更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乾隆开始用一种反复无常的方式处理政务。他会在某一天下令采取某项政策，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又会改变主意，令人摸不透他的真实意图。这种时常变化的决策让朝堂陷入混乱，也让官员们感到困惑。

乾隆的态度最终显露出来，他认为言官们不应该过于批评他，而是要学会揣摩他的心意，明白他需要他们“言什么”。这种姿态让言官们感到被逼迫，他们开始闭紧嘴巴，不再大胆批评皇帝，而是选择观望，害怕得罪皇帝。

乾隆继续发布谕令，警告言官们不要“挟私报复”，也提到了“朋党攻击”等问题。他为言官们划定了范围，让他们只在具体事务上监督，不要涉及皇帝的个人决策。这一系列的行动，让乾隆表现得既有开放的一面，又有控制的一面。

虽然乾隆的态度令言官们感到矛盾，但也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御史薛馧和谢济世在这种氛围下也开始变得谨慎，他们的奏折中不再有大胆的批评，而是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发表看法，避免触怒皇帝。

这就是乾隆通过虚实交替、冷暖不一的手法，达到控制和引导言官们的目的。他既允许言官们敢言，也通过强烈的批驳表明自己的权威，令言官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过程让乾隆成功地平衡了言官的作用，确保他们不再过于干预政务，同时也不至于被过度压抑。

尽管乾隆的统治方法颇具复杂性，但最终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不仅保持了对政权的控制，还为自己树立了明君的形象，让他的统治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