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王觌（31）六路发运使王觌为刑部侍郎（2）

第三十一章 六路发运使王觌为刑部侍郎（2）

四、御史中丞郑雍论次相刘挚右丞苏辙王觌等三十人被列为刘挚党人

【时间：元祐六年十月癸酉】

郑雍（1031－1098年）开封襄邑人，字公肃。仁宗嘉祐二年进士甲科，与王观、苏轼、苏辙同年。调兖州推官。韩琦上其文，召试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英宗之丧，论宗室不当嫁娶，与时相忤，通判峡州，知池州，复还太常礼院，历开封府判官。熙宁、元丰间，更制变令，士大夫多违己以求合，雍独静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记室参军。神宗末年，二王既长，犹居禁中，雍献四箴规戒，且讽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转运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贤，及临政，擢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累官御史中丞。后拜尚书右丞、左丞（副相）。

元祐六年（1091）十月癸酉，御史中丞郑雍与殿中侍御史杨畏，弹劾宰相刘挚威福自恣，又论王岩叟、朱光庭等三十人皆挚党，王觌名列其中。

次相刘挚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七》记载：郑雍开列的刘挚党人姓名：

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燍、杨国宝、杜纯、杜纮、詹适、孙谔、朱京、马传庆、钱世雄、孙路、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

（此据编类章疏增入，詹适此月八日除常博，吕温卿明州，政目在正月十八日。）

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皆被罢黜。

王觌暂时安全。

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五、知扬州苏轼言事顺便给王觌上了点眼药

【时间：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

元祐七年（1092）六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札子，奏：臣已具积欠六事，及旧所论四事上奏。

这里，所说的十件事都是往事。

其中，涉及王觌的一事，是说元祐五年（1090），知杭州苏轼，曾请求多储粮，“而发运使王觌，坚称米贵不籴。”是“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请求此次淮浙遭灾后第一年暂且缓征欠负税一年。

毫无疑问，苏轼是有人民情怀之人。

可是，王觌的思路是，灾后第一个收成之时米少价贵，不应在当地收储。

万不得已时，考虑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元祐六年（1091）九月二十九日，王觌已经提交了一份800多字的奏议《论封桩钱》。

至于浙西饥灾，只需在所统领的东南六路范围内调拨！只要一份调拨令！

思路不同而已！

至于有没有其他因素，不好说。

六、权刑部侍郎王觌充太皇太后贺生辰使

【时间：元祐七年八月十六日】

辽宋结盟通好，在1005年有了实质性动作：开始建立互派使者的制度。

每年双方互派“贺正旦使”，向双方君主拜年；

互派“贺生辰使”，在对方太后和皇帝生日前赶到，送上丰厚的寿礼。

一方有大事，比如皇帝驾崩、新君登位，要遣使报信，对方则回派使者；

如遇双方发生争端，随时派出使者谈判解决。

元祐七年（1092）八月十六日丁卯确定：

以权兵部郎中杜纯充皇帝贺辽国生辰使，六宅使郝惟几副之。

权刑部侍郎王觌充太皇太后贺生辰使，皇城使、忠州刺史张藻副之。

殿中侍御史吴立礼充皇帝贺正旦使，内殿承制、合门祗候向縡副之。

太常少卿宇文昌龄充太皇太后贺正旦使，供备库使曹读副之。

惟几更名惟微，避其国讳也。纯以目疾辞，权户部侍郎范子奇代之。（二十二日。）子奇又以足疾辞行，太府卿刘忱代之。（二十六日。）寻改差忱馆伴高丽使人，以刑部侍郎丰稷代之。（九月二日。）

这里面，

六宅使：《宋朝会要》曰： 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诸王所属为名，或总云十六宅，后止云六宅。 宋朝因之。真宗咸平元年（998）定为从六品，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为正七品。为内侍官。皇帝贺辽国生辰副使郝惟几，为了避辽道宗名讳，权更名“惟微”。郝惟几曾任知通远军。

太皇太后贺生辰使：丰稷和王觌都是刑部侍郎，又都是贺生辰使。但皇帝的生辰与太皇太后的生辰大概率不会同日，因此一般也不会同行。

《宋史·王觌传》有记载：“徙江、淮发运使，入拜刑、户二部侍郎，与丰稷偕使辽，为辽人礼重。”说他移任江、淮发运使，入授刑、户二部侍郎，与丰稷一起出使辽国，被辽国人待之以礼加以敬重。

“与丰稷偕使辽”，是不是脱脱的推测？！

皇城使：始见于唐末。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改武德司为皇城司，掌宫门出入、保卫宫廷、宫门启闭等事，并司侦察，可直达皇帝。皇城须有皇帝之命方得主管，平常仅用以表示官阶。皇城司指挥使是从五品武官。

皇城使忠州刺史张藻，出任王觌的副使。白居易也曾任忠州刺史。张藻还是个重要的词人，有《静逸园秋日闲居》《小园即事》等十数首词流传。

七、王觌等二十二人议曰南郊合祭天地请并依先朝已得诏旨施行

【时间：元祐七年九月】

天坛

封建时代的皇帝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神化自己的皇权，都喜欢通过频繁的郊祀祭天祭地、祭祖宗，来表现自己是天授神权，声明自己是老天爷的儿子，受命而得天下，非常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按照周代祭礼，冬至那天是祭天的正祭，在国都南郊的圜丘祀天，然后去北郊的方丘祭地，以合天圆地方。因为两种祭祀都在郊外，所以合称郊祀。与之相匹配的都有一套相关制度，可不是随便在哪个地方，就能摆架势来祭祀天地的。

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

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

地坛

这个时段，关于郊祀的议论，《续资治通鉴 · 宋纪 · 宋纪八十二》有一段记载：

先是，诏议郊祀典礼。顾临、范祖禹等八人议，请合祭天地。范纯礼、彭汝砺、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人议，南郊合祭天地，不见于经；范百禄亦言圜丘无祭地之礼，先帝所废，稽古据经，未可轻改。九月，壬辰，太皇太后谓辅臣曰：“郊祀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吕大防言：“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诸儒献议欲南郊，不设皇地示位，恐亦未安。”苏颂、郑雍意与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

而王觌等人的奏议：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砺，户部侍郎范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左司谏虞策，礼部郎中孙路、员外郎欧阳棐，太常丞韩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阎才等二十二人议曰：

南郊合祭天地，不见于经。王者亲祠天，而地则阙焉，亦非典礼。神宗皇帝考按古谊，诏罢合祭。元丰六年，止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又诏亲祠北郊如南郊仪，仍命有司修定仪注，则于承事神只，礼无违者。至于二郊之祭，或不并行，则有司摄事，亦自有典礼，合于周官大宗伯“王不与祭祀则摄位”之文。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诏旨明甚，所宜遵守，但当斟酌时宜，省繁文末节，则亲祠之礼无不可为。盖天地重祀尤当敬重，不宜数有废举。若昨罢合祭违悖经典，固须改正，既已合礼而又纷更，恐失朝廷尊事神祇之意。伏请并依先朝已得诏旨施行。

苏颂、郑雍意与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

这个时段，首相吕大防主动要求退位，拟任首相苏颂，与副相郑雍与首相吕大防意见一致，太皇太后高滔滔同意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