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凤竹堂的仇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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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竹堂的仇人

詹谷丰

欧阳国太尚在娘胎的时候，命运就注定了他是一幢建筑的仇人。

江西义宁大山中的陈家大屋，是陈宝箴的祖屋。陈家大屋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竹塅鹤立鸡群的时候，它的主人正在湖南巡抚的高位上意气风发。湘省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在陈宝箴的主持下，风起云涌地蓬勃展开。

湖南新政，本质上是一场革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刀阔斧，施行变革。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兴民权，这四项措施，化成一块巨石，将湖南的一潭死水，激荡起阵阵波浪。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革命，都可以闻到血的腥味。湖南新政的主要参与者熊希龄在《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中，直白地表露了无惧牺牲的激愤：

龄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湘报》第一百十二十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合订本，下册，第1060——1061页）

这个后来当了民国总理的湘西人，没有死于湖南新政，但是，戊戌政变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的头颅，成了湖南新政的血腥印证和失败折射。

革命的激烈，渗透在社会变革的每一个方面。宁远人欧阳国太，童年时期，多次听到过家族的长辈们，向他描述欧阳家族在湖南新政中的惨痛变故。那些他出生之前的血腥场面，一直深刻地烙在他的心上。

湖南新政中的宁远，虽然远离省城长沙，但却不是一块平静之地。欧阳家族中的一些人，依仗着人多势众，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百姓痛恨的暴行，在湘省新政中不胫而走，让远在长沙的巡抚拍案而怒。

在后人的叙述中，湖南巡抚陈宝箴率兵而至，歹徒们或束手就擒，或如鸟兽散，欧阳家族，最终用一颗人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颗人头的主人，就是欧阳国太的族叔公。

鲜血和人头，就是一粒仇恨的种子。当这粒种子播种、发芽、生根、长叶之后，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成了一个姓氏的仇人。报仇雪恨，在不对等的力量面前，在鸡蛋与石头的比较之中，暂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只是，那个仇恨的火种，从来没有熄灭。百年之后，欧阳国太依然感受到火种的炙热。

时间久远，已经难以查考宁远欧阳家族被官府围剿弹压的具体日期和详细经过，欧阳国太印象中的人头和鲜血，也只是长辈们的口头描述。但是，后人能够在黄脆的史料中，查找到湖南变革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

设立保卫局，就是湖南新政的重要参与者，时任按察使的黄遵宪向陈宝箴提出的建议。在黄遵宪起草的保卫局章程中，我看到了“本局职事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和“凡有杀人放火者、斗殴伤者、强窃盗者、小窃掏摸者、奸淫拐诱者，见则捕之，有民人告发则诉其事于局，执票拘捕之”等严峻的文字。在刘梦溪先生的著作《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中，我还看到了“陈宝箴下令，严禁贩米出境。值岳州有千余艘运米船只聚集，企图哗变窜逃，陈宝箴派总兵持兵符阻挡，并且立斩聚众违禁的一名首犯”的情节。欧阳国太记忆中的那颗人头，与岳州的人头并无逻辑关联，但在后人的眼里，两颗人头，都是陈宝箴刀下的厉鬼。

湖南巡抚新政，最后以失败告终，革职之后回到南昌西山隐居的陈宝箴，在圣旨中以自尽的结局走完了一个封疆大吏的人生长路。

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常常用鲜血和生命来呈现。作为宁远欧阳家族的后人，欧阳国太不可能看到了历史的刀光剑影和欧阳家族的人头鲜血，然而，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他无可避免地目睹甚至卷入了一场比晚清血腥百倍千倍的屠杀。

令欧阳国太恐惧的那场屠杀，被冠以“革命”的名义进行。革命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地、富、反、坏、右。那些被时代贬以五类分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突然被宣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欧阳国太的记忆中，那些熟悉的父老乡亲，一夜之间，成了台上批斗的对象。拳击，脚踢，捆绑，吊打，沉河，刀砍、枪杀，人类所有能够想象到的凶残手段，一一上演。鲜血像河水一样流过，人头如西瓜一般滚落，那些战争一般惨烈的血腥场景，让欧阳国太恶梦连连。

五十年过去，那幅杀人的惨景依然留在文字中，让后人心惊胆颤：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五十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切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九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由于某种原因，我在此处隐去了一段鲜血淋漓的历史。欧阳国太逃亡的原因，随着历史的隐匿而变得隐晦和柔软，这是文字最薄弱的咽喉。

我是一个死亡的见证者。我多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刑场看死刑犯就戮，也在车祸现场见过残破的尸体。回来之后，总有噩梦追随。我能够想象，少年的欧阳国太，一定在杀人现场不寒而栗。

在杀人如麻人人自危的风声鹤唳中，逃跑，是欧阳国太唯一的选择。欧阳国太比谁更清楚，他的地主成份，他的父亲，是他恐惧的根源。

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黄埔军校内幕》一书中，查到了欧阳疑的名字，欧阳国太的父亲，同来自山东的王耀武，安徽的戴安澜、方先觉，湖南的文强、黄公略和云南的曾泽生等名将并列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名单上。欧阳疑虽然没有成为名将，却也立下了不凡的功绩。毕业之后，欧阳疑留校当了教官。抗日战争中，欧阳疑参加了淞沪抗战，在武汉会战中，他又以团长的身份参加了惨烈的马当阻击战。

父亲的一生，每一个情节都是那个时代的罪恶。欧阳国太从那些惨死的地主富农身上看到了自己即将到来的下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国太同堂兄、堂弟和一个同学，逃离了家乡。

可以用“逃亡”这个词形容欧阳国太离开家乡时的惊慌失措，保命，是一个少年背井离乡的唯一目的。只是大地苍茫，没有人知道，哪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平安。

数十年之后，我在义宁竹塅的深山里见到欧阳国太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说一口客家话，那些方言，同当年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口音完全一致。远道而来的参观者，找不到欧阳国太从遥远的宁远逃亡的破绽。但是在1967年逃命的路上，湖南口音却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在一条条崎岖的小路上留下蛛丝马迹。

欧阳国太没有逃亡的指南针，他唯一的方向，就是曲折的羊肠小道和人迹稀少的山岭。每到一个地方，欧阳国太用翻耕、收割、砍柴、挑水、种菇、烧炭、建房等体力劳动换来吃饭和住宿。每一个地方，欧阳国太都寡言少语，不敢久留，他怕在睡梦中暴露身份，引来死神的追杀。

逃亡之路，从来就不是山青水秀的坦途，路上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处乡镇，都是让欧阳国太心惊肉跳的关卡。没有翅膀飞越的少年，伪造了大队和公社的介绍信，又用萝卜刻成公章，将一张白纸打扮得天衣无缝。

两年之后，欧阳国太流落到了竹塅。这个时候，他对无休止的流浪已经厌烦，同时，也对竹塅这个四面环山安静偏僻的山村产生了好感。在地主富农因为成分遭到灭顶之灾的年代，贫下中农才是一个人的护身符，在两年多漫长的逃亡路上，欧阳国太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当他看到竹塅的秀美风光时，他盼望有一种法术，能够让他脱去那层让他恐惧的皮肤。

竹塅，是一个流浪者的风水宝地，是欧阳国太政治新生的地方。也许是巧合，或者是天意的安排，欧阳国太由于勤劳朴实，被竹塅大队党支部书记看中，成了他的上门女婿。从此以后，欧阳国太结束了流浪，结束了野外的风吹雨打，住进了砖瓦房屋。

对于那幢大屋，欧阳国太一无所知。能够遮风挡雨，能够躲阴避寒，结束野外生存的欧阳国太觉得陈家大屋就是穷人的宫殿，就是人间的天堂。

对于竹塅的陈家大屋，最适合1969年的欧阳国太的只有“感恩”两个字。“感恩”这个词，如今的汉语中已经少用了，人性变化，常常让一个山一般重的词褪色。沙漠中的一杯水，饥饿时的一碗饭，寒风中的一件棉袄，风雪中的一幢房屋，惊魂未定时的一个家，这些能够最准确地诠释感恩两个字内涵的意象，都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五十年来，欧阳国太在陈家大屋接待过无数的游客和朝圣者，但是，没有几个人懂得欧阳国太对竹塅的感情，少有人知道欧阳国太对“感恩”这个词的刻骨铭心。

陈家大屋屋场里的旗杆石和旗石礅，是欧阳国太真正进入这幢建筑的钥匙。只是，一个正在适应竹塅水土的外乡人，不知道那些苍老黧黑的石头的用途和来历，石头上残留的汉字，在时光漶漫中模糊不清，面目可疑。

欧阳国太在陈家大屋的屋场里琢磨那些神秘石头的时候，这幢大屋和这些石头的主人已经离开竹塅故土超过百年了。

所谓的陈家大屋，其实是后人的命名。这幢房屋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陈宝箴的祖父陈克绳手里落成的时候，并无如今的气象。在我的观察和理解中，陈家大屋，其实是建筑的双胞胎。陈克绳时代的房屋，一进两重，中开天井的结构，外表完整，但是内在的气象仍然无法支撑起一个文化家族的风水，乾隆五十八年峻工的那幢屋子，其实只是完整的陈家大屋的一个刍形，是双胞胎中更早出世的长子。直到光绪年间，陈宝箴中举，陈家在旧屋的左边，新建了房屋，相同的结构和格局，让新旧两幢房屋融为一体。陈宝箴的中举，加速了建筑双胞胎次子的落地。

新旧两幢房屋合壁之后，陈家大屋有了自己的正式命名：凤竹堂。建筑的学名，以匾额的形式，悬挂在上堂的中央，它让义宁大地上所有以姓氏命名的房屋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后人在考证“凤竹堂”这个不朽的名词时认为：“取古代神话传说中‘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的含义，希冀陈氏子孙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

入赘陈家之后，欧阳国太日日在陈宝箴、陈三立的旧屋里出入。建筑沉默，一个远道而来的宁远子弟没有触摸到湖南巡抚和民国公子的余温，也没有看见历史的沉重脚印。但是，他从屋场里的石头中看到了一幢大屋的不寻常之处，直觉告诉他，一幢与古老旗杆石和旗石礅血肉关联的大屋，一定有精彩的故事，一定有与众不同的来历。

石头上的文字，慢慢从漶漫的历史深处，浮出时光表面。欧阳国太看到旗杆石和旗石礅上“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和“光绪已丑年主政陈三立”阴刻大字时，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欧阳家族的鲜血和族叔公的人头。那个让欧阳家族闻风色变的湖南巡抚，原来是凤竹堂的主人。

欧阳国太用“守口如瓶”这个成语，深深地藏起了他的心事。没有人知道，这个老实巴交的湖南汉子，在凤竹堂的屋檐下，在陈姓的家庭里，在竹塅的土地上，心里有着怎样的波澜，一个家族的血仇，竟然让一个逃亡者，无意中找到了源头。

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名字，从宁远家族长辈们的口传里，来到了竹塅的现实生活中。从此以后，竹塅陈氏家族中的每一个名字，凤竹堂的一砖一瓦，都成了欧阳国太默默关注的对象。

在欧阳国太心里，义宁竹塅陈氏的每一个先人，都披着厚重的神秘面纱，那些从祖宗牌位上走下来的名字，每一个都灰头土脸，每一个都罩在历史的云雾中。在漫长的时光中，竹塅陈氏后人的讲述和搜集到的只言片字，都成了欧阳国太驱散历史迷雾的阳光，义宁竹塅陈氏家族从雍正八年（1730）始迁江西的陈公元奠基，至陈克绳、陈规鋐过渡和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的辉煌，欧阳国太从凤竹堂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块青石乃至每一层积尘开始探寻，一个家族的来龙去脉，一幢大屋的落地生根，成了一个青年终生阅读的无字天书。

凤竹堂，最早以掌故的方式走进欧阳国太心里，那些陈宝箴文曲星下凡，陈宝箴出生时竹塅异象，陈宝箴打泉神，慈禧太后毒酒赐死陈宝箴，陈三立对联气死老学究，齐白石拜师陈衡恪，陈寅恪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等等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故事，引领欧阳国太一步步走进历史，看到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看到凤竹堂每一块砖瓦的来历。

那场打着“革命”旗号的运动，人头落地，鲜血淋漓，让少年欧阳国太背井离土，逃亡异乡，十多年来，欧阳国太小心谨慎，夹紧尾巴。当那场恶梦结束，欧阳国太仍然心有余悸。我第一次见到欧阳国太的时候，是在三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欧阳国太，在陌生人面前仍旧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那种神情，屡屡让我想起漫画家廖冰兄先生笔下的自嘲者。好在坚冰解封，人间不再有了寒流，陈宝箴、陈三立，尤其是那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走红，让义宁竹塅陈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苍老衰败的凤竹堂，因了陈宝箴等五杰的名字而慢慢焕发了荣光。

没有人知道，在欧阳国太心中，陈宝箴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率兵镇压欧阳家族的仇人，成为一个湖南新政的改革家；陈家大屋，又是何时，从一幢苍老的旧屋，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圣殿。那个转变，在欧阳国太心里，也没有楚河汉界和分水岭。

破旧立新，是凤竹堂最危险的敌人。一幢大屋，无论多么坚固，无论历史多么悠久，在红卫兵和造反者的暴力之下，都是灰飞烟灭的砖瓦。陈宝箴、陈三立的名字，屋堂上方高悬的光绪皇帝御赐的牌匾和“进士第”横额，还有神龛背后陈衡恪手绘的《钟馗打鬼图》以及下堂墙壁上陈克绳立下的《陈氏家训》，都是应该被捣毁焚烧的四旧“罪证”。

陈氏祖宗牌位面前的香灰，是义宁陈氏香火延续的古老方式，那些厚重的香灰，就是义宁陈氏的历史和历代祖先灵魂的汇集之地。那些肉眼无法穿透的岁月，接续了义宁陈氏迁徙竹塅之前的血缘和历史，那是一个姓氏从无中断的河流。一代一代先人，肉体化成尘埃，他们的灵魂，用香灰的形式延续。从血脉香火延续的意义来说，毁灭一炉香灰，就是毁掉一个姓氏的精神传承。剉骨扬灰这个成语，就是这种恶行的文字提炼。

欧阳国太亲眼见证了岳父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保存陈氏家族百年香灰的一幕。岳父提前知道了造反派要来破四旧的消息，那天晚上，岳父将香炉中那些象征着陈氏历代先人的百年香灰，小心翼翼地装入一个布袋，紧紧地扎好，攀梯上楼，将布袋挂在灰尘满地蛛网密布的黑暗阁楼的梁柱上，然后用炉灶里的柴草灰，精心伪装了一个外人无法侦破的现场。

这是一个成功的情节。在此后一次次的劫难中，欧阳国太精心复制了岳父的智慧，让凤竹堂化险为夷。

香火是后人祭奠祖先祈求福佑的心灵仪式，所有的香烛，都会在时间的燃烧中化为灰烬，香炉和香灰，在后人一次次的磕头跪拜中承接了血缘和时光。香火不灭，一个姓氏的血脉就不会断流，我在许多姓氏的祠堂中见过泥土一般厚重的香灰，也在詹姓的祠堂中焚香叩拜，却对那些温热的香灰熟视无睹。我在凤竹堂的袅袅香烟中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白发丛生，命运注定我只能在异姓的祖先灵位前明白这个千年未变的乡俗。异姓，也许是血缘的一道篱笆，但人类往往能够透过篱笆的空隙，看见人生的本质。对于陈氏来说，欧阳也是异姓，欧阳国太以一个上门女婿的身份，成了陈氏家族的继承人，成了一幢国家级文物建筑的守护人。

对于竹塅来说，陈家是一个迁徙的家族，清雍正八年（1730）第一个来到此地的陈公元，是义宁陈氏家族的开山者。在江西义宁的文化风俗中，家族迁徙，可以舍弃钱财，却不能遗漏族谱、先人骨殖、香灰和祖牌。欧阳国太在岳父的义行中，看到了那些轻飘的纸页和灰烬，原来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

那个岳父冒死调包私藏陈氏香灰的黑暗阁楼，后来成了欧阳国太的探秘之地。那架老旧而至摇摇欲坠的木梯，成了欧阳国太从现世接续陈宝箴精神的唯一通道。欧阳国太在狭小的阁楼里在油灯的微弱光线中看到的灰尘，触碰到的蛛网，在他眼里，都是陈宝箴留下的旧物。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物”，这个如今的热词，还没有进入欧阳国太的心里。欧阳国太只有一种朴素的想法，不能让前人的旧物，毁在如今的人手里，毁在那个灭绝人性的世道中，

欧阳国太在凤竹堂低矮黑暗的阁楼上寻找历史的时候，这幢大屋的主人陈宝箴已经离开家乡一百多年了，不仅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陈三立、孙子陈寅恪也没有想到，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古物，在一个随时被毁灭的时代中，会被一个复姓欧阳的宁远人找到并精心保存下来。

欧阳国太花了许多时间，在那个尘封的阁楼上，找到了一批灰头土脸的竹篮、木匾、木凳、桌椅、手绢和书画残片。拂去了尘灰之后，欧阳国太用嘴巴将那些东西严密地封存起来。十几年之后，在考古工作者的鉴定中，这些重见天日的器物，都是陈宝箴的遗物。

自从陈宝箴离开竹塅之后，陈家大屋就慢慢褪色。在陈宝箴子孙后代不治产不问政的庭训中，凤竹堂更是在世风中改弦易主。义宁作家叶绍荣认为：“自宝箴后，陈氏后裔再无一人治产为官。对祖先遗留在竹塅的屋宇房产、良田山场，除宝箴外，陈氏后裔再也无人过问。既无人回来收过分文的租金，也无人过问产权归属，甚至于很少有人回过竹塅。”（《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一幢大屋的易主，后人无法看到时间日期的分水岭。除了流血牺牲的暴动，所有的革命都是潜移默化的蝶变。记载在《陈寅恪家世》中的一段文字，让后人看到了凤竹堂易主之后的现状：“陈家大屋历百年沧桑，除屋前围墙门楼颓倒残缺外，两栋房屋保存基本完好。现居住在陈家大屋内的人家多为陈姓，间有土改时迁进的几户谢姓人家。”

我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一直住在住户群杂的祠堂里，无论哪个姓氏的祠堂，每个可以称为房间的地方，都挤满了杂姓的住户。除了走道，到处堆满了木柴、木炭、生活用具、饲养的家禽和其他杂物，所有公共空间，都被住户不断蚕食的欲望占满。有着祠堂居住体验的我，对上述陈家大屋的状况深有感触。有关易主之后陈家大屋杂居的每一个汉字，都是建筑的隐患。

那些在土改运动中以主人姿态住进陈家大屋的人，用翻身的喜悦，彻底推翻了凤竹堂建造者的初衷。在欧阳国太的记忆中，陈家大屋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口人同时居住，与人一个屋檐之下的，还有鸡、鸭、鹅等家禽，还有猪、狗、羊等六畜，无论是放养的家禽还是圈养的牲畜，都是一幢大屋的主人，它们趾高气扬的横行，让曾经文化氤氲的高雅建筑沦为乌烟瘴气之地。还有那些胡乱堆放的柴草，随时可能与火种勾结，成为建筑的致命敌人。

在陈家大屋成为文物之前的那些年里，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损坏，让曾经辉煌的凤竹堂日益衰败，梁柱腐朽，屋瓦碎裂。去窑里挑砖买瓦，然后爬上屋顶补漏；上山砍伐大树，做成房梁，替换那些朽烂不堪的支柱，欧阳国太记不清做了多少回木匠和泥瓦工匠，过去逃亡时学会的手艺，在凤竹堂派上了用场。

多少个风狂雨骤的深夜，欧阳国太从梦中醒来，打着手电筒查看老屋，看见汹涌的山洪在堵塞的阳沟里疯狂漫溢，将凤竹堂的墙脚浸软，欧阳国太用锄头铁铲奋力疏通水道，让老屋从危急中脱险。

陈家大屋从县级文物、省级文物直到国家级文物的漫长过程，欧阳国太用一个农民的肩头，支撑起一幢房屋的脊梁，让它在政治运动的风雨中屹立不倒。

凤竹堂，在那些鸠占鹊巢的浮财瓜分者的心中，只是私产，从来就不是文物。有的住户，多次想拆掉旧屋，改建新房。欧阳国太心如刀绞，但他无力制止，唯一的办法，只能让还在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岳父，去乡里汇报，向县里的文物保护部门求援。

那些无数次保护陈家大屋的行为，其实都是有情节的故事。看到那户拆屋重建从不死心的人家，看到他们运来准备建房的砖瓦木料，欧阳国太一遍遍想起了当年杀人的残酷场景。当一个人在破坏和杀戮面前无能为力的时候，接下来将会成为一个劫难者和遇难者。

有一段时间，欧阳国太成为亲戚、朋友、熟人眼里的借贷者，没有人知道他借钱的用途，直到后来，欧阳国太用三千六百元买下那个从未死心拆屋的邓姓人家的四间房屋，别人才恍然大悟。岳父眼盲之后，一家九口人的生存，全部压在他的肩上。欧阳国太依靠农耕和烧制砖瓦的手艺养家糊口，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富裕过，如果加上多年来他为陈家大屋修梁补屋花费的钱，他的支出，当在万元以上。在那个年代，货币尚未贬值，那些在欧阳国太贴身的口袋里揉烂捂热了的小额纸币，远远胜过了如今的黄金白银。

我最早去竹塅瞻仰陈家大屋的时候，国家尚未改革开放，凤竹堂离国家级文物的保护，还隔着遥远的距离。那个时候的凤竹堂，就是一幢无人保护的破屋。我们站在屋场里，朝着四面青山，喊着欧阳国太的名字，一个满身泥巴一身汗水的农民，一袋烟之后，就会来到我的面前。

任何时候，都没有人比欧阳国太更熟悉陈家大屋，凤竹堂的一砖一瓦，都在欧阳国太的掌心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新政，民国公子陈三立的诗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风骨气节，都成了欧阳国太掌上的纹路。

无论是在义宁还是离开故乡迁徙南粤，我每年都会来到竹塅朝圣，在陈家大屋的屋场里，我每回都要重复朝着深山呼叫欧阳国太的一幕。

竹塅通往山外的羊肠小道，数十年之后，被无数的朝圣者踏成了大路。不知有多少慕名者，风雨无阻，到达过竹塅，走进了陈家大屋，那个呼叫欧阳国太的声音，不知在竹塅的大山里，回响过多少次。我只知道，凤竹堂和陈氏家族的历史，都成了一个农民的娓娓诉说。

没有哪个参观者与欧阳国太沾亲带故，那些走进凤竹堂的人，都是欧阳国太的客人，一遍一遍地讲解，然后泡茶让座，煮饭炒菜，欧阳国太付出的钱财，外人看不到一个数字，欧阳国太心里，也从来没有钱财的账本。

湖南新政失败，一腔悲愤的陈宝箴，革职之后，在俗世的逻辑中，他的归根之处，应该是义宁，是他的故土竹塅。然而，一代封疆大吏，却选择了南昌附近的西山，作为了他人生悲歌的绝响之地。

自从离开竹塅，走向京城的陈宝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凤竹堂，陈三立，亦是如此，即使是陈寅恪，一生中也从未踏上过家乡的土地。不治产不问政的家训，是陈宝箴之后一个家族始终不谕的教条，作为物质的凤竹堂和山林田土，陈氏后人从来都没有当成财富继承。

据《陈寅恪家世》的作者叶绍荣先生考证，陈宝箴之后的百多年里，只有三个人回过竹塅故乡，走进过他们的祖屋凤竹堂。“第一人是陈寅恪的叔叔三畏的儿子覃恪，于1940年回乡探亲；第二人是覃恪的胞妹静娴，于1947年曾回竹塅；最近一次是1989年冬，陈三立孙女小从（三立次子隆恪的独生女儿），应修水县政协邀请回乡观光。”

陈小从作为陈宝箴的后人回到竹塅的时候，陈家大屋已经历经千难万险成为了县级文物。沉浸在亲情乡情中的陈小从走遍了竹塅的山水，在每一座祖先的坟墓前燃香拜祭。在凤竹堂前的香火中，她看见了自己先人的音容笑貌，听到了他们的亲切乡音。

竹塅的冬天是霜雪的天下。那天晚上，陈小从下榻在祖先住过的屋子里，木炭火尽力将呼啸的北风隔在大屋外面，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陈小从在老花镜的帮助下，通过陈氏族谱的引导，进入历史，进入祖先们的精神世界。鸡叫之时，上了年纪的陈小从仍无睡意，她对欧阳国太说，先祖一走，再未回到故乡。所有的遗产，只剩下这幢房屋，希望你尽力照顾好，别让它倒了。凤竹堂在，后人就会有个念想。

欧阳国太的承诺，不是山盟海誓的表态，而是一个轻轻的点头。

陈小从也许不知道，宁远人欧阳国太，以上门女婿的身份，为守护陈家大屋，作过多少事情，流过多少汗水，付出过多少心血，她甚至也不知道，1986年，欧阳国太将一张凤竹堂被修水县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的布告，贴遍了竹塅，无数专家、学者和游客接踵而来之后的接待、讲解，但是，她能从一个外姓人的眼神中看到未来。

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来竹塅的那天，下着小雨，他拒绝了雨伞和别人的陪同，独身一人，围着凤竹堂走了数圈，离开的时候，他对欧阳国太说，陈家大屋，不是你的，也不是修水的，甚至也不是江西的，而是中国的。让陈家大屋以文物的形式保存，是我的希望，也是你的功德。

陈家大屋，后来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应证了刘梦溪先生的远见。

类似的话，张求会等许多研究陈氏家族的学者都对欧阳国太说过。这个时候，欧阳国太心中屡屡产生一种托孤的悲壮和责任。陈家大屋从最普通的乡间建筑升格为县级文保、省级文保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欧阳国太尽了一个农民的最大所能。

人类的寿命，远远不是建筑的对手，即使是英雄豪杰，也会在他们亲手建造的房屋面前俯首称臣。当人的背影远去，后人只能通过一幢祠堂、一架族谱、一面灵牌，一炉香灰唤回先祖的灵魂。作为一个义宁人，我每年都去凤竹堂朝圣，我见证了凤竹堂在苦难中站立，用一根脊梁将一堆清朝的砖瓦挺立成当世的纪念。2018年，我两次来到竹塅，以前的住户全部搬出，一幢大屋，历尽坎坷之后，恢复了它的原貌，凤竹堂，成了自己的主人，欧阳国太花费数十年光阴心血搜罗保留下来的文物，成了陈氏家族史展示的有力物证。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幢建筑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事例，我想非陈家大屋和欧阳国太莫属。每年回到故乡，只要提起凤竹堂，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没有欧阳国太，就不会再有陈家大屋。

詹谷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多年，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和长篇人物传记九部，获过《作品》杂志小说奖丶在场主义散文奖、山东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丝路散文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作品被《小说月报》《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名作欣赏》转载，被收入数十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