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灾害史研究纵览

陕西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农业传统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向来有自给自足的农业传统。但陕西从清朝至民国时期，各种洪涝、干旱、瘟疫等灾害频发。最为严重的是水灾和旱灾，总计旱灾发生年193年，水灾发生年242年。特别是近年来气候异常频发，今夏更是全国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对陕西社会各方面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据各类史料记载，很多专业人士对陕西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灾情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一、灾害类别

（一）水灾

水灾，泛指洪水泛滥、暴雨积水和土壤水分过多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害。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雨水型灾害，是指由于长时间大雨或短期暴雨、骤雨所致的水灾，史书中一般记作“淫雨”、“连雨”等；另一类是江河洪水型灾害，是指由于江河涨水、决口、漫溢等导致的水灾，史书一般记作“某河水涨”、“某河漫溢”等。从形成条件而言，两种类型的水灾都是水多造成的，二者都直接破坏了农作物正常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但就危害程度而言，往往江河洪水型水灾的危害程度更大一些，洪水往往淹没农田，冲刷土壤，冲毁水利设施、房屋、道路、桥梁，引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破坏性更大，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也更为严重。

在陕西的历史上，渭河就是一条灾害频繁的河流，尤其在下游周至段和入黄口潼关段。水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地破坏。它往往会引起水土流失，使土壤贫瘠化，同时造成河道淤积、河水污染，而河流水质的污染，又使得大量病原微生物滋生，引发大面积的瘟疫。

据统计，在清至民国的306年里，陕西共有242个水灾发生年，平均1.26年即有一个水灾年，基本上是五年四涝。清至民国陕西水灾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在1649-1669、1690-1710、1810-1860、1880-1949年为高发期，与“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冷暖波动或冷暖交替时期基本对应。

《晚清陕西水旱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在拓宽史料来源的基础上，对晚清陕西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重新统计总结，分析了其对人口变迁、社会经济、社会秩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并深入剖析了晚清社会应灾机制的变化，指出应灾主体的多元化，在评估应灾成效的同时探究了影响成效的社会因素。

《康乾时期陕西周至地区民生状况管窥》对康乾时期陕西周至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遭遇水灾、旱灾、兵灾后的情形进行考证，分析了灾害多发原因，其所列康乾时期周至地区水灾发生状况简表清晰明了。

《康乾时期洛、渭、黄三河交汇区生态状况管窥——以水灾的历史考察为中心》从气候、水文、植被、地貌、人口、农业、治河制度等因素分析了三河交汇区生态情况的形成，梳理资料指出生态破坏对灾荒发生的作用和对民生的严重影响，并着重强调僵化的帝国制度对治河制度的创新的束缚。

《清代渭河中下游水灾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从水灾特点和水灾成因两方面对清代渭河中下游水灾进行总结，并对水灾的预防、反馈、监督、耦合等应对机制进行论述和分析，指出了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图表直观清晰，内容较为全面。

《清至民国陕西水旱灾害研究》中关于水灾部分，从水灾的年际分布、水灾发生的周期性、水灾的季节特点和水灾的空间分布四部分进行论述，并结合自然科学方法，辅以大量的图表分析，清晰明了。

（二）旱灾

据统计，在清至民国的306年里，陕西共有193个旱灾发生年，平均1.59年发生一次，频率为0.63次/年，基本上是3年2旱。对旱灾的研究与对水灾类似，集中于其时空分布规律、社会影响、政府应灾机制与各界应灾措施及其影响等方面。

《近代北中国旱灾的特点》总结了近代北中国旱灾的三个特点，即时间长、范围广，蝗、疫等多灾并发，危害特别严重，论述条理清晰，有理有据。

《陕甘宁地区大震与大旱灾害链的讨论》对陕甘宁地区明清以来6次特大地震与特大旱灾作了对比，发现其中4次特大地震与特大旱灾相伴形成了灾害链。作者对灾害链的形成机制和发生概率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初步的减灾对策。

《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以庚子陕西旱灾为中心，论述了行在对赈灾的影响和作用、义赈在陕赈中的重要意义，以及义赈与秦晋实官捐和中国红十字会的联系，指出了其对国家层面上赈灾机制的直接冲击。

《1928～1930年年馑陕西灾荒移民问题》以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为论述中心，对大旱导致的移民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其造成的长远影响进行了思考。另有宗鸣安所著《一场饿死二百万人的大灾荒——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史实汇录》及曹忠德所著《千里亢阳天赤如血——民国18年陕南旱灾纪实》，对本次旱灾进行记述。

《1928- 1932年的陕北大旱灾及其影响》也是对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及其影响的论述，与上述文章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了本次大旱为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以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地区明代、清代干旱灾害与气候变化对比研究》根据延安地区历史时期旱灾资料，对该地区明清旱灾差异和气候的不同进行对比研究，并与气候变化结合进行分析。

（三）其他

1.瘟疫。瘟疫自古是灾后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鼠疫和霍乱，而大灾往往伴随着大疫，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陕西霍乱研究》以民国时期的陕西地区为研究范围，以民国21年（1932)为研究时段，以霍乱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霍乱流行的原因、防治以及给陕西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探析，指出其间接提高民众身体抵抗力、预防意识，一定程度上改变医疗观念，增强卫生观念等作用，填补了陕西霍乱研究的空白。

2.综合。通观全局，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灾害的影响。

《灾荒与人性——以民国时期西北为例》对旱灾、地震、鼠疫、霍乱等灾害的情状及其对西北地区的社会心理和人性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灾荒及救治》总结了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地区水旱、冰雹、霜、冻、风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祸害的情况，并对其特点、影响及灾后的救治进行了论述，着重指出了边区党和政府的救灾方针及其成效，与其对党的威信提升起到的积极作用。

《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指出战乱以及频繁的灾荒是造成这次西北地区人口骤减1500万之巨的主要原因，并对此作了具体分析。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采用文献资料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对当时陕甘宁地区的旱、水、雹、冻、风、霜、虫、瘟等自然灾害成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和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情况，对治灾成效进行了评估。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分析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特点，探究了政府与民间团体的二元救灾体制，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央与地方结合等治灾特点，并提出了灾期城镇居民与灾民之间由同情、漠视到敌视的关系转变。

《1928-1930年晋豫陕旱灾探析——以<申报>为视角》以《申报》这一民国时期重要的新闻媒体为视角，重新审查1928-1930年大旱荒的灾情、自然与社会原因，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救助。

二、研究特点

（一）自然科学角度的灾荒史审视

自20世纪20年代始，以竺可桢和李仪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首先尝试从自然科学角度对灾荒史进行研究。此后，其研究迅速勃兴。20世纪80年代末期，灾害学作为一门学科异军突起，则尤其显示了自然科学角度灾荒史研究的不可扼挡之势。

本文所提到的文章中，许多文章都采用了这一角度，如《清至民国陕西水旱灾害研究》、《康乾时期陕西周至地区民生状况管窥》等。这一类的文章往往着眼于一个较小的点，然后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二）社会历史角度的灾荒史审视

作为一种传统视角下的研究，由民国初年发展至今，其经历了由传统荒政模式向现代研究转化的过程。这一类的研究可分为灾荒史的叙事化研究、救灾措施的研究、救灾主体的研究、灾荒影响的研究、救灾制度的研究等几个类别。叙事化研究如《1928-1930年晋豫陕旱灾探析——以<申报>为视角》等，救灾措施的《晚清陕西水旱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等，救灾主体的研究如《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等，灾荒影响的研究如《灾荒与人性——以民国时期西北为例》等，救灾制度的研究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陕西霍乱研究》等。

三、结语

本文所梳理研究成果仅为较有代表性的部分，或有疏漏。然而归纳以上，不难看出近年来清至民初陕西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成果背后仍有许多不足。

其一，缺乏有相当研究深度之专著。

其二，资料整理型的著作或论文偏多，而研究性成果相形不足。

其三，研究内容需要拓展，缺乏对细节的挖掘和对非主要灾源的灾害的研究。

其四，理论运用及视角上的单调。

其五，自然科学角度的研究与社会历史角度的研究缺乏对话的平台与合作之氛围。

以上各点严重制约了清至民初陕西灾荒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这也是今后研究亟需突破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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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 孙琳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