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大印被盗案：丢印可能丢命

　　大印是官员的命根子，做官丢印，可是要杀头的。在大清朝就出现了这样的事，而且丢的还是兵部大印。

　　乾隆后期，尤其和珅专权以后，可以说是“礼崩乐坏”。嘉庆即位后虽竭力整顿，无奈积重难返，不可挽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皇帝率领宗室王公、文武百官前往河北遵化的东陵(乾隆陵寝)。刚走到汤山行宫，就接到兵部奏报，说是贮于库内的印信遗失，印钥和钥匙牌也一并无存。嘉庆闻听又惊又气，以前历朝历代哪里听说过部堂大印丢失的事?立即命令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 令其告知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察。又谕令留京的王公大臣同刑部立即将兵部守库人员拘捕审讯。

　　嘉庆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兵部大印与其他一些印信都储藏在同一个大箱，存于兵部的大库内。各印都是铜质的， 只有兵部行印和印钥是银制的。三月七日开箱取印，其他各印俱在， 唯有银印和银牌失盗，窃贼为什么只将这两件东西窃去呢?再说，银钥匙、钥匙牌也不值钱，为何一并窃取呢?所以，嘉庆一路上就不断督催该管大臣，一定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经连日审讯，供词说是上年九月初三， 皇帝行围之后回京的当天，就已经将这枚印信和其他印信一道储箱入库了， 直到今年三月初七那天又需用时，才发现大印遗失。嘉庆对这篇破绽百出的供词并不相信， 又派人把上年随围的有关人员一并提来审讯。

　　四月三日嘉庆谒陵之后还京， 发现审讯仍无结果，非常恼火，斥责有关官员。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一并罚俸半年；各衙门派来审理此案的官员， 均罚俸一年。令绵课等人从此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拖拖拉拉，还要重罚。绵课无奈，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他是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推给他人，自己脱身。嘉庆不准，把绵课的花翎先行摘去， 还让他加紧审讯，并以五月五日为限，到时再审不出来，定将他从严治罪。在如此严厉的督促之下，绵课等人日夜逼供，鲍干方才承认， 其实去年收印时并没打开查看， 恐怕是去年行围的路上就遗失了。

　　审讯结果报到嘉庆处，嘉庆反复思忖， 仍觉可疑：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 只有正印匣有钥匙和钥匙牌， 备印匣则无。如果行围路上大印丢失， 那么钥匙、钥匙牌包括印匣必须是一并失去了，去年九月初三怎么交的印呢? 既然交了，必定是交的备用印匣， 那么既无钥匙， 又无钥匙牌，负责收储印信的鲍干怎么肯接收呢?于是，下令再审。直到四月二十四日，嘉庆才得知，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当他从承德秋围之后回京， 路过巴克什营时，看守印信的书吏睡熟，印信连同印匣被窃贼乘机窃走了。这位书吏害怕，便买通鲍干， 把备用匣冒混入库，鲍干又买通值班的书役，设置了行印在库被窃的假现场。这场并不复杂的案子在审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真相大白。

　　为了寻找偷印的窃贼，嘉庆又多次命军机处督促直隶总督等大员，在古北口、巴克什营、密云一线穿梭往来， 明察暗访，却一无所获。嘉庆也知此印估计是找不回来了，只得命人重铸一个。至于原来的行印究竟被何人偷去，偷去何用，便再也无从得知了。

由于此案， 管理部旗事务的年已 86岁的大学士明亮，受到掖职降五级的处分。兵部尚书和左、右侍郎，也都被摘去顶戴，或降或调。

　　当时人对此有诸多揣测。宗室昭衽在《啸亭杂录》一书中曾记述，他亲耳听主事何炳彝说， 当时收取印信时，正轮到何炳彝值班，是何炳彝与另一满族官员亲手把印匣接过来的。印信确实还在。昭链还记得有人说过，这枚印信是某人贿赂鲍干从库中窃走的，目的是相约举事。结果事尚未发，丢印之事就出来了。因为不知道这事牵连到哪个， 大臣们怕嘉庆因此而兴大狱，于是编造了印信在行帐中丢失的谎言以消弭事端。而嘉庆对审讯的结果是不是真信， 只有他自己知道。

　　案件公布的结果或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官场很多事情不能单纯地只用是非黑白来评定，这其中定有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