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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亨克的孤独

编辑|亨克的孤独

苏丹独立势在必行

1951年10月，在野6年之久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率领保守党赢得大选。丘吉尔曾是英帝国的忠诚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身上开始展现了传统的裂口。丘吉尔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实际上认可了工党的非殖民化策略，继续推动苏丹独立进程。

11月，英国殖民部重申英国将帮助殖民地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和独立，表达了推动苏丹在英联邦内建立自治政府的愿望。这给了苏丹官员莫大的鼓励，民众也对加入英联邦也有所希冀。

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因为接纳苏丹不仅对英联邦的巩固作用不大，还将强化持有极端种族歧视观点的南非的离心倾向，导致英联邦内部固有的矛盾激化。另外，经济援助和政治安排也成为苏丹在英联邦内自治的阻碍因素。

12月20日，苏丹民政秘书罗伯逊致信外交部，提出颁布苏丹宪法草案的程序，认为苏丹最终将建立内阁，但在主权问题上仍存在困难。此后，英埃谈判逐渐走向死局。1951年10月中旬，埃及再次在联合国提出苏丹问题，要求英国撤出苏丹，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决定苏丹前途。

12月，为了与埃及缔结共同防御协定、维护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开始转变立场，认为英国应该承认埃及对苏丹的“象征性主权”。12月28日，英国政府明确表示，绝不会以出让苏丹主权换取埃及签署共同防御协定，并以教育落后为由坚决反对苏丹全民公决，指出建立自治政府是实施全民公决的首要前提。

1952年1月，艾登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谈判后，明确提出要在1952年年底前制订苏丹宪法，实现自治。

苏丹政府起草的宪法草案得到了首相、外交部和殖民部的肯定，这增强了总督的信心，主张在1953年前加快苏丹自治和自决进程，通过选举新议会决定苏丹与埃及的关系。艾登在和外交部、殖民部的会议中也明确了这一点，反对埃及国王法鲁克使用“苏丹国王”的称号。同时，对南部的评估也为苏丹走向自治奠基。

与其说英国主动采取措施推动苏丹的南北统一，倒不如说是不得不采取措施。在宪政演进逐渐停滞，埃及谋求“埃及王冠下的统一”呼声不断高涨之际，用“多种族联邦”压制苏丹北部的亲埃派势力，并努力削弱埃及在苏丹的影响，成为英国的必然选择。同时，在苏丹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南方绝对不能失去，北方甚至摆出不惜一切代价的架势要求南方必须与北方联合。

3月2日，总督致信英国报告政治进程，尤其关注南方问题和英国人员的态度。千呼万唤之后，艾登与豪于4月21-22日进行会晤，就埃及和苏丹的态度和苏丹自治法案达成协议。《苏丹自治法》（SudanSelf-GovernmentStatute）也于4月22日颁布。

自治法基本确立了苏丹的政治结构：部长会议掌握行政权，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参议院议员大部由间接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为总督任命和各省选举团选举结合，议会掌握立法权；总督为最高宪法权威，在对外事务、公共服务和南方事务等问题上拥有否决权。

此外，还对南方事务和全民公决做出了规定。法案需要得到埃及的批准方能实施，但英埃谈判的死局使双方消息不通，沟通不畅。

7月22日，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具有一半苏丹血统并在苏丹接受过教育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Najib）将军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和埃及总理。

故而，纳吉布迅速放弃此前的顽固态度（坚决拒绝苏丹自决；仅与亲埃派保持密切联系），努力推动苏丹独立。埃及的转变引起苏丹局势的变化，哈特米亚派转向支持选举，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乌玛党则希望摆脱埃及的羁绊，实现独立。9月12日，艾登明确指示驻埃及大使史蒂文森，要求他与埃及就监督苏丹议会选举和选举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

9月22日，史蒂文森与埃及苏丹事务部长萨拉赫·萨利姆（SalahSalam）少校举行会谈。萨利姆少校表示，埃及“将给予苏丹独立”，并称印度是成功的范例，并就选举时间、全民公决和《尼罗河用水协定》进行磋商。

最终，纳吉布宣布将与早年的密友阿卜杜勒·拉赫曼进行接触，并希望能达成协议，艾登也对这一原则表示赞赏。

10月22日，拉赫曼抵达开罗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随后，埃及政府在没有以米尔加尼为首的哈特米亚教派和苏丹南方的代表（拉赫曼宣称也代表南方）参加的情况下，与拉赫曼展开会谈。拉赫曼在会谈开场时表示，“本人矢志不渝，为苏丹独立而奋斗。为政府稳定、促进民主，我愿牺牲健康和所有财富”。

11月2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规定埃及坚信苏丹人有自决权，并在适当的时机和必要的保障下有效行使自决权；确定过渡时期，以确保苏丹完全自治和提供中立与和平的气氛。乌玛党态度的转变，为埃及推动签署多党协议奠定了基础。此后，双方的谈判主要集中在总督紧急权力、成立选举顾问委员会和南方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上。

1952年12月，萨拉赫·萨利姆前往苏丹进行访问，但他的言行引起了英国的不满。萨利姆宣称英国的统治导致南方落后，敦促南方脱离共管，这引发了南方人在朱巴公开集会抗议。

相比南方而言，萨利姆与北方政党代表的会谈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53年1月10日，萨利姆与苏丹乌玛党、民族联合党、社会主义共和党和民族党的代表们在喀土穆共同签署了《多党协议》（PoliticalPartiesAgreement）。

协议包括南方问题、总督委员会、苏丹化、选举和撤出外国军队等五方面，规定苏丹将于3年内实现自决和苏丹化，成立国际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实施直接选举。外国军队将于苏丹实现自治后撤出，由苏丹武装部队接管防务。遗憾的是，占苏丹人口三分之一的南方被排除在外，并未被允许派出代表签署协议。

与此同时，英国内部围绕苏丹宪法的制订和程序问题也进行了讨论。11月13日，外交部和殖民部就苏丹宪法问题召开会议，就是否以印度人担任苏丹总督、苏丹化委员会的存废和苏丹加入英联邦进行讨论。

同时，罗伯特与艾伦就苏丹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让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以中立成员身份加入选举委员会。

埃苏达成多党协议时，丘吉尔在牙买加，他得知消息后表示，“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这一协议，直至1956年达成协议……这里发生的事情为我们就整个非洲和中东的事务确定了基调”。实际上，英国对这一协议持怀疑和批判立场，丘吉尔指出，这似乎是苏丹政府的失败，“埃及可以自由运用钱财（获取苏丹人的支持）”。

苏丹政情报告（SudanPoliticalIntelligenceSummary）指出，萨利赫“通过奉承、贿赂和欺骗成功签署了文件”，埃及代表团“个人和官方行为同样粗鲁，令人遗憾”，代表团在南方“给人留下了极不负责的形象”。

2月初，萨利姆携带《多党协议》返回开罗后，埃及和英国就新的英埃协定充分交换了意见。2月12日，英埃关于苏丹自治和自决的协定在开罗正式签署，埃及的建议大部分被保留。英埃协定共15条，规定了苏丹自决问题和主权问题，总督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和苏丹化委员会的权力分配以及外国撤军问题。

艾登认为，英国在苏丹的战略地位逐渐衰退，经济利益也无足轻重，所以，英国对苏丹主要利益诉求是苏丹民众应得到良好的管理和苏丹不应成为“共产主义的中心或颠覆与动乱的中心”。

埃及在英埃协议中先发制人，放弃了统治苏丹的口号，选择与苏丹民众达成一致的前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英国在苏丹人的眼中当之无愧地成为苏丹独立和自决的拥护者，而埃及“仍旧坚持把尼罗河流域的合法主权和统一作为无可争辩的原则”。

英埃新协议更深刻的意义却在于苏丹北部的政治力量基本上达成了实现自主的政治诉求。1953年2月20日，恩图曼的哈里发广场，民众欢呼雀跃，庆贺英埃协议的达成，认为这一超越派系（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行动体现了苏丹人的紧密团结。

苏丹自治政府的成立

苏丹建立自治政府目标一经确定，立即得到了英国的积极响应。总督豪在致外交大臣艾登的回函中指出，制订苏丹政策的基调是“不许失去英国在苏丹50年内的工作，确立英国与苏丹的紧密联系和威望，使苏丹绝不落入埃及之手”。

同时，他还分析了苏丹局势的阻碍，一是苏丹政党的态度，二是苏丹政府在未来三年内应保障英国雇员的职位。这充分反映出苏丹政府对前途的冷静思考，也反映出英国将按照预定时间撤出的无奈。

艾登对豪的观点表示赞赏，并指示豪在苏丹应认真执行。英国与埃及的关系围绕苏丹南部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953年3月21-27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劳埃德访问苏丹，会见了苏丹北部政党领袖、朱巴政治委员会的苏丹人和英国在苏丹的官员，并与在苏丹的萨利姆讨论埃及在苏丹南部的宣传问题。

3月25和26日，劳埃德和萨利姆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萨利姆在发布会上谴责英国谋求照旧控制苏丹南部的企图。

3月28日，劳埃德在开罗会见纳吉布，讨论了影响苏丹政局的因素。

会谈中，纳吉布明确表示埃及不会干涉苏丹选举进程，劳埃德写下后请纳吉布签字确认。劳埃德整理好备忘录转艾登，艾登于4月7日将备忘录交付议会讨论。

备忘录首先分析了埃及的诉求，指出埃及对苏丹的追求集中在水资源和军队控制等方面，采取宣传、诱使苏丹人亲埃和丑化英国等手段。

参考文献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 出版社，2003年。

[2][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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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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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丹]迈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8][苏联]里亚比诺夫：《苏丹》，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