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

明末江南士绅其实也没死扛朝廷赋税，只不过士绅当中有很多本来就拥有赋税豁免权。

我们看《儒林外史》里面，范进中了举人以后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中了举人才从真正意义上跻身统治阶级行列，其中一项特权就是名下土地不纳税。

于是，就会有很多人找到这一类人，把自己的土地奉上，只因把土地挂靠在他名下，可以实现合法避税。当然，你需要拿出一点收益给对方。

说白了，这就是搞土地兼并啊，关键这一切还都是合法的。

这种问题在王朝统治初期还好，由于国家财政状况较好，没有过多苛捐杂税，甚至豁免小民赋税，并致力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国家往往能够保持一个相当数量的小自耕农阶层。

但到了中后期，国家财政负担出现问题，各种战乱、灾荒频仍，苛捐杂税也就越来越多，明末的三饷就是典型例子。在这种压榨下，小农或是走向破产，或是主动选择挂靠士绅大户，但都逃不了沦为雇农的下场，即便如此，这恐怕也强过被朝廷三天两头逼税。

像明末的那些高官，很多出自江南地区，他们人在京城坐，家里不知早就聚敛了多少土地。你说这叫死扛朝廷赋税，但这也是寻常事，任何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到了中后期都是这样，真算不上死扛。

可饶是这样，也架不住江南农业确实发达。在明末百业萧条的背景下，江南以一隅独自承担了国家20%的赋税，可见江南的士绅和小民百姓总体来说还是识大体的。尤其在清军南下之时，有些士绅也的确毁家纾难，守卫城池，直至身死城破。

事实上，明末最大的毒瘤其实不是士绅，而是藩王。明朝的藩王占据大量土地，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了大量财富，把国家和百姓当成了他们的私产。平时你吃得白胖也就算了，毕竟你姓朱，但到了关键时刻还把家和国分得那么清楚，那可真是一毛不拔。比如福王朱常洵，他在洛阳就藩。李自成攻打洛阳之时，这小子愣是要钱不要命，捂着钱袋子不放。士兵抱怨说，我们在这里拼命，你那里金银堆满山，都不考虑考虑我们。最后，他所有的财富都便宜了李自成。

所以说，这事儿吧，换了谁，你让他掏钱他都不乐意。但你现在是你老朱家自家的房顶漏了，你作为老朱家子孙都不愿破财免灾，指望士绅有家国情怀，这不是扯淡吗？士绅心说，就算是改朝换代了，我也还是士绅，我担心啥？可这老朱家人一旦身死国灭，等待着你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就问江南士绅凭什么要对一个家天下的王朝有家国情怀？说句老实话，传统封建时代虽有“华夷之辩”，但是还并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大部分士绅和百姓只要能求得相对安稳的生活，不大会去管坐在龙椅上的是谁。就比如说江阴城，听说弘光政权覆灭，就决定向清廷递交图籍册以示归顺，要不是清廷令人智熄的剃发令，估计统一全国的进程会更快。

《江阴城守纪》：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

何况朱家人对明朝的安危都无动于衷，居然还想让和朱家人没有血缘关系的士绅们全心全意为朱家服务，这是不是有点光怪陆离。

就比如说福王，明神宗最爱的第三个儿子，被封藩于洛阳，想当年李闯王兵临城下，这货还捂着钱袋子不放，守城兵士气的口吐莲花：“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退休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拼命的劝这货破财免灾，只可惜风太大，没听见，毕竟剿灭“流寇”是朝廷的事，关我朱常洵啥事，打的是国家的仗，凭啥用我的钱，闭嘴，“南大司马吕维祺在城中闻之，惟以大计劝王，王不用”。当然，最后下场很惨，被李闯王一顿羞辱后杀死，他存的钱李闯王来花。附图。

还有楚王也是葛朗台，话说张献忠打武昌那会，眼瞅着张献忠来犯，贺逢胜和吕维祺一样要求楚王出钱守城，楚王同志居然耍起了无赖，要钱没有，要不把当年明太祖给我的金椅子给卖了吧！“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大哭而去。张献忠看到藩府库银百万，也忍不住对这货冷嘲热讽。

《寄园所寄》：献忠见库金百万，欢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

还有蜀藩，史称其“子孙善黄白术，故蜀府最称富”，张献忠兵临成都城下，一堆人就劝蜀王出钱，蜀王就是不肯，还想跑到云南去，当然他的觉悟高点，在最后时刻决定破财免灾，然而并没人鸟他，“出财募勇，三日无应之者”。

《蜀碧》：贼未至，上书藩府，劝其出饷募兵。累累数百言，极痛切。王不用。

不仅是明末，还有在嘉靖时期代简王朱桂的后裔奉国将军朱充灼因为犯罪被朝廷扣了工资，干脆就急吼吼的要联合邪教和蒙古人一起推翻大明，是不是有点奇幻？附图。

所以，很多时候尽管士绅混账者有之，但真的不要怪士绅，毕竟朱家人混账起来比起士绅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家人国难当头吝啬就不说了，受了点委屈就火烧屁股一样联合蒙古人和邪教当起了带路党，还有脸要求士绅如何如何呢，更何况部分士绅在关键时刻还是愿意出钱帮助大明的，就比如说在开封的周王一打开府库，士绅们也开始大量捐钱帮助守城扛住了李自成的前两次进攻。

当然，我不知道提问者所说江南士绅抗赋税的说法咋来的，还居然用了“死扛”两个字。士绅这个群体虽然偷奸耍滑搞土地兼并这事没少做（地主搞土地兼并说实话不是历朝历代的通病嘛！地主不搞点土地，难不成搞全球殖民），但人家也没到“死扛”这个程度啊！不少士绅最多是是靠着朝廷的优免，整出了合法避税。

而像江苏南直隶这样的省份，仅仅这一个地区就承担着大明全国五分之一的赋税，以《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统计，是20.41％，像苏、松地区那样重点征税区域，其亩均税率简直高出天际，高达0.12两/亩，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毕竟当年江苏南部广大人民支持张士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憎恨，苏、松地区就遭遇了报复性税率，苏、松重赋不仅本国人知道，其赫赫威名连外国人都了然。

《国榷·卷七》：初，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时天下田租亩三升三合五勺，苏松等至七斗五升。苏额元三十六万石，张氏百万石，明历减，尚二百七十余万石。

《利玛窦中国札记》：全国由现在在位的皇帝的祖先接管时，苏州城仍被他的首领们顽固地守卫着；直到今天，它仍被作为一个反叛城市而课以重税。

而苏、松广大百姓不仅承担着赋税，还承担着沉重的粮役，就是还得搞催征解运等工作，每每交解粮食，“则富室破家，贵介为役”，连对苏、松重赋持超然态度的王士性都说“东南民力良可悯也”。

当然，像东南地带会产生大量的逋欠，这一直是明清时期非常头疼的问题，说实话那些士绅对虽有拖欠但是赋税完成度比民户高多了，“绅衿、衙役欠者固有，要不及民欠十分之一”，逋欠主力是大量普通的民户，而不是士绅。而且这还不是用刀子可以解决的，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大案，清廷使出残酷手段追缴拖欠，也不过从士绅手里榨出49105两银子，士绅们确实没死扛，不过也确实没交齐。

其实，明末对财政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所谓的“江南士绅们“死扛赋税”。而是明朝用大量的财政养着大批的宗藩。据万明和徐英凯根据《万历会计录》统计，宗藩禄粮占明廷财政总共为29.76％，明廷当年本折合计收入为18544545.37两，明廷当年养藩王费用为551万多两。知道这个数字是啥概念吗？明廷三次加征辽饷也不过520万两。另外一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明朝万历六年夏秋税粮总共26638459石，宗藩吃掉7137673石。这还是《宗藩条例》出台后的数字，出台前可是每年消耗852万石。还有通过《万历会计录》可以发现明廷财政的地方存留是很高的，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中就有养宗藩的需要。

而且藩府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宗藩禄粮，还占据了大量土地，还时不时奏讨盐引，严重挤压国家财政来源，下面是《中国财政通史》总结部分藩王占地，光璐王、福王、瑞王、惠王、桂王五王占地就有17万顷之多，这还没算蜀王占据了天府之国的七成土地呢！

士绅虽然有优免，但他们的地好歹还交点赋税，而那些藩王则一毛不拔，提问者咋不问问朱姓藩王怎么这么没有家国情怀呢？

其实对比一下《清实录》里的清廷税收，其实顺治三年清廷在加征原明辽饷的情况下，其本色和折色收入并不见得比崇祯年间高，但是由于清廷没有这么多藩王要养，可以把原明大量的地方存留转化为中央财政（这一点清廷直言不讳），再加上原来的藩田转化为更名田产生税收，所以虽有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总体上来说财政运行状况比明末还好一些。

综上所述，士绅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是连朱家自己的藩王都不心疼明朝，凭啥要求士绅有这个义务，更何况不少士绅在关键时刻还是出钱出力的，就比如说江阴保卫战就有士绅奋起抗清，这觉悟怎么看都比那些朱家巨藩来的强。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明神宗实录》、《国榷》、《利玛窦中国札记》、《罪惟录》、《寄园所寄》、《蜀碧》、《阅世编》、《广志绎》、《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江阴城守纪》、《绥寇纪略》、《小腆纪传》

参考文献：《中国财政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