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掌故之给张学良做侍卫官（上）

本文是陈大章先生所撰，陈先生曾给少帅张学良将军担任侍卫官。少帅张学良将军的生平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但相关的很多细节却不是很清楚，从此文中，相信我们可以一窥当年的不少旧事。

1925年4月，我从沈阳北大营的东北陆军军事教导队第四骑兵科毕业，毕业时考了个第十一名。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枪打得准，骑马也好。正赶上张学良到教导队挑侍卫副官，就把我挑上了。这次一共挑了三十个人。张学良看我精神好，敬礼规矩，也不好抽烟喝酒，就叫我当头了。

那时张学良没有卫队，就我们这三十人，都是骑兵，每人一支手枪，还给我们每人一支手提机关枪。张学良最喜欢骑兵，他说，李世民当年两万骑兵统一了中国。张学良走到哪儿也总带着骑兵。

平息郭松龄倒戈

1925年10月，张学良带着我们到了天津，住在蔡家花园公馆。他是奉军一、三联军的军长，郭松龄是副军长。郭松龄正住在天津的意租界医院养病。11月18日，张学良回沈阳，晋见“老将”(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的称谓)。

张学良走以前，去医院看望了郭松龄，当时郭松龄正酝酿倒戈反奉，张学良并不知道。张学良回沈阳后，郭松龄就出院了，坐火车到了滦州，并于11月22日通电反奉。

张学良在沈阳住了三天，就乘专车返回天津。火车走到离山海关还有一站的前所时，车停了。车站站长来到张学良的专车前，说火车不能再往前走了，山海关铁路被破坏了。张学良问怎么回事，站长说不知道。

这时来了一个工兵连长，叫杜维纲，向张学良报告说：“报告军长，山海关铁路破坏任务已完成。”

张学良问他：“谁叫你破坏的？”

杜维纲说：“不是军长有命令吗？”

那时一、三联军的印章刻的是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人的名字。张学良知道出了问题。又有从山海关方面过来的人，说是郭松龄倒戈了。这时，张学良恍然大悟，就让火车倒退，一退退到连山(即今锦西)，又转到葫芦岛，已是下午时分。

我们在海军学校吃过饭，坐上镇海兵舰就出发了。张学良命令我守住兵舰上的武器库门，防止发生意外。这时天已黑了，四周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

第二天天一亮，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秦皇岛。拿望远镜一看，秦皇岛的兵车一辆接一辆，拥挤不堪。这是郭松龄在调动军队呢。张学良到了秦皇岛，就想下船见郭松龄。他在客厅召集参谋长鲍文樾、师长朱继光、军衡处长周濂、军法处长朱光沐、总部副官汤国桢、副官姜化南、秘书刘鸣九等谈话。

他说：“东北的问题，我要和郭松龄亲自谈一下。只要我们俩一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需要动武，东北军内部从来没打过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要开这个战端。如果东北军在东北打内战，日本人一定要干涉，这对我们东北不利。”

鲍文樾反对张去见郭，说：“你不能去，你去了他要把你扣下，挟天子令诸侯，那就不好办了。”众人也一致反对，张学良终于没有下船。

后来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请郭松龄到船上来谈。信的内容是：东北军内部任何重大问题，只要我两人商量同意，下一个命令都能解决，不要从我两人开起内战之端。这种内战一发生，后患无穷。并能引起日本军队干涉中国内部争端，有丧权辱国的历史罪孽，应三思而行。因此我请懋宸军长亲自到兵舰来一次，我两人慎重研究解决问题。特派伊雅格持信见你，伊雅格的随行人有随从副官陈大章和吴景山两人。信末署“张学良手书”。

这封信交给张学良身边的英国人伊雅格(外号叫“小稽查”,会说中国话，他父亲在北宁铁路当过工程师)。张学良叫我和副官吴景山陪伊雅格去送信。

我们坐上小汽艇开到岸边。吴景山留下看船。我跟伊雅格上岸去火柴厂见郭松龄。郭松龄看完信，跟伊雅格说：“军事时期，我不见他；军事完了回天津，我再见他。”郭松龄不见张学良，说明他反奉决心已下。

我们回到兵舰上，伊雅格向张学良汇报了送信的经过。张学良一言不发，沉默思考。当时有一个法国军舰的舰长来见张学良，两个人用英语交谈了很长时间。那个法国人给张学良带来好多天津的报纸，有《大公报》、《益世报》等，上面登了许多郭松龄倒戈的消息。张学良一看见不了郭松龄，就命令兵舰离开了秦皇岛。

兵舰开到了营口后，因冬天兵舰进不了港口，又调头南下开往旅顺。我随张学良在旅顺下了船，经南满铁路回沈阳。南满路上日本人不让带枪支。我们三十人的枪支都交给日本人，集中在一起装在麻袋里，到了沈阳才还给我们。

到了沈阳，张学良去见大帅，张作霖把他一顿好闹。张作霖说： “郭松龄的官都是你保荐的！今天造反了，怎么办！”张学良也不吱声，他跟父亲不敢抬杠。

过了一天，张作霖叫张学良去前线指挥军队抵抗郭松龄。张学良又坐上火车开往绥中。郭松龄的十几万军队往东北推进，张学良只好退到锦州，又退到新民，最后退到兴隆店，专车停在岔道上。

后来，郭松龄的军队到了白旗堡，两军在巨流河长山子一带展开激战。伊雅格会接电话线，他把电话线接到专车上，张学良就跟各地通电话，调兵遣将，凑有七八千人，又现从兵工厂调来七八十门炮，由汽车拉到阵地上。

当时找不到马，副官姜化南对张学良说：“撤退时炮没有马不成，请军长赶紧准备马。”

张学良这时笑着说：“你还想打第二仗呀?”

他曾对别人说过：“从公的方面来说，老将是我的长官；从私的方面来说，他又是我的父亲。我这一仗不打，将来闹个不忠不孝。”张学良的意思是，老将让他打郭松龄，打这一仗就行了，败就败了，郭松龄还是东北人嘛。

郭松龄11月22日通电反奉后，由于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并且被张作霖的骑兵抄了后路，最后到12月24日兵败被杀。

这件事过后，张学良给我们这三十个人全提拔了。我原来是准尉，连升三级，当了上尉；原来的上士也升为少尉。张学良说：“陈大章这三十人永远双薪，他们和我同舟共济(指在镇海兵舰上护卫他),共过患难。”

郭松龄兵败以后，白旗堡车站上有上千匹征来的民马。张学良叫我去挑二百匹好马，要我编个骑兵连。我说：“哪来的那么些兵呢？”张学良说：“郭松龄那边不净是你教导队的同学吗？一号召不就来了吗？”那会儿谁不愿上张学良卫队当兵呢？我一招，果然来了好些人，说是一个连，实际上人数不限，有三百多人。就这样，我当上了警卫骑兵连长。

苦谏居仁堂

1927年3月，张学良、韩麟春率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驻在河南郑州陇海铁路公园。奉军与武汉的北伐军形成对峙局面。一天，张学良邀二十三旅的参谋长黄显声（原北大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在东北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毕业时考第一，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到陇海公园里面的俱乐部谈话，那次由我陪同。

张学良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打算撤军。北伐军是三民主义的军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我研究过，三民主义联俄容共，是五权宪法的民主政治，有一定道理。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现在占了河北、山东、安徽、河南、热察绥等省这么多地盘，连一个好县长都派不出去，都是贪官污吏。天高三尺，地皮都刮光了，整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为什么邯郸县出来那么多红枪会，地方上出那样多土匪？都是贪官污吏、连年内战、兵连祸结造成的灾难。”

张学良说：“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当大总统，那是白天做梦！这都是杨宇霆总参议给老将出的主意。民国十年，我同张作相、吴泰来（师长）、鲍育才（营长）和大姐张冠英等人到日本参观秋操军事大演习，日本人的主攻目标就是对着东三省。他们说：满蒙地区是日本国的生命线，他们迟早要实行侵略满蒙的政策。东北军能保住东三省不被日本侵略，不当亡国奴，不当朝鲜第二，这才是我们的大功，才对得起东北三千万同胞。”

黄显声对张学良说：“冯玉祥参加了北伐军，如果他从陕西出潼关，沿洛阳、郑州、开封占领陇海铁路，黄河以南的东北军就难以撤退了。如果阎锡山从山西出兵娘子关，占领石家庄，京汉铁路就会被截断。还有，张宗昌的军队眼看守不住蚌埠，如果沿徐州、济南撤退到天津，又会危及北宁铁路。如果北宁铁路被截断，东北军就无法撤退了。要撤军就早日准备撤。”可见那时张学良就有撤军的想法。

1927年7月，张学良派我去沈阳东关小河沿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学习了半年，正赶上蒋介石第二次北伐，东北军节节败退，前线急着要人。讲武堂只得暂时解散，五百多学员都上前线带兵。当时，三、四方面军团部已退至保定。我到了保定，见到张学良。他写了个条子：“陈大章回任骑兵连长。”就这么着，我又回到张学良身边。

有一天，张学良把黄显声找来，对黄显声说：“我考虑了好久，韩麟春（原三、四方面军军团长）有病回北京了，军部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有困难。我请示老将派杨总参议来军部顶韩麟春的空缺，这样我就可以抽出身回北京，劝说老将把东北军撤回关内。”

张学良说他拟编一个十九师，王以哲为师长兼二旅旅长，黄显声为一旅旅长，第一旅编成后要黄显声马上开赴滦县驻防，等东北军全部撤到滦东五县后再齐头并进，沿北宁铁路回东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