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柔道治天下”的刘秀，偏偏在这件事上铁血无情

东汉建武十五年（39）的冬天，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

洛阳南宫的司马门外，上千名太学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恳求朝廷对大司徒欧阳歙从轻发落，不少人甚至剃掉了须发。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可不是小事，意味着大决心，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显然，这场群体性事件，已有向朝廷和汉光武帝刘秀示威的意思。

然而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刘秀，这次却是疾言厉色，不惜得罪天下儒生，拒绝赦免欧阳歙。

陷入这场旋涡中心的欧阳歙到底是什么人

《后汉书·儒林列传·欧阳歙传》如此记录：“自从欧阳生传《伏生尚书》，到欧阳歙八代，都为博士。”原来他是《伏生尚书》的嫡系传人。“伏生尚书”是今文尚书学派的一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一个名叫伏生的博士将《尚书》藏起来，避过祸乱，至西汉时将《尚书》传出，形成“伏生尚书”学派，该学派基本算是研习《尚书》的正统，弟子欧阳生得其真传，家学代代相传，成就了著名的“欧阳八博士”，这里的“博士”是秦汉的官职名称，只有当世最杰出的学者才有资格担任，往往也充当皇帝的学术顾问。

而刘秀本人和欧阳歙也算交情不浅。首先，刘秀在太学研学的也是《尚书》；其次，欧阳歙是刘秀一手提拔起来的。刘秀平定河北时，欧阳歙在原武县当县令，刘秀见他把原武县治理得非常好，很是欣赏，此后一力提拔。刘秀登基后，欧阳歙被封为鄱阳侯。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刘秀得天下后最核心的人事政策，大量儒生被吸收到官僚队伍中，得到重用。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中，儒学大师欧阳歙因为在汝南太守任上九年教授了大量人才，获得了“推用贤俊，政称异迹”的好评，建武十五年（39）被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之首，其名望和拔擢速度举世罕有。

可以说，就在天下儒生为欧阳歙被重用而庆祝时，不到一年，他却锒铛入狱。罪名是其担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收受巨额贿赂，贪污千余万。

所谓的“度田”，就是东汉的全国土地和人口普查。而欧阳歙被查出来的契机，正是建武十五年（39）六月刘秀亲自下诏主持的“度田”，并且“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后汉书·光武帝纪》）。就是在这次对“二千石长吏”执行“度田”及相关命令的突击检查中，欧阳歙落马，同时被查的还有“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因“度田不实”而下狱。

朝廷很快公布了要处死这些“罪吏”的消息，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欧阳歙，一代儒学宗主，门生满朝野，引起强烈反弹，除了上千太学生“集体示威”外，还有十七岁门生礼震，千里迢迢赶到京师，然后将自己捆绑，上书请求代欧阳歙死。理由是，欧阳歙之子年幼，老师一死，“伏生尚书”学派就断了，还会让光武帝背上“杀贤”的恶名。

可惜的是，礼震的奏书呈上时，欧阳歙偏巧不巧在此时死于狱中。史书上没有记录他的死因。

欧阳歙死后，刘秀倒是又复有“怀柔之心”了，赐了棺木，赠了印绶，拨钱厚葬，儿子直接继承爵位。显然，这只是做给天下儒生看的，所谓“打一巴掌揉揉疼”。欧阳歙既然犯了“度田不实”这条“重罪”，他必须死。

这点儿决心，体现在刘秀接下来的雷霆手段上，和欧阳歙一起下狱的“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在建武十六年（40）九月被杀，随即爆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地方豪族叛乱。

建武十七年（41）十月，刘秀衣锦还乡，大摆酒宴招待亲戚族人。刘氏宗族的姑母婶娘们，大概是喝高兴了，在席间八卦起来：“文叔（刘秀字文叔）小时候谨慎老实，挺柔弱的样子，没想到今天变成这样。”《后汉书·本纪·光武帝本纪下》中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刘秀的反应：“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就是出身农家、历经坎坷、终定大局的刘秀评价自己行事风格的出处，也成为后世对他的基本评价。的确，刘秀“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敬功臣而远之”“知兵而不愿谈兵”“怀柔以养民”……可以说，他将“柔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开国贤主。

那么，为什么在“度田”这件事上，哪怕得罪天下儒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叛乱，刘秀也要铁腕严惩，坚决执行到底呢？

一块小木板所引发的血案

从欧阳歙被查就可以判断，东汉的“度田”并非始于建武十五年（39），而是在此之前早已实行。

很简单，欧阳歙这一年已在朝中任大司徒，而最终判定的渎职贪污罪，却是在汝南太守任上所犯，属于追责。

那么，既然“度田”早已有之，为什么偏偏在建武十五年（39），刘秀要亲自下诏，并且主持其事？另外，他对“二千石长吏”突击检查，显然是对基层官僚“度田不实”的情况胸有成竹，就是要拿一批官员开刀，哪怕官至大司徒，哪怕是一代儒家宗师也毫不留情，颇有杀鸡儆猴的味道。

一个历史大事件的启幕，起因总是看似非常小的偶然事件。这个偶然事件，被详细记载于《后汉书·刘隆传》中。

这一年，陈留郡（今河南开封陈留，光武帝的出生地）的太守派遣文书吏，到朝廷汇报本郡“度田”的执行情况。太守反复叮嘱，汇报前要去了解一下邻郡的汇报情况，但是不要问河南、南阳的情况。大概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个文书吏就在上报的文书册中夹了一枚木牍，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但他实在粗心大意，到了御前汇报、呈奏书简时，竟然忘了把这枚木牍抽出。刘秀发现后很是奇怪，便询问木牍的由来，陈留文书吏当然不敢供出是太守的叮嘱，便谎称是在洛阳长寿街上捡到的，不知此言是什么意思。 刘秀大怒。其实皇帝本人和参加会议的群臣，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这句话的意思心知肚明，只是没人站出来明说而已。

皇帝的新装，最终被孩童戳破——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一语道破了木牍上文字的奥妙。

当时躲在帷幄后面的皇子刘阳，刚刚被封为东海公，是刘秀最喜欢的阴贵人的儿子。他忍不住说，这个小吏只是接受郡守的命令而已。刘秀自然要追问，为什么要强调河南、南阳不可问？少年刘阳从容对答：“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东观汉记校注》）意思很清楚，“度田”的政令在河南、南阳等这些高门贵胄之地，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太守嘱咐文书不能以他们的汇报为标准，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刘秀派人严刑审问文书吏，小吏的供词果然与刘阳的推测完全相同。

此事之后，刘秀非常欣赏刘阳的聪慧（据说改立刘阳为太子的想法，此时已经萌生）。陈留吏事件虽然水落石出，但此事也昭示着“度田”政令在河南、南阳等地执行大打折扣，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

一个文书吏，一不小心揭开了盖子，汉光武帝也不再藏着掖着了，他果断采取措施，一大批高官因为“度田不实”落马被杀。明确可考的有河南尹张伋和东平相王元。河南尹掌管京师重地，是最重要的地方官；东平国是汉光武帝之子刘苍的封地，王元是东平国相，地位也很高。处死张伋和王元，再次表明汉光武帝“度田”的决心。

在一大批官员被处死后，紧接着，一场波及全国的叛乱爆发了。造成这么大的风波和兵灾，一向强调“柔道治国”的汉光武帝，对自己在“度田案”中的杀伐果断有过后悔吗？

似乎有过那么一点儿。《资治通鉴·卷四三》中记载：“后上从容谓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上大笑。”意思是，刘秀有一回曾对马援感叹，自己对“度田案”中杀了那么多高官，确实有点儿后悔，而马援的回答很是宽慰，他认为那些人所犯之罪就该杀，完全不值得怜惜。请注意刘秀的表情，“从容”“大笑”，大概也明白了所谓“不忍”和“追悔”的成分到底有几分。

说到底，刘秀本人在“度田案”之前，其实已经下定决心要整治吏制，以便顺利推行“度田”，而陈留吏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选择建武十五年（39）这个时间节点，刘秀可谓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此时距离公孙述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平定已过去三年，陇蜀已定，边患稍安，功臣宗室封赏已毕，确实是刘秀腾出手来，严格执行“度田”的最好时机。

这就涉及刘秀推行“度田”的深层次意义：借“度田”来“抑强”。

“蛇打七寸”，三招瓦解叛兵

一般认为，刘秀严格“度田”是为了扩大税源和役源，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绝不是刘秀疾风骤雨般铁血执行的根本原因。

显然，“度田”除了经济目的以外，有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度田”，强化国家对土地、人口的控制，进而剥夺地方大姓、豪族军阀所控制的土地人口，打击其势力，消除因长期割据而潜在的动乱因素。

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末期，郡国大姓、地主豪强就已经开始豢养私兵，筑坞自保了。到了新莽大乱时，豪强大姓拥兵自据者不计其数，他们或者和军阀结盟欲争夺天下，或者想自保一方，基础都是控制了大量土地和人口。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所谓三年得天下，其实后面经过了十多年的打打停停，削平和兼并了大大小小数十支割据武装，才算真正统一全国。但是，这种统一并不稳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的统治对人口的控制力远远不如地方上豪强大姓。

这是因为，不少割据势力事实上是迫于军事压力归顺刘秀的，只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揭竿再起。

对于这一点，刘秀深有体会。建武八年（32），刘秀认为东方已经安定，于是亲提大军，西征隗嚣。皇帝离开京师，车驾刚到上邽，后方鼓角即鸣，原来颍川的盗贼攻陷了颍川及其所属各县，河东太守及守兵也反叛，京都震惊骚动。与此同时，更东边的安丘侯张步反叛后返回琅琊，准备召集旧部，东山再起。

《后汉书·光武帝纪》如此记录了刘秀的狼狈不堪：“帝自上邽晨夜东驰。”意思是，刘秀率兵昼夜不停地往东疾驰。最终叛乱皆平，但是也给刘秀敲响了警钟，他不过是御驾亲征一次，便闹出这么多事来，可见后方并不稳固。但此时刘秀的战略目标还是用兵陇蜀，对已经归顺的地方豪强势力以安抚为主，力求稳定。

直到建武十五年（39），国家统一，上层秩序基本确立，刘秀这才黑下脸来，梳理和解决新生的东汉王朝基层的统治方略。首先被他拿来开刀的，就是地方上两千石的官员，因为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结，这批官员对地方上的豪强优待有加，执行中央政策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草草了事。

等到大司徒欧阳歙被追责，十几个郡守被诛后，其余的郡县地方长官自然不敢像以前一样接受贿赂，继续充当保护伞。地主豪强不能继续隐瞒户口和田地，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利益受损，自然要起兵作乱，于是《后汉书·本纪·光武帝纪下》中记录：“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一开始，地方长官剿匪不力，以致“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这也恰恰说明了郡县官吏与这些叛乱势力之间的关系，官兵刚出门，消息就传出去了，所以才会出现官兵一到，乱军已经解散，官兵走了就立马集结起来的现象。就这样，叛乱规模越来越大。而叛乱最为激烈的青、徐、幽、冀四州明显不是一般的盗贼，而是蓄积在民间的反叛力量乘此乱局东山再起。要知道，青州就是张步的老巢，徐州是董宪的地盘，冀州是王郎的根据地，幽州则被彭宠经营多年，张步、董宪、王郎、彭宠等人虽然被刘秀所灭，但其旧部依然伺机而动。

到了建武十六年（40）的冬天，刘秀为彻底平乱颁布了几条政策，一下子“蛇打七寸”，立刻瓦解了叛乱势力，一个月不到就海内升平了。 刘秀到底用了哪几条策略平乱呢？第一条政策是让“群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其实是让匪徒们互相检举揭发，五人合伙杀掉一人的，可免去杀人罪。仅此一条就足以让叛乱阵营为了自保而互相残杀了。当然，这条政策很可能让叛军面对剿捕，为了隐蔽主力而牺牲一些爪牙，刘秀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即使投降，也要“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就是把那些叛乱首领迁徙到其他郡县去，剥夺他们对原有土地田产和族人属下的控制，失去了兴风作浪的基础。

第二条政策则是针对剿匪地方官们的，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以前在“度田”中有所失职、回避的，叛乱开始剿匪不力的，一概不追究责任，只看他们最后剿捕和消灭盗贼的结果。

很显然，确实有一些对中央心存狐疑的郡守县令，毕竟刘秀的追责连欧阳歙都杀了，很可能迫使他们倒向叛乱一方。此令一出，他们便没了后顾之忧，自然会全力剿匪平叛。

不过，后世史学界恰恰因为这一点，认为刘秀完全否定了此前的政令政策，向地方官员和豪强大姓低头让步，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是完全的失败了”。（范文澜语）

由于史书上没有建武十五年（39）“度田事件”的后续记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界的主流意见都是东汉的“度田”政策在叛乱之后逐渐被取消，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直到1989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度田”简，彻底颠覆了史学界的“失败论”。这两片木简署明的时间为建武十九年（43），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乡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为避免“度田”不实，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让人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决心。

2010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地下的一个井窖内，考古工作者再次发现东汉简牍，这枚简牍署明的时间是汉和帝元兴元年（105），是在建武十五年（39）的六十多年之后，一个乡吏向上级报告自己“度田”所遇到的特殊情况（测量者和被测量者发生冲突，测量者被打伤，正全力缉捕肇事者）。从这个文书中，我们能体会到东汉“度田”制度在基层执行的难度，但能够明确，“度田”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推行，并且有相当长的延续。

由此可以推断，汉光武帝当初赦免地方官员在“度田”工作中的失职和回避，只是在叛乱这一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而平叛过后依旧是严格执法。在其之后，明、章、和诸帝延续“度田”政策，并将其作为每年五六月份的常规工作，跨越东汉帝国的所有行政层级严格执行。

A面柔道治国，B面铁腕治吏

说起董宣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反应不过来，但要是提起初中历史学过的“强项令”的故事，很多人就会有点印象了。

《后汉书·酷吏列传》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家有个奴仆，行凶杀人后躲在湖阳公主家里不出门。躲了一阵子大概以为没事了，他便随公主的马车出行。结果被洛阳令董宣拦住了，他大声数落湖阳公主的过错，呵斥奴仆下车，当场将其诛杀。湖阳公主颜面扫地，跑到宫中向刘秀哭诉。刘秀大怒，当即表示要召董宣入宫乱棍打死。结果，等董宣来了，刘秀却被他的一番话打动。刘秀想给董宣找个台阶下，只要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董宣宁可往柱子上撞，血流满面也不磕头。刘秀就让人强按他的脖子，他两手撑地誓死不从。最终刘秀没办法了，只好说：“强项令出去吧！”并赏赐他三十万钱，董宣将钱全部分给手下官吏。此后“强项令”的威名，令京师的豪强权贵心惊胆战，人送外号“卧虎”。

湖阳公主明知刘秀偏袒董宣，却也无可奈何。毕竟世人皆知，董宣这条命本就是刘秀救下的，让他当洛阳令，正是让他干这些得罪权贵的活。在姐姐告状时，刘秀表面大怒，心里没准儿正偷着乐呢。

董宣的成名作是在北海国任国相时对公孙家族的严苛打击。北海大族公孙丹既是地方豪强又是州郡属官，绝对的“黑白通吃”。要拿公孙丹“开刀”的董宣甚至把他调到自己手下。公孙丹有一座宅邸建成，入住前请人占卜，得到结论说，这房子盖好了，会有人死。于是公孙丹便命儿子杀掉一个过路行人，将尸体停在宅子里，应验这个凶兆度劫。当然，他这一劫是过不去了，董宣毫不手软，立刻派人捉拿公孙丹父子，将其斩首示众。公孙丹族人愤恨，聚集三十多人，手持兵刃堵在董宣府第门前，大声号哭喊冤。没想到董宣更狠，他查明公孙丹一族曾依附过王莽，还可能勾结海盗，以此为由，将闹事的三十多人都抓起来，毫不留情全部诛杀。

这事儿闹得太大，以至于青州地方官认为董宣杀人太多，上报朝廷后，将他关入牢房判了死刑。但是刘秀在看了奏章之后，却派人星夜驰往，赦免了董宣的死罪。随后，他一路擢升，最终当上洛阳令。其实董宣心知肚明：刘秀无非是看中他不畏权贵和豪强，不计生死敢于行事。

所以，董宣的脖子硬，除了他的性格刚毅，更重要的是，皇帝这个后台足够硬，才能成就他这个“强项令”。

董宣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刘秀少年时的好友樊晔任河东都尉时，也曾大肆诛杀当地豪强大族。后来他调任天水太守，颇有治绩，但凡是违法之人“率不生出狱”。恐怕没有人比发小更了解皇帝的内心需求吧。还有一个叫李章的人杀人更猛，他当阳平县令时，设宴请当地豪强赵纲吃饭。赵纲佩带兵器穿着铠甲，带了上百人的保镖队伍来赴宴。李章不动声色地和他喝酒。酒过三巡，李章突然拿剑将赵纲斩杀，官府伏兵尽出将那一百多保镖全部斩首。

董宣、樊晔、李章三人作为汉光武帝时期最有名的酷吏被记录在《后汉书·酷吏列传》中。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在历代少见。刘秀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从刘玄帐下一个招抚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大军阀，然后再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建立东汉王朝。因此，这个王朝先天就带有豪强大族联盟的性质，刘秀要想稳固皇权，必须抑制豪强大族，削弱他们的势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度田”目的为此，任用酷吏也是为此。可以说，那些性情刚烈、不计生死、擅权行事的酷吏，在东汉的扫黑除恶斗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且，这些酷吏和其他朝代的酷吏不同，他们多数能善始善终，确实罕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刘秀始终坚持“抑强”，替这些酷吏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

与酷吏们相反的是，在汉光武帝一朝为官，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后世往往称颂光武帝的“退功臣而进文吏”，对功臣敬而远之，不让他们掌握实权，但能够高官厚禄颐养天年。殊不知所进的“文吏”，日子也很不好过。刘秀虽然虚设三公，但事归台阁。担丞相之名的大司徒之职就是个火山口，大司徒韩歆、欧阳歙、戴涉先后下狱死。后来，刘秀当朝任命张湛为大司徒，张湛听到惊吓过度，差点儿当场尿裤子，连忙称自己年老多病无法胜任，刘秀只好作罢。

事实上，三公此时已是虚衔，尚书台才是权力中枢，而刘秀对尚书台的官员管理更严，一旦尚书台这些品级不高但权力不小的官员出了事，他就会把犯错的官员直接拖到朝堂上当众鞭策。中央官员如此，对地方官员的管束自然更是严格。显然，铁腕治吏是他希望达成柔道治国的一个手段。

正是刘秀及其后继者整饬吏治、打击豪强，才让东汉初年出现了政治清明、户口增长的良好局面。刘秀的眼光的确很毒，他敏锐地看到决定天下的主导力量此消彼长，豪强势力如不剪除，后患无穷；吏治如果不严厉，政策只会走过场。不抓住这两点，中央政府就无法真正建立统治基础。因此，虽然刘秀一再标榜自己“柔道治国”，但是在“抑强”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心慈手软过，始终铁血无情地强力推行，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摘自《细读两汉四百年》 杨基宁/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