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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三个世纪的南非历史，在南非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三个民族是如何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桑人的狩猎经济、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黑人的牧农混合经济，以及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如何对南非历史和各民族的历史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南非土地的真正主人

在欧洲殖民者侵入南非以前，南非最古老的三个民族桑族、科伊族和班图族黑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千年来坚忍不拔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长期斗争。对南非西部、东部和北部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他们都是南非土地的真正主人。但是，这三个民族尽管都对入侵的欧洲殖民者进行过英勇的抵抗，而结局却迥然不同。

桑人在南非境内完全被消灭，遭到种族灭绝的悲惨命运。科伊人不再作为独立的种族和民族存在，只在混血的有色人中留有他们的后裔。唯有班图黑人不仅未被灭绝，而且一直在南非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成为南非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为什么在 17世纪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三个民族的命运截然不同？

过去三个世纪的南非历史在殖民扩张时期的最后结局和他们的历史命运，却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抵抗力量，社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组织，以及他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这几个因素都与这三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与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

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南非境内最古老的居民是讲科伊桑语的黄肤色的居民。南非历史著作一般把从事狩猎经济的猎人称为桑人，而把从事畜牧经济的牧人称为科伊人。他们在体形上很难精确地区分。17—18世纪，初到南非的欧洲人对二者几乎分辨不出来。他们的肤色都是棕黄色的，有的人类学家因此把他们错误地列为黄种人，但他们又有一些黑种人特征。

桑人的狩猎采集经济

桑族猎人居住在大卡鲁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法尔河、图盖拉河谷地带也有他们的踪迹。桑人生产力十分低下。直到这个最古老的原始民族在南非境内消失为止，他们既没有走出原始社会阶段，也没有完成从游猎采集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过渡。

因此，桑人虽然在南非高原上度过了千百年时间，耗费了大量劳动，却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增多。氏族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一直在原有条件下进行，氏族公社本身也照老样子继续下去；

简陋的生产工具使单个人力量过于软弱，只能在集体劳动基础上进行狩猎生产，任何分散的个体劳动形式都无法存在；只能采用平均分配猎物的办法来保证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不存在任何个体劳动收入和私有财产，因而也不发生任何贫富分化现象。

桑人狩猎经济延续的时间特别漫长与南非缺乏任何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也有很大关系。南非羚羊种类繁多、数量极丰，却没有一个种类适于驯养。桑人也没有美洲印第安人可以从狩猎经济直接向种植经济过渡的幸运，因为后者拥有世界上可种植的农作物中最好的一种——玉米，而在南非，羚羊出没的高草原大多数是年雨量低于种植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地方，只适宜于野生块根的生长。

南非莽莽荒原使桑人与非洲其他民族长期隔绝。南非西北面横亘着使南下移民望而却步的卡拉哈迪大沙漠，浩瀚的大西洋构成它西面的绝对界限。这一切阻碍了桑人与非洲其他先进民族更早的接触，本来这种接触总会给任何民族带来经济和文化的进步，比如更早地传来适于驯养和人工种植的动植物品种。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立性使桑人在很长时期内一切全靠很少的人口的才智来发展文化，几乎任何发明创造都需要从头做起。

不管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到公元初期，羊终于引进南非，一部分猎人逐渐过渡到游牧经济，一部分继续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桑人受到逼迫，逐渐退入环境更加恶劣的山区或萃萃蝇滋生的东北部低湿的谷地。这些地区完全不适宜畜牧生产，当然不会促使这部分猎人去改变其生活方式。

但有一部分与牧人毗邻的桑人虽然具有发展畜牧的一切条件，仍继续过着狩猎生活。19世纪初有些桑族猎人骑着马去猎取羚羊，但拥有马匹并没有使他们变成牧人。桑人无数世代形成一种游猎习惯：不让动物活着过夜，总是吃掉一切到手的牲畜，这种习惯是很根深蒂固的。因此，桑人逐渐学会并养成饲养牲畜的习惯需要充裕的时间。许多史实证明，在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桑人是在逐步缓慢地向游牧经济过渡。

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

关于历史上科伊人的起源，是南非史上众说纷纭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复杂问题。过去有些学者认为科伊人是从东非带着牲畜迁到南非来的，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血清学研究开始否定这种说法。

这个问题涉及到科伊人与桑人的关系、南非的畜牧经济始于何时等重大问题。现在可以肯定，南非境内存在畜牧经济已是公元以后的事。最近几年考古发掘，在西开普沿岸的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公元一千纪早期的羊骨。

有一部分与桑人一样讲科伊桑语的黄肤色猎人，大概在不同地区通过与当时还未拥有牛的班图黑人的接触而获得了大尾绵羊。这些猎人可能是追踪羚羊群深入南非极北地区，而与跟随羚羊南下寻找天然牧场的班图黑人邂逅相遇。牛引入南非的时间可能比羊晚了近一千年，大约在公元一千纪末或二千纪初。

游猎于博茨瓦纳北部的猎人从赞比亚—安哥拉交界地区的班图黑人那里获得牛。从葡萄牙人航海报道中可以断定，最晚在1497年，骑牛的黄肤色牧人已出现在莫塞尔湾。这是达伽马一行亲眼目击到的。

在南非早期史上，牛羊家畜的引进具有重大意义。南非大部分地区是地势高亢、半干旱和荒芜的草原。在不具备灌溉条件下不适宜于种植业，却颇适宜于畜牧业，特别是饲养耐粗饲的大尾绵羊。在小卡罗地区，由于气候适宜，又无萃萃蝇的危害，羊群在草原上只要加以看管防止猛兽袭击，就可以大量繁殖起来。

经过漫长艰辛岁月，尽管有的猎人又完全退回到狩猎生活；但有些猎人逐渐学会饲养和繁殖牲畜的技能，学会利用牛羊的乳汁，把畜奶当主食，他们终于过渡到以饲养牲畜为主、以狩猎为辅的生活。奶类食品使黄肤色牧人拥有质量更好的食品。

牲畜不断繁殖，食物供应更有保证，牧人孩子的身材显著增高。南非黄肤色牧人终于在公元一千纪结束以前完成了非洲多数民族已先后完成的向“生产食物阶段”的过渡，从而结束了仅仅攫取现成天然物的狩猎经济生活，过渡到以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增加天然物的畜牧经济生活。

牲畜的繁殖、大规模畜群的形成，促使牧人去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地，从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服从于游牧的需要。在较早时期，部分黄肤色牧人赶着畜群进入德兰士瓦高地和丛林地带的肥沃牧地。而在奥兰治河中游地带长期游牧的牧人，赶着畜群向两个方向迁徙，进抵大西洋沿岸，由此再向南北扩展，形成后来的纳马人部落。

有些牧人和猎人一直毗邻而居，为争夺水源、牧（猎）场经常发生冲突。但大部分牧人由于游牧生活和长途迁徙，同猎人的活动地带相距日远。二者之间的语言差别也越来越大。牧人形成一种各部落相互大致听得懂的科伊语。

这样，经过漫长时间，牧人不仅在生活方式而且在语言上也同猎人完全分开，他们自称“科伊科伊”——“人中人”的意思，后来荷兰人因其倒吸气的发音奇特而称他们为“霍屯督”；科伊牧人把猎人称为“桑”，荷兰人则称之为“布须曼”。科伊人的畜牧经济显著改善了食物供应，使较多的人口可以聚居在一起。

由于人口繁殖，氏族公社扩大、分裂，形成了部落组织，建立了酋长制，它的规模一般比猎人氏族公社大20—50倍。父系氏族包括若干个家长制家庭公社。家畜是科伊人的主要财富，归大家庭所有。由于牧人从猎人中分离出来，南非终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

牧人和猎人的产品的不同引起他们之间产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小量的，带有偶然的性质。因为双方的自然产品差异并不大——大多是动物产品，这自然影响交换的经常进行和进一步扩大，然而这一种交换总算在非洲最闭塞的自然经济中打开了小小缺口。

科伊人从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标志着生产力前进一步，但此后生产力发展仍然缓慢。科伊牧人的生产工具与桑族猎人一样仍以石器工具为主。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证明，科伊人在与南非境内的班图黑人接触而受其影响之前，没有进入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

大部分科伊人居住在南非西部地区，小卡鲁地带，稀少的雨量和酸性的土壤严重妨碍了植物的种植，由于气候干燥，蒸发过分，雨量少于500毫米，不适于种植。科伊人一直维持着单纯游牧经济，没有从事任何种植业，他们缺乏人工种植提供的淀粉食物来源，仍以野生块根为主要植物性食物。

开普山地和卡鲁地带的周期性旱灾经常使畜群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迫使遭灾严重的科伊人暂时退回到狩猎生活。干旱和土壤贫瘠造成牧场载畜量很低，经营粗放，不得不实行长期轮牧；为了避灾度灾，牧人需要同时拥有几个冬季和夏季牧场，这就使得每一个牧人家庭公社需要占有非常广大的牧地面积才能维持生存，从而使科伊人的人口分布仍然十分稀疏。

据科尔布估计，1652年奥兰治河以南的科伊人总数约20万人；锡尔估计只有45000—50000人。

后来的历史说明人口太少给这个民族的命运增添了悲剧的色彩。频繁的旱灾往往迫使同一部落的各个氏族公社各自迁徙，自找适宜的牧场。相距过远的氏族公社常自成一部落，或与其他部落的氏族公社结合。原来的部落联系名存实亡。争夺水源，损坏牧场，劫掠畜群和抢夺妇女，经常引起科伊人的部落战争。

自然灾害使战争更加频繁。战争进行得很残酷。科伊牧人虽然尚未拥有“蛮族的铁剑”，但他们使用的毒箭往往造成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出于种族自保的意识，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部落战争，在迁徙时各部落有意在相邻的部落之间隔开广阔的“边境地带”。

这一切使得科伊人氏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十分松懈；部落酋长的权力很小。酋长甚至无权干预他所在氏族的成员的争端，而必须由该氏族头人来解决。氏族成员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部落酋长，后者也不擅称要统治他们。

可见，在南非自然条件下，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所形成的部落之间和氏族之间的联系极端薄弱，加上僻居荒漠高原所形成的孤立性，正是科伊部落组织软弱无力和松懈涣散的根源。恰恰是科伊人的这种弱点在殖民时期使他们的部落组织被荷兰殖民者轻易地打散。

科伊人很少能以部落为单位对殖民者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而大多是进行分散的、零星的，然而是顽强的抗击。公元二千纪上半期，朝着奥兰治河方向开始南下的班图黑人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南非西部地区科伊人与世隔绝的闭塞状态。班图黑人带来了炼铁和锻铁技术。

西部科伊人主要与奥兰治河以北的苏陀人接触，通过交换从苏陀人那里获得铁器和山羊。最晚到18世纪初，科伊人已经学会锻铁、炼铁和冶铜术。大概到这时候，金属工具才从科伊人手中取代了石器工具。

金属的普遍使用及与班图黑人贸易的开展，使科伊人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有些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牲畜财富积累大量增加，贫富分化现象逐渐出现。在猎物稀少地区，桑族猎人为取得经常的食物供应，往往依附于科伊人公社，充当科伊富人的猎手、牧工和扈从，并学会科伊语，逐渐被吸收到牧人的经济和文化中去。

结语

在17—18世纪，正当科伊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逐渐加强，家庭公社贫富进一步分化，而巩固的部落联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荷兰殖民者闯了进来，侵占科伊人土地，从此完全中断了科伊人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奥尔德罗格、波铁辛主编：《非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60年，第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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