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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历来有慎终追远的民族传统，我们的文明使人们相信追寻先人的足迹将成为当代人开启未来道路的关键所在。考诸史料文献不难发现，当中华文明与世界各主要文明在几乎同一个大历史时期共同觉醒的时候，便确立了与世界其他文明迥然相异的文明发端。

盘古开天辟地

现代学术研究认为，人类如今生活的世界在久远的过去是一块巨大的尘埃云，在具体物质凝聚的过程中，曾经经历过一场“大爆炸”，正是这场大爆炸创造了世界的主要构成物质，重组了各物质的主要秩序和使命，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不谋而合。两者的共识是，都认为世界最初的形成是经历了一场爆炸性破坏后的重构，而非从零到一、从一到多的累积性和平开创。

在传世的中国古典文献中，这场大爆炸和物质重组的主角名字是盘古。盘古开天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场神话的诞生和广为流传，其深刻意义在于明确表示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和历史起源的认知与态度。说起这一点便不得不提一提盘古的身份。

众所周知，盘古是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中的创世者，但他却不同于西方文化体系中创世神的概念。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人与神的概念和身份是模糊的，甚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可能会因为某些行为而升格为神，神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化身为人。

在这种传统认知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盘古以及后来的伏羲、女娲、祝融等传说人物的身份界定为半人半神，即这些世界的主要创造者身上既有神的智慧，又具有人的一切特质。这位半人半神的开创者盘古是自然所孕育的。

盘古诞生前的时代经历了长期的沉睡，这个沉睡期实际上就是世界的前身——尘埃云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天地，没有四方，没有时间和声音，如此经过了一万八千年。此处的一万八千年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时间指向，因为在传说中这一时期还没有具体时间和纪年的概念，因此所谓的一万八千年应当理解为经过了相当漫长的自然孕育期。

这时盘古从沉睡中醒来，挥舞着一把巨斧将混沌的尘埃云劈成两部分：清气升为天，浊气降为地，盘古独立在其中，头顶天，脚踏地。天日升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的身高每日增加两丈。为了使天地永远不重新闭合，盘古最终化身融入天地之间。盘古分开天地的过程，也正是“大爆炸”发生的过程。

神话是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深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共通理想与期望，镌刻着民族群体的精神、认知和处世思维。在没有文字的早期历史时代，先民用语言相互表达心意，同时通过某些方式将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生存经验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越传越奇，难免夸大事实掺杂着许多想象与附会之辞。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神话并非全部都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一个民族对世界和现实的原初文明记忆。研究者认为，神话象征着一个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和期望，是大众共通的美梦。

参照世界其他民族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早期神话进行对比可知，盘古开天相比于印度神话中的普鲁沙神死后由其口中生出婆罗门——祭司，手臂生出刹帝利——武士，两腿生出吠舍——农夫和双脚生出首陀罗——底层人物的寓意具有根本性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各自传世的民族神话中，更深刻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诞生的早期思维对人类起源文明的认识和人与天地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认知。更为具体地说，印度神话中直接表示出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分层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与生俱来的。在基督教神话中，这种阶级分层甚至被放大成为一种无法逾越的鸿沟。

基督教文化中的创世神话直接将宇宙和人都置于一个虚幻的、抽象的、万能的神之下，不承认人在世界起源中的作用，甚至认为人自身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必须依附神的赐予和指示。这种根本性的起源文化差异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必然迥然不同。

盘古开天为中华民族确立了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包括这个世界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依靠创造和劳动获得，而不能希冀于超越人力的“神”来赐予。换言之，宇宙内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人物化而来的，其深刻内涵在于蕴含着人是宇宙的主宰者的精神暗示。中华文化的核心特质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是，既然一切事物都必须在创造中产生，那么天地是谁创造的？盘古是谁创造的？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这样一位终极创造者的形象流传下来。

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是，盘古只是这个世界的开创者，而非世界的缔造者。开创者，是使事物从一种形态变化为另一种更高级形态的实践者；缔造者，是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奠基人。

在最古老的传世历史文献的描述中，天地是聚合为一个整体的，古人将未被开辟时的天地形象地比喻为一枚鸡蛋。盘古是被孕育其中的“蛋黄”，周遭混沌的环境是“蛋清”。核心问题是，这枚鸡蛋是从何而来？答案是：没有答案。

母系氏族社会兴起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西方文化里创世神的角色定位。中国哲学中实际承担这一世界终极缔造者身份的是道。但道是无形无相的，是无处不在的。道不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具体指向，更不是一种精神象征。人们无法用任何一种名词概念来阐释道，当人们试图解释，便已经偏离了道；当人们不再执着解释，以为道之不存时，道又无时无处不在。

因此，没有终极缔造者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大特性，这一特性对民族的诞生和未来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至于这一特性为民族后来的发展所带来的兴衰成败，便需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中国人的祖先在无法考证的久远历史时期内便开始了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问题。

尽管我们无法从历史记载中得到确切的起源时间，但女娲造人这一神话传说的广为流传并在长久以前便确立为中华民族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共同历史记忆是毫无疑问的。盘古开天与女娲造人作为民族共同的起源探索结论，其文本故事早已广为人知，因此不必在此过多赘述。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女娲造人的故事背后所隐藏着的那条人类文明兴起的规律。

考诸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具有共识性的基本结论：第一是，女娲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慈祥地创造了世间的生命，又通过炼石补天保护这些世间生命的存续。故事背后的逻辑意识是，最初诞生的生命绝非依靠超越自然的神力赐予，而是半人半神的先觉者或具有神性的人在劳动爆发性的直觉意识下被创造出来的。

这种创造性的生命诞生结论在根本上区别于被动性的生命诞生结论，早期民族记忆中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方向性差异，便注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的整体发展方向与其他民族的截然不同。

中国古典神话认为，生命的诞生和被创造并不是依靠超越人力的神在无意识下，甚至带有几分因为无聊而创造生命解闷的戏谑意味中出现的。相比于西方文明中生命诞生的无意识性和随意性，中华文明中神话的严肃性与神圣性内涵更为丰富和壮阔。

第二个结论是，对早期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的映射。在当代社会中关于男女关系的主基调是提倡男女平等，这种男女关系的确定是在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明冲突与演变的过程中，人群经过多种比较和尝试最终选择出来的。

在早期血缘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学术界已知的共识性结论是：女性占据人口、社会资源和生产物品资源分配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相对于女性，男性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是这一时代的真实历史写照。

相对于占据着大半个历史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始终承担生命起源和文明起源重任的还是母系氏族社会。许多研究者认为，女娲造人神话的诞生，正是早期母系氏族社会兴起时代的历史反映。

如在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和华阴市横阵村，考古人员发现并发掘了很多母系氏族的迁移合葬墓。研究者在这次考古研究工作中发现，当时的人死后，人们先将死者的尸体通过某种手段进行临时处理，虽然具体的处理手法已不可考，但其进行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和延缓尸体的腐败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

当母系氏族中某个地位较高的妇女死亡后，时人便直接将其尸体仰卧埋在墓葬的主位中，同时将与其同一氏族并先其死亡的其他死者的尸骨迁移到一处，排列起来同墓合葬。这种以氏族中地位较高的妇女为中心的墓葬习俗表明，这一时期女性在氏族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另外，考古人员通过对从半坡遗址和陕西省临潼区姜寨遗址墓葬发掘出的随葬品分析得出，女性墓穴的随葬品明显要多于男性。考古研究的结论客观地证明母系氏族社会在历史中曾经真实存在，并揭示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男性的客观历史事实。

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推进，早期人群中的男性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人口、社会资源和物品生产中的作用。在物资生产取代人口生产而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中，男性的生理构造优势逐渐凸显。

人类文明意识的觉醒

由于耕地、狩猎、森林、水源等人群所需物资的主要获取者身份，使得男性优势凸显和男性群体作用觉醒，直接导致男性取代女性成为新的社会主要力量。在人类整体历史进程中，这种取代反映为父系氏族社会逐渐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转变。这种社会主导者角色的转变，说明早期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由依靠血缘关系维系转变为依靠物质关系维系。

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转变的研究结论，最具说服力和佐证意义的是考古发掘出的历史文物。世界各民族的出土文物几乎都具有同一规律，当突出女性性特征的雕像首先出土之后，突出男性性特征的男神雕像开始大量出土。

从女性生殖崇拜到男性生殖崇拜的早期社会意识形态转变，说明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女性逐渐失去了人口和生产物资分配的主导地位。由于物资所有权、生产权和控制权的转变，以及人口生产主导地位的转变，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崇拜面临着全面的崩溃和逐渐的瓦解。

当社会模式的转型基本完成后，代表着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的女娲造人传说，便成为一个时代标志与历史记忆被流传下来。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神话和传说虽然不是民族的信史，但却具有历史的影子，具有广义性的历史真实，是研究者研究历史起源和早期文明诞生与发展的珍贵资料。

考诸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变化：随着父系氏族社会全面取代母系氏族社会，许多掌握现实社会权力和话语权的人无法接受人类的创造者是女性这一说法，因此后代史料中多有以男神创造取代女神创造的记载，即以男权终结女权的社会文化变革。

这种变革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并未完全消除。最明显的事例是，以男权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利用自我话语权优势，不断对女娲造人神话进行降格；同时突出盘古、炎帝和黄帝崇拜与祭祀，但却少有对女娲进行大型祭祀活动的传统。

帝制时代后期曾有文人对女娲崇拜和祭祀的现状感到不满，但又无力改变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男权崇拜心理，因此他们借着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起和民众的普遍信仰，将女娲和观世音菩萨结合起来混为一体。

这种文化嫁接现象虽然是出于旧时文人唤醒民众祖先信仰的一番好意，但却又在无形中搅乱了民族传统的神话系统和文明体系。以至于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女娲就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这一说法深信不疑。

无论是从历史起源、社会作用、神话体系，还是从民族信仰功能来看，两者都不会有任何相结合之处。女娲造人中所包含的民族原初思维特质，在全世界的史前神话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原初思维特质是中华民族早期群体共同的精神记忆。

在早期时代的女娲造人神话出现之后，人类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发出的终极哲学之问“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似乎总算有了答案。古老的文明传统给出的答案是“神话创造说”，这意味着神话和传说的诞生绝非毫无目的地偶然间在历史中出现，而是人类为了解释这一古老的谜题，创造出来的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文明思维结晶。

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丰富的自我意识的物种，人类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来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这种自我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人类文明意识的觉醒。女娲造人神话的出现，似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终极困惑，然而另外一个终极困惑却又紧接着到来了。这个终极困惑就是，“我向哪里去”，即死亡的哲学命题。

实际上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从人类心智初开的那一刻，先祖们就认识到人的生命一定有终结的时刻，并且人们没有办法能够避免生命终结的最终到来。先祖们的困惑在于，既然文明发展诞生了人类生命，尽管他们暂时解释不清楚人类和生命的来源问题，但是为什么又要让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死去？当人类死去之后，他们将走向何方？

原始社会时代的人类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坚信逝者的肉体虽然已经消失了，其灵魂却并没有随之汩灭。它们离开寄居的肉体后，会立刻找到新居。因此，在原生文明的生死观念中，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诞生开端。在这种生死观念的指导下，当时的人们会主动对逝者进行安顿，这一行为不仅是基于活着的人们对于逝者的怀念，更是基于他们对于灵魂不灭的根本信仰。

参考文献：

《易中天中华史》（全24卷）第1卷第39-41页，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

《<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得与失》，朱乃诚著，转引自《南方文物》，2019年第4期。《元君庙仰韶墓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文物出版社，198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