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温史明今

编辑丨温史明今

前言：

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六学”，前三者属于经学教育之学馆，后三者则是专门技术之学校。国子学官主要有从事教育管理的国子祭酒、司业、丞、主簿，以及承担教学的各馆博士和助教。

对于国子学官的研究，学界多从制度层面研讨唐型官学体系，或从职务变动角度关注其迁转途径，而对学官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则较少注意。

事实上，学官或在朝或在野，他们的朝野迁转促进了京城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对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学官迁转的基本特点

唐代国子监历任学官总数，因为史料原因无法全部统计。不过，依据两《唐书》及出土文献等记载，其基本面貌大致可以把握。

笔者曾对国子监学官任职及出身作过考证和统计，共考得学官503人次，其中行政管理人员（祭酒、司业、丞、主簿）300人次，教学人员（博士和助教）203人次。

书学、律学、算学均为专门技术之学，暂未计入。总体来看，国子祭酒和司业的情况记录得较为详细，而博士和助教等官员则相对简略。

国子祭酒初唐(618-712年）迁入者，宰相2人，刺史3人，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太常卿、太常少卿、国子司业、太子少保、太子右谕德、亲王师、王府司马各1人。盛唐(713-756年）散骑常侍、秘书监、国子司业、御史大夫迁入者各1人。

中唐(757-826年）尚书右丞2人，侍郎6人，秘书监2人，刺史3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大理卿、大理少卿、太子宾客、谏议大夫、都护、节度使各1人。

晚唐(827-907年）宰相2人，散骑常侍2人，秘书监2人，太常卿、国子司业、太子宾客、节度使各1人。

国子祭酒初唐迁出任职，散骑常侍2人，刺史5人，宰相、府尹、州别驾各1人。盛唐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刺史各1人。中唐尚书3人，散骑常侍2人，太常卿2人，府尹2人，刺史4人，宰相、侍郎、右拾遗、都护、州长史、观察使各1人。

晚唐太子宾客2人，宰相、散骑常侍、尚书、太常卿、太常少卿、秘书监、刺史、州司户、观察使各1人。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国子祭酒的迁入，初盛唐以州刺史和国子司业等官职为主，中晚唐则以各省郎官及秘书监居多。

这说明学官择取的标准在不断变化，取用的范围也不仅限于京官，地方的刺史也是选任的对象。另外，从前后期的变化来看，前期选任重视学官专业性，后期则弱化专业特征，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转体系。

迁出方面，初唐多学官迁出为州刺史，间或任散骑常侍等谏职。中晚唐则以尚书和刺史为多。总体来看，国子祭酒迁出后任职京官与任地方官的比例大致相当。这反映出国子学官并非长期在京城任职，与地方的交流沟通还是比较密切的。

国子司业初唐迁入者，谏议大夫2人，国子博士3人，侍郎、侍御史、刺史、给事中、太常少卿各1人。盛唐太子中允、起居舍人、秘书丞、郎中各1人。中唐谏议大夫2人，刺史2人，郎中2人，著作郎、少府尹、幕府僚佐各1人。

晚唐刺史、大理正各1人。国子司业初唐迁出任职，国子祭酒2人，右丞、太子庶子、亲王师各1人。盛唐尚书、中书舍人、郎中、御史中丞、国子博士、太子庶子各1人。

中唐给事中、散骑常侍、太子庶子、少府尹、州司马各1人。晚唐太常少卿、国子祭酒、刺史各1人。

由此可见，国子司业多从郎中、谏议、国子博士、著作郎等五品清官中择取，较少从地方官员中选任。其迁出，以国子祭酒和东宫官属为多，亦有少量的地方州刺史和司马。

国子博士初唐迁入者，国子助教4人，太学助教、太学博士、员外郎各1人。盛唐员外郎1人。中唐员外郎、监察御史、司录参军、广文博士各1人。晚唐国子助教、员外郎各1人。

初唐迁出任职，谏议大夫2人，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各1人。盛唐国子司业1人。中唐国子司业、郎中、员外郎、刺史各1人。晚唐谏议大夫、郎中、刺史、司马各1人。

据此可知，国子博士（五品）主要从六品的国子助教、太学博士及员外郎中择取，其迁出多为正五品上阶的谏议大夫或四品的国子司业，亦有迁出为州刺史和司马者。应该说，这也符合唐代官员迁转的一般规律。

二、国子学官与地方互动的特点

国子学官的朝野迁转，主要集中在品阶较高的国子祭酒、国子司业及国子博士等群体中，而国子助教、太学博士、太学助教、四门博士、四门助教，以及广文博士等，较少与地方发生关联。

比如迁入，从目前所考知的情况来看，仅有李商隐由徐州府掌书记迁入太学博士一例。

学官迁出至地方任职，在国子助教以下的人员中也较少发生，仅发现国子助教李绅入为金陵李锜幕从事，太学博士吴武陵出为韶州刺史，太学博士李商隐出为东蜀节度判官等几例。以下分别从迁入和迁出两方面加以考论。

1.学官由地方迁入的基本方式

地方官迁入为学官，多从刺史、都护、节度使、方镇僚佐等官员中选任，其中又以刺史最多。迁入的方式约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方式是“学官———地方官———学官”，也就是曾任职学官，由于各种原因而外出为官，入朝继续担任学官。如韦嗣立，由许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此前曾一度任职国子祭酒。祝钦明，由申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之前曾任国子博士。

由学官到地方官再到学官的迁转模式，反映出唐王朝学官选任崇重儒术的特点。文宗朝杨敬之由连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新唐书》本传述其成因，认为与“文宗尚儒术”的大环境有关，即此迁转模式形成的很好说明。

第二种方式是经由幕职入朝为学官。发现两例，一例是韦聿，据《新唐书》本传，韦聿元和初由淮南杜佑府迁入为国子司业。第二例是李商隐由徐州府掌书记迁入为太学博士。

《旧唐书》本传：“（卢）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令狐）绹，乃补太学博士。”由幕府而入朝为学官，是中晚唐士人以幕府为津梁的仕进风尚在学官选任中的反映。

第三种是应政治斗争之需。如宋璟，由宰相—楚州刺史—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国子祭酒。

宋璟由宰相贬为楚州刺史，是因为他在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斗争中，极力支持后者而得罪前者，贬为楚州刺史是李隆基保全他的谋略，《旧唐书·宋璟传》：“玄宗惧，抗表请加罪于璟等，乃贬璟为楚州刺史”。

从由刺史渐转至国子祭酒，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地方逐步迁移至京城的过程。李揆由睦州刺史迁入为国子祭酒，也与政治斗争相关。

据《旧唐书》本传，李揆因得罪元载，在元载为相期间一直遭受打压，“元载以罪诛，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国子祭酒”。李揆任国子祭酒只不过是从地方迁入京城的过渡，其后仕至礼部尚书，德宗朝充入蕃会盟使，加左仆射。

第四种是作为权宜过渡。如裴胄为避父名讳，不拜京兆少尹而改任国子司业，不久就迁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可见任国子司业只不过是暂时安排。冯定由郢州刺史入为国子司业也有朝廷权宜安排的意味。

冯定强夺人妻和私用阙官田禄查无实据，但又碍于未能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故稍作调整以杜绝非议。从他不久转任河南少尹来看，国子司业无非是一个短暂的过渡。

第五种是以学官为闲职而退养。如赵昌，由安南都护迁入为国子祭酒。据《旧唐书》本传，赵昌入为国子祭酒实为养疾，这主要与学官的闲散性质有关。所以当裴泰为当地人驱逐后，朝廷又以赵昌为安南都护。

2.学官地方任职的基本路径

国子学官迁出到地方任职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迁出为州刺史，二是转迁为节度、观察等使，三是入幕为诸府从事。

其一，学官迁出为州刺史。此种情况较为常见。如郭正一由国子祭酒迁出为晋州刺史。国子祭酒祝钦明，因倪若水劾奏“素无操行”而出为饶州刺史。李峤以附会张易之兄弟，出为豫州刺史。未行，又贬为通州刺史。乔琳由国子祭酒转任怀州刺史。

但也有因升迁转任刺史的，如杨汉公迁同州刺史，《新唐书》本传载郑裔绰反对之辞：“同州，太宗兴王地。陛下为人子孙当精择守长付之，汉公既以墨败，陛下容可举剧部私贪人？”

可见，汉公刺同州当为升迁。由学官直接转任州刺史者，多发生于国子祭酒、国子司业及国子博士等高级官员之中。

其二，转任节度、观察等使。如孔戣，由国子祭酒转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李逊，由国子祭酒转任许州刺史，充忠武节度、陈许溵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学官出为节度、观察等使，有三个特点：一是选任的对象主要是国子祭酒和国子司业等高官；二是被选者多为品行忠正之士，如孔戣、高重、李麟等人；三是被选者此前或有方镇节度的经历，如李逊等。

其三，由国子学官出为诸府从事。如窦庠，由国子主簿出为武昌韩皋幕府推官，再转为浙西节度副使。李绅，由国子助教出为李锜幕从事。

由国子学官入幕为诸府从事，多发生于品阶较低的学官之中，如正六品上的太学博士、从六品上的国子助教以及从七品下的国子主簿等。

三、国子学官的地方影响

国子学官从京城转任地方官职，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等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史书对学官地方任职情况的记载往往一笔带过，因此很难全面把握。从现有资料看，学官到地方任职，可以用“善政”来概括。

如高重由国子祭酒转为鄂岳观察使，《新唐书》本传云“以美政被褒”。裴耀卿历宣、冀二州刺史，《旧唐书》本传亦云“皆有善政”。归纳起来，学官到地方任职，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其一，兴学崇教。以韩愈为例，韩愈贬谪潮州对地方教育非常重视，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办州学，并延请当地秀才赵德为教师，一时风气大变。

其《潮州请置乡校牒》云：“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后世对韩愈潮州兴学善举评价甚高。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说：“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其二，传播知识技能。地方百姓囿于见闻，知识不广，在生产生活方面都很受限制。从京城迁转而来的学官，多具阅历和知识。技能的传授，改善了僻远落后地区的生存状况。

比如宋璟自国子祭酒贬为广州刺史，传授当地百姓烧制泥瓦和建筑技术，改善居住条件，使他们免去了遭受火灾的祸患，当地人立碑纪颂。

《旧唐书》宋璟本传：“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

其三，打抑豪强，维护公平。地方豪强剥削百姓，富商巨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种现象在唐代也是比较普遍的。国子主簿裴耀卿转任长安令期间，推行多种举措打击无良商人，平抑物价，保护百姓利益。

《旧唐书》本传：“及睿宗升极，拜国子主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宽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

其四，赎释奴婢移风易俗。唐代的奴隶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在福建、黔中和岭南等偏僻之地尤为突出。唐律虽然规定“略人，略卖人为奴者绞”，但事实上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状》：“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

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

从“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口贩卖情况的严重程度。因此，解救赎买奴婢成为地方主政者的重要事务。

国子学官到地方任职，在赎释奴婢方面堪为代表者，主要有韩愈、孔戣和阳城。韩愈释放奴婢，不止发生在袁州刺史任内，在潮州刺史任上同样有这样的举措。

其五，黜免税赋，稳定人口。唐代偏远地区由于开发较迟，生产亦较落后，百姓生活艰辛。为了稳定当地户口，地方官员大多从减免赋税方面着手。阳城由国子司业贬为道州刺史，在赎释奴婢之后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黜免税赋。

关于这次抗税过程，《旧唐书·阳城传》记载得较为详细：“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

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

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义不欲按，乃载妻子行，中道而自逸”。

传记颇具戏剧性。阳城似乎很无赖，但仔细想来，其实是机智和幽默的表现，亦是无奈之举。不管怎样，他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了抗税目标，为当地百姓的稳定提供了保障。

此外，学官出为地方官还对区域文学产生重要作用。比如韩愈在贬谪潮州和量移袁州期间，就对两地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区域文学群体，推动两地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进而扩大潮、袁二州的文化影响力。

结语

国子学官到地方任职大多有“善政”之誉，究其原因，恐怕与学官这个职业有关。一般来说，学官更多地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强烈的责任感往往外化为善行。学官大多重视教育，具有弘道的自觉意识。

唐初经学家如孔颖达、盖文懿、盖文达、谷那律等人不必多讲，即使是在中宗朝被称为“逍遥公”的韦嗣立，也是非常关注教育的，曾上书武则天要求广开庠序尊师重教。

再比如睿宗时阳峤入为国子祭酒，大力引荐名儒任教职，严格要求学生。《旧唐书·阳峤传》：“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由是始息。”

冯审入为国子祭酒，曾上书文宗，琢去国子监《孔子碑》篆额“大周”二字，而代之以“大唐”，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归崇敬在大历年间任职国子司业期间，曾多次上书代宗，建议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学官强烈而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这种儒家情怀正是学官任职地方继有善政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