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会馆在泰安

会馆始设于明代前期，最初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兴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代中期，到清末几乎所有的府、州、县城都有分布，甚至某些乡镇也有设置。会馆多冠以省名，如山西会馆、福建会馆，有的冠以相邻省份之合名，如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湖广会馆，还有的冠以府、州名，如绍兴会馆、芜湖会馆、徽州会馆等，在所有会馆中最有名、且数量最多的大概要数山西会馆。据考证，最早的山西会馆始建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明代为吸引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逐渐成为明清时期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西北至伊犁、西南到打箭炉、东北的宁古塔、东南的台湾岛等地都曾留下晋商的足迹。

泰安地处山东省中部的泰山南麓，北依山东省城济南，南临圣城曲阜，东连瓷都淄博，西接京杭运河。金天会十四年（1136），设泰安军治所，该地始有“泰安”之名。大定二十二年（1182），泰安军改为泰安州，明代泰安州隶济南府。清雍正二年（1724），泰安州升为直隶州，与府同级。十三年（1735）升为府，设泰安附郭县。泰安这次行政上的升格无疑极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明代中期以后经营范围的扩展，具有敏锐商业洞察力的晋商开始逐渐察觉到这里的商机，并陆续到此经商。到明朝末年，泰城的山西商人已经有一定数量。因为和关羽有桑梓之谊，他们重修并扩建了泰山红门原有的一座关帝庙，一方面在此虔祭关帝，另一方面作为相互之间联系商业情况、沟通同乡感情的场所。庙西附建有一些客房厅舍，即为他们聚会、议事之处，所议内容主要与所从事商业活动有关，旨在维护晋商利益，此外还要商讨行业内部事务、研究祭祖演戏事宜等，故被称为山西会馆，因该地的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盐业和典当业，也被称为盐当会馆。清代康熙以后，由于在泰城经商的山西商人日渐增多，他们所经营商业之规模越来越大，在关帝庙举行的活动也愈来愈多，庙内建筑已远远不能满足各种活动的需要，曾进行过多次重修和扩建。关帝庙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高低错落。极盛时期由山门、戏楼，拜棚、正殿、憩亭、东西配殿、过亭、后殿组成。正殿祀关羽，东西配殿祀关兴、周仓。每到关帝祭期，祭礼完毕后都要开戏，“金碧与舞衣争辉”、“笙歌与朱弦并奏”，场面宏大，热闹非凡。从留存下来的重修碑文看，历次的主持者、参与者绝大多数为当时居住于泰安的山西商人，且以汾州府汾阳县、平阳府洪洞县人居多。捐资数额从几百两到数千两不等，由此亦可看出不同时期晋商的经营状况，乾隆、道光年间捐资额竟多至八百余两、四千多千文，标志泰城晋商事业达到鼎盛。今天的红门关帝庙仍大致保留了鼎盛时期的规模和布局。作为登山盘道第一庙，它与泰山的其他古建筑群一起，已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晋商在泰安设立的第二家会馆位于古镇大汶口。该镇地处著名的大汶河北岸。大汶河发源于泰山东麓一带，牟汶、嬴汶、石汶、泮汶、柴汶为其五条支流，至大汶口“五汶”会齐。地名大汶口，乃因其地为“五汶”总汇之口的缘故。这里河面宽阔，水势平缓，是著名的汶河古渡口。《诗经·齐风》称：“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可见春秋以前，这里就已经是齐鲁的交通要道，并逐渐成为泰安、宁阳、肥城、新泰等县农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但长期以来跨河运输只能依靠舟楫摆渡，货物的外运颇成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贸易的发展。明隆庆年间横跨汶河的大汶口石桥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摆渡运输运量小、时间慢的问题，极大便利了南北货物往来，为明末以后大汶口城镇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明朝末年，大约与进驻泰城同时，晋商也来到大汶口，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商贸活动，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据了解，清代该地有大牙行、小牙行、姜麻行、粮行、鱼行五大行商，负责牲畜、毛猪、姜麻、粮食和水产品的交易，有大小货栈近百家，可见当时贸活动之繁盛。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货栈由晋商经营。当时大汶口镇的商业规模在泰安县范围内仅次于泰城，镇上有东大街、山西街、升平街、吉祥街、粮食市街、文化街、寿春胡同、石家胡同、侯家胡同等街巷。大约在来到大汶口不久，山西商人在西南门里路西创建了关帝庙，该地出西南门便是石桥，交通极为便利。康熙三十二年（1693）、雍正三年（1725）重修和扩建关帝庙。乾隆二十四年（1759）扩庙基，修墙垣，置地建戏楼。与泰城山西会馆一样，大汶口山西会馆的格局也是庙馆合一。建筑布局北为关帝庙，有钟鼓楼、过厅、东西厢房、大殿和东西配殿，大殿主祀关羽，配祀为关兴、周仓，东配殿为财神，西配殿为火神。南为戏楼及客房厅舍，戏楼分前后台，前台东、西、北三面敞开。后台有两门，东为出口，西为入口。台前空地甚为宽敞，能容纳数百人。整个建筑占地二千多平方米，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从碑文看，历次重修的捐资善士多为山西人，原籍遍及山西各府州县。今天，会馆因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泰安城东南方，距泰城约百里之遥的楼德，是晋商在泰安的第三个聚居地。该地因处徂徕山之阳，故又称徂阳。汶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柴汶河穿境而过。“楼德”之名最早见于明万历《泰安州志》，为当时泰安州七十五处镇店之一。清雍正十三年（1735），泰安州升为泰安府，楼德属泰安府属之泰安县，此时的楼德凭借经济之发达、贸易之繁荣以及位于两府（泰安、兖州）三县（泰安、泗水、宁阳）交界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为泰安府仅有的府级派出机构——泰安通判的驻地。通判为知府之佐官，位居知府、同知之下，秩正六品，掌粮盐、督捕、河工、水利等，通判衙门的设置，进一步促进了楼德经济的繁盛。

当时过往楼德的官宦、客商、百姓很多，流动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服务业等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楼德的城镇化，其市镇格局逐渐完备。清末楼德有东、西、南、北四哨门，镇上有兴隆街、朝阳街、二衙街、会馆街、万全街、前纸坊街、后纸坊街等街道，颇具小城规模，当时的商业店铺主要分布这些街道上。业商者多为外地人，主要来自山西、济南以及泰安的其他州县。据考察，当时在此经商的山西商人多来自汾阳、洪洞、平遥等地，主要经营酒坊、油坊、土产杂货店等，坐商兼赶四集。楼德山西会馆位于西哨门外，坐北朝南，内有大殿、钟鼓楼、戏台等，规模宏大，院内有数通创建、重修碑（建筑及碑刻均已无存）。山西会馆创建时间现已无考，但从楼德市镇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应在清代康乾之间。

以上就是泰安的三处山西会馆。尽管这些会馆的整体规模以及社会影响无法同北京、苏州等大都市、大商埠的山西会馆相比，但一个县同时存在三座晋商会馆，在当时的山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晋商积极参与泰安的商业贸易，与当地百姓和谐相处，促进了泰安与其他地区的商贸往来，与其他社会组织水乳交融，给明末和清代的泰安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为明清晋商创业史，为清代泰安经济史、社会史留下了丰厚史料。山西会馆作为明清时期泰安经济繁荣、商贾云集的标志，永远载入了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