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的美酒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

■墨书“公使”文字湖田窑青白瓷碗底。北宋，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潘玮倩摄

■“黑石号”出水的各种“广东罐”。潘玮倩摄

■南海窑“玉液春”印文酱釉四耳罐。南宋，“南海I号”沉船遗址出土。 潘玮倩摄

李灶新结合“从广州出发”展览，谈“美酒之路”：

“一醉宁辞，此去布帆无恙。”也许，八百多年前，“南海Ⅰ号”上的纲首、商人们，在参加广州市舶宴会时，也曾听过这样的祝酒词。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南海Ⅰ号”装载有大量广州生产的公使酒和私酒，应是供船上人员饮用，或进行海外贸易。这为确认它到过广州，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近日，结合大展“从广州出发——‘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接受了新快报记者专访。他说，南海诸窑、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这三处遗址，为复原更加完整生动的古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终端消费市场等历史图景，提供了重要考古实物资料。“中国生产的美酒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1 发现宋代公使酒库

什么叫“公使库”？它是宋代在府、州、军等地方官府设置的管理公使钱物，为地方官员定期举行宴饮以及接待过往官员、外国使节等提供公用物品和经费开支的机构。它的职能与今天的政府接待办类似。可分有不同子库，如酒库、醋库等。

广州宋代公使酒库，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

李灶新向记者介绍，2004-2009 年，在上述该处发现一组宋代大型院落式建筑基址，综合研究确认，此建筑为《元大德南海志残本》所载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

大量与酒相关的遗物在此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大小不同的酱釉四耳罐，尤以在肩部耳系间戳印花卉绶带纹或文字的酱釉大罐最具特色。特别是戳印“酒墱”二字的酱釉罐残片，表明这些罐子用来装酒。戳印的“清香”文字也与酒有关，可能是不同酒品的标记。此外，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其他发掘区还出土戳印“吕家自造酒埕”“居酒”“德和居”“主故宅酒”“醇酎”“真珠红”“百花春”“来香”“陈宅莲花”等与酒相关的印文酱釉罐，都证明这些酱釉罐是用来装酒的。这些文字印款，有的表明功能，有的表明酒品。

这种酱釉四耳罐的明显共同特征为：小口、卷唇、短束颈、鼓腹。

“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发现为确定海上贸易商品、海丝沿岸贸易港口、海上航线、消费终端市场提供了物证，也为宋代广东商品生产、使用和贸易网络提供了更多的复原材料，并为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2 “三南”遗址的“酒”之关联

李灶新介绍，按宋朝惯例，各地招待过往官员、外国使节和蕃商等而举办宴会，会用到公使酒库生产的公使酒。

宋人洪适记载了广州市舶宴会的情况，参加宴会的有知州、转运使、提举刑狱司、市舶司等地方长官，宴饮时还要致祝福语：“一醉宁辞，此去布帆无恙。再行益富，岂有垂橐而归。”

而“南海Ⅰ号”经考古发掘，在第九、十号船舱内出土大量酱釉罐，其中有大罐肩部戳印“酒墱”“玉液春”“吴字号”“梁宅”“丙子年”等铭款或交枝花卉纹。“这些酱釉大罐中的残留物经成分检测，发现其中有酵母、曲霉、青霉、链格霉、枝苞霉等酒的成分，从而证明这些罐子原来也是装酒的。”

202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等进行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采集和出土大量戳印“大观三年”“政和元年”“绍兴三年”“梁宅酒”“杨宅造”“张家号”等印文的酱釉罐，并明确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Ⅰ号”出土的这些酱釉罐主要产自佛山南海诸窑。

“南海诸窑是当时地区商品生产集中的重要体现。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是广州作为宋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并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见证。‘南海Ⅰ号’是宋代南中国海至印度洋国际贸易圈繁荣的重要见证。这三处遗址为构建和复原更加完整、清晰、生动的古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终端消费市场等历史图景提供了重要考古实物资料。”

3 宋代，美酒已走出国门

您知道吗？在宋代，除了陶瓷、丝绸和茶叶，中国酿造的酒，也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咱国产的美酒，在许多国家，当时显得可珍贵了，因为他们缺这个，不懂酿造——

李灶新引文献介绍，《宋会要辑稿》载：“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所阙者“醴”指的就是美酒。《诸蕃志》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惟博米酒及诸食物”等的记载。

“所以酒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李灶新说，结合文献，至少从宋开始，酒已是重要外贸品。“而结合出土文物，至少从南宋开始，我们国家的酒，已经走出国门。”

他介绍，在海外沉船或海丝沿线港口城市，如中国香港九龙圣山遗址、新加坡福康宁遗址、印度尼西亚爪哇沉船、印度奎隆港、非洲阿伊扎布港等地，出土了与广州公使酒库遗迹和“南海Ⅰ号”一样戳印“清香”“百花春”“主故”“张字号”“裴字号”“丙子年号”等印文的酱釉罐。

李灶新表示：“李岩先生根据‘南海Ⅰ号’沉船上装载的货物认为，该沉船最终的目的地是阿拉伯半岛至波斯湾地区，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情况，‘南海Ⅰ号’沉船上装载大量的酒除了供船上人员日常饮用外，相当部分应该是销往沿途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诸蕃志》中提到蕃商在凌牙斯加国做贸易时‘酒壹墱’的价值是‘准银一两’或‘准金二钱’，与‘米二墱’的价值相当。”

当时，国酒售价，着实不菲。

沉船问罐 粤地寻迹

当我们把观察的目光放诸更大时空，就会发现，广东制作的陶类及瓷类大罐，早在宋代以前、汉代以前乃至先秦以前就已出现。而尤自唐代后，诸多海外沉船遗址中，大量广东地区生产的陶瓷器被发现。

“这些产品从广州港走向世界，是海丝航线上的‘广州符号’，为研究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及航海贸易路线提供线索与材料。”这，是展览“从广州出发”的第三部分——“广州出发的密码”里的展板文字。这部分也是本次展览的极大特色。

策展人潘洁对此介绍，“广州出发的密码”部分，有赖于香港中文大学提供支持，首次系统呈现与广东陶瓷相关的多艘海外沉船的出土信息和图片，“很多都是首次和学界及公众见面”。

这类广东储物罐，李灶新介绍，其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清晰，且不断有传承、有发展。“最起码在唐代时，广东陶瓷已参与到陶瓷贸易的世界体系中来。”

在展览中，记者见到了从唐代到康熙三十六年，跨越超过870年的各类“广东罐”——“黑石号”，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沉船年代约9世纪上半叶，出水相关各类瓷器常见于广州同时代遗址，证明当时这些产品在此集散。出水的广东窑口产品既有商品，也有船工水手的生活用品，还存在使用“广东罐”作为装具包装存放长沙窑瓷器的现象。可判断它曾停泊广州，从广州放洋出海。

西村窑，位于今广州西北，盛烧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在菲律宾、印尼等国多见出土，实证西村窑产品从广州出发，销往东南亚。

“在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于沉船或其他遗址出土的储物罐，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广东找到对应产地。”李灶新说。

另外两艘，则和定都广州的南汉国有关联：“印坦”沉船，位于印坦油田海域，出水中国陶瓷、南汉银铤和“乾亭重宝”铅钱等，推知是以南汉国作为贸易对象。“井里汶”沉船，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有“广东罐”出土，出水瓷器年代相当于南汉国晚期。

更多的大罐，在时空长河中屡现不衰：12世纪早期的“飞鱼号”沉船，马来西亚沙巴海域，有来自广东的陶瓷产品；在越南中南部平顺省沿海海域打捞的17世纪“平顺”沉船，有广东生产的酱釉罐；发现于肯尼亚的“塔纳”沉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沉没，出水佛山石湾窑酱釉罐……而明清时期的石湾窑，李灶新介绍，它与前述“三南”中的宋代文头岭窑，早已呈现千丝万缕关系。

广东制造，千百年来长盛不衰；广州贸易，万千商品荟萃集散。沧海云帆，贸迁有无，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图景，正在一步步经由发掘和研究，向世人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