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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正在飞速的转型，但是有很多的人根本无法跟得上时代的剧变，落后于时代，最后使自己的生活陷入贫困。1980年一个老人生活陷入困顿，无可奈何之下他取出了自己祖传的一口宝刀，想要出售。

在专家的鉴定之下，这把宝刀最终卖出了500万的高价。可卖出了这个价格之后，老人却受到了鉴宝专家的指责，但老人却反过来指责专家没有资格对自己指指点点。那么老人的这把宝刀有何来历？专家为何指责老人？老人又为何说专家没资格？

祖传宝刀

老人的这把刀看起来很新，似乎并不像是真正的古董。这口刀的年限确实不长，到1980年这口刀被拍卖时，这口刀的年龄也不过在100岁左右。如此看来这柄刀不过才经历了三四代人，最多算是一柄有些年代的刀，算不上什么古董宝物。但是这柄刀的第一任主人可不简单，因为这个第一任主人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就是说这把刀是一柄皇帝的御用宝刀！

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清王朝就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那时候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几乎已经病入膏肓。想要拯救这样的清王朝就需要当局者下一剂猛药，于是清王朝就开始了改革。最终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清王朝的改革失败了。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上台时，清王朝已经彻底无药可救了。

他登基在位不过短短四年时间，他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退位下台。退位后溥仪此处游荡，寻找着复辟的机会，这期间只有一队忠心耿耿的侍卫跟着他。一个下台的末代皇帝的生活自然不会简单，不论是他自己怀着复辟的心思，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想要控制住他，围绕着他的风风雨雨自然不会少。全凭跟随着他的这些侍卫，他才能躲过许多明中暗中的危险，一直活到建国以后。

在溥仪与日本人接触之后，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为了能够彻底的控制住溥仪，强行遣散了溥仪的所有侍卫。溥仪在与侍卫分别时便想着能够给这些忠心耿耿的侍卫一些赏赐，但是那时候的溥仪早已不是万万人之上的中原天子了，他只是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傀儡皇帝而已。他拿不出足够的赏赐给手下这些忠心的侍卫，于是他便将这柄宝刀交给了自己的侍卫长，以此用于奖励。至此这柄皇帝的御用宝刀也得到了流入民间的机会。

单论这柄宝刀的文物收藏价值，其实它并不值得八十年代的五百万，因为这柄刀的年限实在是太短了，与真正的稀有文物相比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这柄宝刀有着超越文物本身的历史价值，它代表着清朝末年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以及一个侍卫的忠心。并且它是一柄皇帝的宝刀，所以最终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它被卖到了五百万。

专家与老人的冲突

专家在得知了老人的这柄宝刀的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赶往老人所在地，并对这柄宝刀展开了鉴宝活动，最终专家证实了这是溥仪的御用宝刀。专家在认出了这柄宝刀是真实的溥仪佩刀之后，他向老人提出了希望老人能够将这柄刀捐献给国家。

专家这么说是有时代原因的。八十年代是那个火热的年代刚刚结束的年代，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大量的文物被破坏掉了。所以此时的国家是极度缺少这些文物宝物的，得到了这些文物的国家可以组织人员对这些东西展开研究，继而对那一段历史补充细节。同时也可以对该宝刀进行保存，避免流落在民间使得其遭受损坏。

并且比起这个在国内得到损害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流落到民间之后，这柄刀就会出现流落到国外的可能性。如今我国已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禁止稀有文物出国。然而如今能够有这些法律，正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的文物流失到国外，最终才使得我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专家所说的话确实从国家层面来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说法，因为这柄宝刀是老人祖传的，老人拥有随意处置这柄刀的权力。在那个私有制不断发展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体制开始逐步建立，这才使得为公有经济奉献了大半生的许多人立刻被时代的大势给淘汰了。而老人也是这个人群中的一份子，并且比起这些人，老人当时的生活更加困难，因为他的妻子那时候身患重病，急需花费巨额资金来治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给老人开出五百万的高价来收购他的宝刀，所以老人自然难以拒绝这笔钱。

老人答应出售这柄宝刀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给妻子治病，这足以见得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为了给妻子治病，他愿意将祖传的宝刀拿出来售卖，这个过程中他的心里一定是十分的痛苦与纠结的，一面是妻子病重的身体，一面又是祖传下来的宝物。最终他决定出售这柄宝刀已经让他十分纠结了，而这时专家竟然站出来指责他，这自然会让他十分生气，并且对专家反唇相讥。

不仅是那时候的专家是这样，现在的很多专家也是这样，他们总会提出一些好似符合国家利益的建议，但从根本上都是没有立足于现实，没有立足于百姓。这些看似符合国家利益的建议，其实都是在动摇国家的根基，因为我国的根基永远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爱戴也是我党能够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专家总是提出许多危害百姓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或许短期内能够让国家受益，但在长期上一定会造成群众与国家的对立，这是在挖国家的根基。

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能够将心比心，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身居高位的人们更要有同理之心，想群众所想，解群众之难。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挣扎在生活的困顿之中的人们指指点点，提出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建议。